《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四）

吴砺

                        《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四）

估计现代的生态运动比它想像的更深地植根于基督教的传统。关于自然创造并养活了我们并制定了至高无上的规范的想像，是基督教中上帝观点的后裔。作为罪孽的后果，人类被从天国中驱逐出来，这一点包含着生态运动中压抑的犯罪意识的基本模式。相信人类的犯罪活动导致了自然的衰退这一想法也是古老的基督教的传统遗产；⑩这与最终的逻辑结论也就相差不远，也就是说对自然的犯罪导致了自然的衰退。倘若如现今在生态运动的圈子里人们常说的那样，基督教和它的关于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观点与东方宗教相比助长了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那么人们必须反驳，即首先在二元论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认识对自然的破坏。现代环境意识并不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天衣无缝的统一的观念之上。p099

对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几千年来，水一直是头号环境问题，且常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交替出现：水不是太多就是太少的困扰在同一地区一定的时期里，并非罕见。特别是在森林贫乏的地区，水况的蹿动极大。水既是生命的源泉又是生命的威胁，这种矛盾甚至在宗教和神话中都有反映。亦如人们从世界各地的神话中所获悉的那样，自从远古以来，洪灾毕竟是自然威力带给人类的最原始的心灵创伤；甚至直到今天，洪灾还占自然灾害的40%。②而另一方面自然界最严重的悄然死亡的形式——干旱正时刻威胁着人们。p102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c3)指出，统治意味着紧急状况下的决断。人类与水的关系的危机显然为中央统治的合理化做出了贡献。传说中国的黄帝就曾经在洪涝灾害中拯救了他的民族。承认自己追随维特福格的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论证灌溉文化的集权化倾向时认为，不是日常的需求，而主要是突发状况，尤其是洪灾或旱灾对人们构成的威胁为中央集权化提供了存在的理由。⑩至于水利统治在政治舞台上将自己打扮成一种救世主的形式或方式，持久看来是否能为人民带来福利，值得怀疑。就此而言，灌溉制度的历史包含了对那些生态运动的先锋思想家的警告——他们带着偏爱全球化地构想着环境政治，并且尽可能地将其拔高。有时候当人们努力追求一个伟大的解决方案时，问题反而变得更棘手。p109

当古埃及在生态史的教学大纲中有望成为模范教材时，美索不达米亚则成了一个反面典型。这一历史开始于苏梅尔人的古代文明，在流行的环境史中，他们常常被看作历史上第一批生态自杀者并因此而在自然毁灭的悲观主义世界史中成为合适的序幕。自从消失在荒漠中又再次被挖掘出的乌尔(Ur)和乌茹克(Uruk)的遗迹被发现后，人们猜测到，这里毁灭的不只是文明，还有环境，只是人们还不清楚，是自然毁灭导致了文化毁灭呢，还是文化毁灭导致了自然的毁灭。直到我们这个世纪才弄清楚，灌溉系统的破坏招致了荒漠的胜利而新的灌溉再次使两河流域成为伊甸园。正 当伊拉克成为生态榜样时，人们遇对了大规模的盐碱化问题。@于是人们更加怀疑是几千年的灌溉本身使土地成为荒漠。确切地说，长期的灌溉、没有休耕、没有足够的排水设备以及对森林的大肆砍伐一齐导致了荒漠。p112

克里福特·盖尔茨描写了巴厘岛上的“Subak”一水稻梯田，认为它是一种体力的、技术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统一。许多大的相互联系通过灌溉体制产生，但是梯田却是强烈依赖于土地的弱小农民细胞的典型聚集。从远方看来，一层层向山上排列着的梯田就像绘制在田野上的一个大的自然的金字塔，而如果人们将它看作是圆的盆地，就像一个露天剧场。倘若人们想沿着路边漫步，会觉得不由自主地转进了一个迷宫，得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再次走出来。抵御来自平原的入侵者，迷宫肯定是一个很好的防护。即便在困难的时候，它也能保持小农的细胞培植。由于在山地建设和维护这样的梯田需要耗费很大的劳动，这种土地建筑将农民与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并且迫使他们珍惜每一块土地。p117

在环境史上，梯田带有明显的两面性。它比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更鲜明地向人们展示了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刻的历史矛盾：一方面是深刻地环境改造，以对土地高度的关怀将整个山坡变成了台阶；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建立在高度的环保意识基础上的耕种，一旦缺人或淚疏忽，将迅速带来土壤破坏。p118

