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过三峡》（四）

吴砺

                       《扁舟过三峡》（四）

我久久地站在河水切割成的一个岩石平台（这样的平台有许多）上，观看忙碌的苦力队伍为庞大的帆船队装货卸货，帆船上满载着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各种物产。一队队搬运工人，辛苦地背着未压实的棉花的白色巨大捆包，登上长长的梯级，十分引人注目，远看就像一大群蚂蚁背着自己的蛋一样。我悠闲地凝视着这繁忙的景象，能够不受人群打扰地观看这一切，真是一种新奇的感受；同时，眼前的情景与自己这许多日子身历其境的宁静的大自然景色又形成强烈对照。遗憾的是，这次旅程的目的地已到，商务要求我下月返回汉口。一个人游历得越远，就越想到更远的地方去游历。P082

4月8日，星期日  天晴但多云，中午稍见阳光。在商行凉飕飕的院子里，气温为华氏65度。四川以多云的天空和多阵雨的天气闻名中国；在我逗留的4月份中，每天晚上有规律地下大阵雨。四川省似乎位于一条云带下方，这种特点自古以来就表现在邻省云南的名称中，云南，云之南也。P084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包括与邪恶调和，向他们认为能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圣贤们叩头。这个民族不大可能重视基督教的理想，而我们却不遗余力地向他们灌输。他们本身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子女孝顺和习俗为基础，行之有效，要去推翻它则弊大于利。尽管有自身的基本缺点，他们却拥有许多美德：随遇而安、彼此和睦相处、重视家族关系、好客、服从雇主，如果引发激情，他们会热心于公益事；个社会制度的根基已被动摇，其原因是从上到下都在侵吞公款和欺诈；军队只存在于总司令的口袋中；公共粮仓只剩下谷糠；签下并不准备接受的文件，发表宣言却无意遵守，整个清帝国像是个大骗子。然而，他们的人民不屈不挠，十分勤劳，如果由天赋更高的领导人来治理，他们仍然会成为伟大的民族。要想找有胆略的领袖如何领导这个民族的例子，不妨看看一些入侵的帝王登基时颁布的著名的《平坟法》。10世纪蒙古人统治时期，这一法令得以加强，忽必烈汗发现帝国的可耕地的相当大一部分都被墓地所占，就下令不留情地将坟地铲平。遗憾的是200 年前满族统治者被说服废除了类似的法令。P088

虽然董家很好客，我还是很高兴离开棉濠浦（他们居住的村子），因为在中国人的乡村住宅中（其实城市住宅中也一样），生活沉闷得难以忍受。把墙上的字画看完后，封闭的院子就显得很单调，想欣赏景致就需要外出。但当我起身出门时，却跟着一大批随员——我自己的两个仆人和主人家的仆人，还有家庭成员（不言而喻，只有男人），这使我非常同情为王者的烦恼。尽管这些人很尊重我，但被跟随着和看护着这一点，就使你欣赏美景的情趣减半。天气又热又闷，一活动就满身大汗，而现代的中国人有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对洗澡一无所知。P094