从18世纪到今天，从早期的满洲皇帝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在西方人的想像的世界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图画：一方面是不懂得自由和人权，另一方面是渗透了中国人的哲学智慧。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人与其环境的关系的印象也黑白相掺。也许这与西方人看问题的角度有关。但是这种明暗两极在某些方面却与现代的中国人看待自己的国家的方式和方法相关。p121

对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的追随者来说，中国是一个最好的典范。它告诉人们，在怎样的程度上，农民能够依靠自己的灌溉梯田满足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增长的需要。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中国却很不令人满意，它展示的是一个国家怎样 由于人口过剩而不断陷入经济的和生态灾难的边缘。这里存在着的恰恰是某种强化水稻耕种的趋势，它促进了人们的生育热情，似乎劳动者越多创造的粮食也就越多，而这正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环保局的两位领导人将过去四千年的环境史描述成简单的人口增长：巨大的人口增长意味着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历史教导我们，人口膨胀的沉重代价与环境的退化紧密相联。”中国历史的很大部分受到了不断反复出现的饥荒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有马尔萨斯(Malthus)-中国对他来讲是一个警示，还有许多同时代的中国人。9

有人甚至把中国人说成是直接与自然为敌的。在中欧人看来，中国大范围的森林砍伐是蔑视自然的一个明显的证据。p123

只有当人们重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根本差异时，才能理解中国的环境史。在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耕种不需要人工灌溉；驰骋的牛牵耙犁统治着深深的黄土地，直到 20世纪，当地的主要粮食不是稻米，丽是来源于非洲的性喜旱地的黍类高粱。依靠人工灌溉的梯田水稻种植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那里的农民大部分依然用锄头和铁锹耕作而没有大型牲畜。中国北部和中部农业的核心集中在平原和大河谷，而在南部人们必须依靠山地的梯田化；在北方，洪灾和淤泥是最大的威胁，而在南方最大的威胁则是缺水和侵蚀。古代中国的中心更多地是在北方，而近代相反，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与此相应，随着时问的流逝，起决定性的问题也发生了转移。

那么究竟什么是危机呢？中国的环境史同样也面临着价值判断的题。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然灾害——在以黄河和长江的河谷平原为中心的地区——一直是大的洪涝灾害。这些河流的巨大的泥沙潮不断困扰着人们。由于河床不断升高，人们不得不反复抬高河堤，随着时间的变化河道也发生了改变。黄河的泥沙量是尼罗河的25倍，而长江是尼罗河的8倍。但是这样的灾害和危险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态的危机，因为它的效果其实与风调雨顺的尼罗河潮泄一样：大量肥沃的土壤物质流向了农田，甚或产生了新的农田。@不是所有的水土流失对人类来说都是弊端：比方说那些从很难耕种的山坡上流向容易耕犁的河谷平原的水土。至于那些加重了洪涝危险的河床抬高同时也使灌溉变得容易：人们因此而不需要提水的工具就能够将水输送到 田野。中国历史的明暗，部分地来自于一块硬币的两面，而环境问题的原因和解答并不总是能够像硬币一样将这两面断然分开。

按照维特福格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水利社会，他正是据此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李约瑟也认为维特福格的理论原则上是正确的，并且强调，许多中国的学者证实了官僚制度起源于水利建设的观点。⑩在中国，水利和统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不容置疑。问题只是其方式怎样，在人与环境的历史上，又是怎样交互作用的。p127

在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意识在知情者的圈子里，甚至在公众中明显变得强烈起来。1978 年两位有影响的专业人士甚至呼吁，把更多的黄河周围的黄土高原重新还给森林和牧场，因为只有几千年的发展的回归，才有可能消灭不断反复出现的洪涝灾害。他们还指出，公元1000 年以前，在黄土高原被开垦之前，很少有过大的洪涝灾害——这是一种对几千年环境史的彻底的学习，它可以与美国西部有关荒野的预言相媲美！p136

1949 年日本的森林面积不少于整个国土的68%，而中国相反只占8%。与此同时，日本人虽然是一个“木制文化”的创造者，传统上对森林却没有特别的感情。他们更喜爱的是泉水。但由此也可以形成森林意识。高森林覆盖率的一个决定性原因在于，日本的大部分地区是陡峭的山峦，它们不适于耕种0 1960 年起，日本这个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不再发生木材困难，它对木材的需求 由新几内亚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在那里，毫无顾忌地砍伐森林的日本公司声名狼藉。

此外，日本在与环境的交往中，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与中国相比具有自动中心发展的优点。它不受游牧民进攻的干扰，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也瞬息而过。关于帝国主义的生态意义我们还要述及。p137

1768 年一位意大利的水利学家写道：“水建筑诞生在意大利，并且几乎完全在这里发展到了完美的地步。”16世纪开始水稻在波河平原的推广改变了当地的自然风光，使之逐渐具有了中国的风格。但是威，尼斯泻湖的水的智慧在意大利只是一个特例。在近代早期不是意大利，而是荷兰才是水利建设的先进国家。17世纪时，从意大利的泊提诺的沼泽(Pontinischen Suempfen)到瑞典的高特堡格(Goteborg)，从波兰的瓦尔西瑟尔(Weichsel)到法国的噶若讷(Garonne)，处处都受荷兰的运河建造者的影响。p145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环境意识”的核心包含了健康意识，也就是说，健康受到环境的影响，一定的环境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样的意识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当人们想到疟疾的时候。人们知道或者说猜测到它和特定地区的自然的联系。从古典时代到今天，疟疾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传播最广的地方病。早在生态学还远远没有成为时髦的时候，在疟疾的研究中，人们就已经将医学、生态学和历史相联系。

从古代起，疟疾就将人类置于两难境地，它使人想起今天常常被提出的选择：要“生态还是要经济”？要想获得丰收，最好居住在潮湿的、有可能通过灌溉系统提高湿度的地区；但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建议人们最好住在空气干燥的地区。疟疾驱使人们将居住点和农田移往山区，尽管低地具有更好、更易耕种的土壤。还在1900 年左右，坚信科学的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就满怀喜悦地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时人们可以借助于化学生产粮食，人类终于可以不用“在如今耕种的腐烂发酵的土壤和沼泽地里”勉强维持生活，而是可以迁徙到健康的沙漠中去。@

谁研究疟疾的历史意义，谁就可能产生一个找到了世界历史的关键的感觉，尤其是对于理解文化的衰亡和帝国野心的失败。p150

摆脱疟疾，难道不就是取决于人的意志和决心吗？实际上这一传染病的历史是人类面对灾难性的环境改变的无动于衷的典型实例。当然这一问题和它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十分明显的。直到 19世纪，疟疾从体征上并不很容易与其他疾病相区别。尽管在古典时代人们就怀疑蚊子是疟疾的传播者，但人们并不能确定这一点。即便非洲学者斯丹利(Stanley)cl，也不认为疟疾来源于蚊子的传播。很久以来，但不是在任何地方，疟疾的威胁都是来自蚊子。而且这种病原体也不总是诞生于沼泽地；有时它也在其他地区传播，再说也不是所有的沼泽地都受到了疟疾的污染。@在环境政治上，过去和今天非常相像：期待着准确无误的知识的人总能找到无所事事的理由。

但是，即便人类曾经完全认识到了沼泽地是疟疾的病原，这种知识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很大的用处。在河道治理和开凿运河水渠时代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地理上的潮湿地区比人们能够排水的要多得多，即便我们忽略排水本身也会带来的严重问题，比如说它将损害邻近的地区经济和草地经济。随着近代奇林的出现，人们找到了走出困境的出路，尽管它比较昂贵且也只是权宜之计。

此外，疟疾在它一度肆虐的地区同时形成了一种复制系统：它导致懒惰和人口稀少，缺少必要的建造排水 网络的稠密的人口，如果从外地吸纳工人，那么这些人马上也就加人疟疾的牺牲品的行列。就此而言，疟疾带有一种历史主体的特征。对于当地的那些生存下来的居民来讲，他们形成了某种抵抗力，疟疾既是一种命运也是抵御外来人侵者的保护伞。与瘟疫不同的是，疟疾并不令人震惊，大的预防措施应该能起作用。p154

城市空气是免费的，但它既不好闻，又不健康。这一点人们知道得太清楚了。谁要是占有一块农田，在空气污染时就会逃离城市。城市里的死亡率常常超过出生率。只有通过不断的来自农村的移民，城市才能保持生命。 18世纪德国人口统计学的奠基人约翰。彼得。苏斯米尔西(Johann Peter Suessmilch)把城市称之为“国家真正的不幸”：不仅因为由它发散开来的不道德，而且还因为环境条件对健康的危害。大城市是最糟糕的，1796 年胡弗兰德大夫( C.W.Hufeland)c1)把它贬斥为“敞开着的人类坟墓”。p171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在中欧和西欧人们相对较好地调节了采矿和冶炼的木材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境问题，才使得这一经济区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并协同其他动力一起最终压倒了一切。这是解决地区环境问题的奥妙所在：卤为这种部分成功轻易地掩盖了潜在的危机并因此排除了传统的遏制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使得人与环境之间至此勉强保持了平衡。p179