下午，我到位于上城的法国天主教机构“真元堂”去，接待我的是佩尔·万科特主教，1860 年，他接待过布莱基斯顿等人；他所写的极富特色的信件收在《扬子江上5个月》一书中出版。传教士们的房子正在建筑之中，十分宽敞。四川是各传教团体寄予厚望的地方，重庆现有将近4 000 教徒，全省近50 000．不过，大多数是17世纪耶稣会士信众的后裔。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是经过特殊选择的，仅在四川就有50人，而这些最能干的天主教士经过两个世纪的努力，才取得这点可怜的成果。我不得不同意佩尔·阿芒，达维德的看法，他怀疑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普遍推广；特别是现在，数不清的欧洲各色各样的新教教派都涌入这块土地，使本来就持怀疑态度的中国人的思想更加混乱不堪。中国人把这些不同教派看成是不同的宗教，而我们很欠考虑地把“God”译成“上帝”，就更加深了他们对传教团的蔑视。在各种文字论述中，当提及“至高无上的力量”时，中国人只使用“天”一词，其他词一概不用。“天”这个普通的词也指看得见的天空，相当于英语中的“Heaven”。所有圣贤及人类都生活在“天”之下，人1，．向“天”祈祷，各种寺庙塑造的是“天”的形象。经过许多年和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友好交谈后，在我脑海里，中国人的“拜天”这一词组与我们的“WorshipGod”（信奉上帝）完全相等。如果早期的传教士能够明白这一点，在宣传基督的教诲时把基督说成是在“天”之下的预言者，那么基督教所取得的进展有可能与佛教一样；在驯化古代中国人的特性方面，佛教显示出奇特的功效。但是，为了使God人格化，耶稣会神父们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天主”。后来，英国人来了，为了区别于天主教，他们为自己的God取了另一个名字“上帝”，意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来得最晚的美国人对二者都不同意，想显示一下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自己的God发明了一个全新的词“真神”，暗示其他神都是假的。结果，中国人很自然地说：“外国各有各的神，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神？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天高于一切，下一级神，无论是神子、神母（天主教后来又分出神母）还是什么别的，与至高无上的天的关系永远说不清楚，因此凡是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必去理会。”事实上，中国人看来更适合于接受西方宗教伟大创始者的教义，但现在我们花大量金钱以目前的形式向他们灌输这种教导，只不过是把钱随便扔掉，这些钱本来可以用于感化传教士们周围的无知穷苦人。在印度支那由于传教工作引起的骚乱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可以在最后再做出判断。至于中国人的情况，如果不是由于他们怀疑我们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利，阴险地企图破坏他们固有的子女孝顺忠诚的习俗，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肯定会比现在要真诚事件.p095

上岸后，我爬上陡峭的山坡，山腰上有一处地方就像突出的膝盖，一座新造的坟墓恰好修建在上面，还有舒适的石椅。我冒着灼热的阳光坐下欣赏美景。不论从哪一个方向观看重庆市，其景致都令人陶醉；每一个侧面都是一幅新的岩石、河流、树林、寺庙、城墙上的雉堞，以及高起的屋顶所组成的不同画面，其丰富的细节只有照片才能再现其真象。我坐着，凝视着，足有半小时之久，努力景象印》将眼前景象印在脑海里，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能重游此地；今后回想旅游所经历的一切时，眼前的印象永远是最令人愉快的画面之一。

在欧洲，特别是在美洲，当你凝视最美丽的风景时，那些生硬的人造工程，常常让你兴致大减，除非是纯粹的原始风光。甚至作为唯美主义家乡的美丽的日本，现在也是这样；模仿西方建筑及服饰的狂热，形成笼罩在日出之岛上的黑影。但是在这里，在中国偏远的西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风水，从好的方面说，具有最高影响力，使人与土地保持和谐的关系，有如鸟与空气、鱼与水的关系一样，建筑物都与环境协调。灰白的雉堞仿佛是崎岖山崖上自然的突起物，城墙顺着高山低谷的走势而蜿蜒起伏，并未显出与自然风貌相冲突的痕迹，而鲁莽的西方风格则疏于此道。这里没有这种好冒尖的暴发户：想修建高于邻人房舍的塔楼，盗走他们的空气和阳光。只有寺庙和衙门的建筑比民居显眼，寺庙以其绿色和金色的琉璃瓦独具一格，衙门则以两根离奇的旗杆为特征，与西方的光秃秃的柱子和方形旗帜不同。如果像伦敦的安妮女王大厦那样的冒犯社会习俗的事件发生在此地，那千年长眠的“龙与龟”塑像（造型很像激怒的群众）也会觉醒起来，推翻预兆厄运的建筑物，使它片瓦无存。这个城市对外国人明白表示的唯一一次敌对情绪是由天主教传教士们引起的。，在市中心有一处显眼的沙岩崖壁，居高临下，位置优越，崖顶有一座十分古老的道观。这是一处古老的捐赠地，由几个仍活着的老道士照管，拥有所有权；由于他们的贪婪，传教土们成功地获得这块面积约4英亩的地方，作为修建教堂的地址。全体人民群起反对，如果不是神父们在最后一刻同意官员的要求，接受另一处位置较低、更值钱但不那么醒目、不干扰风水的地址的话，基督徒和神父们的生命恐怕就难保了。天主教徒现在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假冒古典风格的丑陋的灰泥结构的高大建筑物。在传教士所到之处，这些高大建筑都有损于中国城市的风貌。感谢上苍，他们能悬崖勒马，没有破坏重庆的总体风格①。

河面上的活动和周围环境也是协调的。由于有强劲的上风，每艘帆船都升起了单一的主帆，好风使四方帆张满了；形状奇妙的帆船顶着急流前进，其进展速度几乎觉察不出来。尽管挂着帆，船队仍然由看不见的细丝与岸上相连，每艘船只前方约1/4英里处都有一队纤夫依稀可辨，他们在山谷中时上时下，沿着斜坡上的岩石小道拉纤。

重庆所在的半岛四周，山峰环绕，形成盆地地貌，又宽又深的扬子江就在山脚下流动；山坡上密布着村庄、农舍、酒厂和制造厂。再靠下游，从平原崛起的山脉则不相同，山体裸露、荒凉，既不能住人，也不能作牧场。贪婪的伐木者像对待敌人一样，把树木齐根砍光，结果山坡成了一片凄凉的不毛之地。四川的山峦得到既充分又合理的开发利用，就像欧洲城市的周边地区一样；这里的乡村平静而令人愉快，完全没有东部那种使人生厌的景象。在湖北平原上，城墙环绕的城市修建在陡然崛起的秃山脚下，像是在被蹂躏的村野上临时安扎的营寨，风景虽然完全是天然状态，十分惊险，却令人生畏，缺乏吸引力。我在重庆居住的那条街离南城墙很近，只有5分钟路程，却与南城墙墙头齐平。我常常暂停其他事务，叼着雪茄，从商行来到墙头，坐在城垛上，凝视下面的山谷和对岸的城郊。由于岩石陡峭，对岸只有三四个地点能上岸，并有渡船来往；看着这些小黑点般的渡船，爬行似的花半小时才到达对岸，真是奇异的景象。对大汽艇来说，这里有多么好的机遇！一旦有可能对这样积极而又能苦心经营的中华民族注人西方的活力和方法，中国在国力和资源上将能与美国匹敌。西方人的压力，不久将会迫使官吏们无可奈何地开放这个国家，并将使人民获得新的活力，再也没有时间与鸦片烟管做伴了。

从远处看，重庆作为内陆山城，优美而独特，但是，与南欧许多风光旖旎的城镇相比，我很遗憾地说，只要进一步接触，中国城市的美丽之处就完全消失了。肮脏与中国人似乎不可分离，对这个错误的问题完全漠不关心，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各个阶级都一样。华丽的丝绸掩盖着从不清洗的皮肤，从官员们富丽的黑貂皮袖口下伸出来的是与肥皂和钳剪无缘的手指甲。春天，辛苦工作的苦力脱掉冬天的棉衣，高兴地展示使裸露的皮肤变丑的疥疮而毫不在乎。狭窄拥挤的街道的唯一打扫者是暴风雨；房子里面，地上的泥土，家具上的尘埃日积月累，都等待着新年来临时一年一次独一无二的大扫除。然而，他们使妇女双脚残废，使家庭的天然卫士因残而不能全力干活，对这样一个民族，你又能在这方面指望什么 呢？p101