对环境产生不同影响的殖民主义可有多种形式：既有仅局限于沿海港口城市的贸易性殖民主义，又有向内陆纵深发展的定居性殖民主义。贸易性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将殖民化的国家置于一种外来控制之下，并破坏了那种自给自足的实体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而定居性殖民主义则并非一定要带来同样的危险。与那些只对贸易和赢利感兴趣的殖民者不同，后者往往在成功地争取母国独立的过程中，更加野蛮地遏制 当地居民以及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外来殖民者的大量涌人动摇了当地世代延续的地区经验。在人们通过传统经验认识了这一损耗的最有利的情况下，通过开拓探险而获取的全新的环境知识将促成有意识组织的形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其下意识和至少在同等程度上无意间导致的后果对环境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一种由多种生物超越自己原本的生活群落向其他地区扩张的“生物入侵”。换言之，人类帝国的胜利进军也就意味着鼠类、昆虫类和微生物的胜利进军。p180

克罗斯拜是对传染疾病进行历史性研究的创始人，他提出的纲领在传染病理学领域里无疑是最合乎情理的，尽管“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此显得毫无意义。殖民者们通过他们所携带的病菌，在未受任何免疫力保护的印第安人地区导致了毁灭性的瘟疫，并最快、最深远地影响了新世界的自然史；与此同时，他们还无意中创造了使自身和他们大量的牛羊群得以定居安身的某种真空的也是最弱的区域。欧洲人到达美洲时，该大陆原始居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对这一问题的猜想一直就未中断：大致在20世纪30 年代的1000万人以下和60年代的1亿多人之间徘徊。这一趋势证明了拉斯，卡萨斯(Las Casas)C2’的论断，即在西班牙人于1492 年后的最初50 年里侵入的地区中随处可见蜂巢般密密麻麻的人群。正如威廉姆，德挪万(William Denevan)所言，如果哥伦布将那儿比作“天堂”，那么他所指的是一个人的，而非作为现代人宠物的荒野的天堂。占领者们并非因为所到之处皆为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外才取得了比十字军东征将士们大得多的辉煌成就，只有当传染病导致了当地的人口锐减，才出现了大片使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陶醉不已的美洲大陆的荒凉景象。无论是印第安人聚集的东北地区的燃柴紧缺，还是墨西哥和秘鲁的灌溉平原，不少迹象均表明，美洲大片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已经达到了食物空间的承受极限。p185

从未沦为殖民地的泰国和尼泊尔是亚洲森林滥伐的极端代表，在美洲则是步法国大革命之后尘由黑人奴隶通过斗争获得独立的海地，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赢得胜利之后的大量民众纷纷从地处平川的种植园迁进了山林，但却没能在那儿建立起稳固的梯田种植业，从而使海地 由以前世界上最富有的殖民地变成土壤侵蚀的典型。@只是短期沦为殖民地，在20世纪50 年代还被认为是土地极其肥沃和充满希望的埃塞俄比亚：，自1982 年和1984 年的饥荒之后成了经济和生态困的代名词：也许是“牛犁农业体制”在生态脆弱地区的推广所带来的后果。p189

从冰岛到世界的另一端，我们的目光又到了复活岛( Osterinsel)‘u，那个拥有巨大石像的地处太平洋的荒凉岛屿，这些石像也许正是对过去灾难性奢望的见证者。这个世界上最荒芜的文化岛屿今天被看作是由森林毁灭而导致生态自杀的可供观摩性典范，复活岛的命运为“地球宇宙飞船”敲响了警钟！那儿的森林毁灭可谓有目共睹，因为该岛的地势如此开阔，人们甚至可能清楚最后一棵树被伐的时间。或许复活岛的真实故事讲述的不是自杀，而是谋杀！根据花粉鉴定的结果，该岛的树木在一千多年前就几乎被砍伐殆尽，而1722 年发现该岛的荷兰海军上将罗格温( Roggeveen)在那里见到的却是各种果实盛开的一片繁忙农业景象。由 此可见，森林砍伐并非一定意味着荒芜不堪，毕竟棕榈树还继续存活。复活岛的真正衰败可能始于后来爆发的残酷内战，并最终以于1862 年由秘鲁奴隶贩子将该岛的大部分人口贩卖为奴，以及将整个岛屿变成一个广阔的牧羊农场而画上了悲剧性的句号。@不难看出，异国生态类型多么容易遭受外来事物的侵袭！p193

吴砺

201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