重庆有三个基督教传教团：美国循道宗传教团，中国内陆传教团和天主教传教团。后者是最老、最重要的一个，在重庆的教徒超过3 000人。天主教组织由于不自觉地模仿佛教的一些仪式，以及明智地容许崇拜祖先，对于因无知而迷信的中国人的吸引力比其他传教团体要强。然而即使天主教也是停滞不前的，它只在其声望显赫的年代及拥有广阔的传播领域时才得以推行。新教教义传人中国后，由于它具有好探索和爱争论的精神，对于虔诚的天主教教士预期的布道效果是一种致命的冲击，他们已在这块不知感恩的土地上辛勤工作了两个世纪。就像在西方一样，怀疑大门一旦打开，对基督教的信仰就注定要动摇。我们也绝不能根据传教团报告中的一些错误印象，就认为中国完全沉湎于实利主义之中，对道德教导毫不动情，以致需要依赖西方来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一些仁义之士不断地传播有教育意义的著作，鼓励人们改进生活习惯，此外，一些受雇用的宣讲员也以露天宣讲形式对人们进行忠告。重庆的晚上常可看见这样的景象：一天的工作已结束，店铺也已关门，便有人在街角上搭起高台，上面摆一张覆盖着红布的桌子，桌上点起两根红蜡烛，后面坐着一个男人，身穿丝绸马褂及全套礼服，头戴硬挺的官帽，正在向群众讲述什么。要不是那身整齐的戏装，你一开始会以为他是个讲故事的人，身边围着一群鸦雀无声的听众。走近以后，才发现他是在解释当地一些令人难忘的事物，劝告人们悔悟。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对这么多充满智慧的谚语和道德格言了如指掌；很少有一句话不包含着古代圣贤的箴言或教导。要知道，中国人是一个爱好读书的民族，他们普遍接受孔子的学说，这一学说丝毫不比基督教教义逊色，并且与后者不同，历经25个世纪的战乱而仍然盛行不衰，没有遭受怀疑（，／如果指望一个不易激动的民族，一个能把伦理道德学说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民族，能够专注地信仰希伯来文《圣经》，这在非神职人员的一般信徒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中国人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准，只说明他们具有人性。他们的文明发展程度低于我们，他们的体格和智力发展也一样。如果要提高到我们的水平，需要今后几代人都与西方保持紧密接触。p106

我们正在歇息的乡间别墅是我访问过的中国大宅的最佳样板，值得作简短描述。上个世纪，一位退休知府花费 2万两银子修建了这座府邸。围占地面积达4英亩多，有石墙环绕，墙高10英尺，厚5英尺。里面是相连的院落和没有楼上的高高的厅堂，竖立在石头基座上的巨大木柱支撑着瓦面屋顶，一切都像当年建造时一样鲜艳、辉煌，墙壁为砖砌，地面铺石板。院落一进比一进高，由几级台阶相连。府邸的最后部紧靠垂直切断的岩石，岩面上长满蕨类植物，岩石上方是竹林，岩石正面喷射出一股清流，为别墅提供了泉水。厨房、马厩、仆人住处等外屋都很宽阔。在最低一进院落和外厅之间有一个很深的鱼池，池周围有石码头，两座曲折的雕花石桥跨越池上。庭院内种满了适合这个纬度的华美的亚热带植物，由于长期没有修剪，疯长的花木把弯弯曲曲的步道挤得几乎无法通过。庭院中有一座雅致的石造舞台，用作露天剧场，背景是斑竹林；这种竹是高雅品种，其特征是浅绿的竹身上带有黑色斑纹。

当初修造得十分坚固的主要建筑物都维护得非常出色，但是只有一个较小的院落有人居住。小院里布置了一处临时小教堂，张贴着圣徒们的彩色印刷画像，中间是圣母玛利亚，撕开的胸膛冒着火焰，给人一种难受的感觉。基督教杰出人物的受难形象向信徒们表明西方教义中的苦行主义，与佛教形成强烈对照；佛教寺庙中胖乎乎的、满面笑容的佛像展现了佛教的达观，使人感到有希望。也许这两种宗教都背离了各自创建者的教旨，佛教从外表上更具有吸引力，而当代基督教更强调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天主教教士的高超榜样远超过佛教僧侣的修行。但是如果这两种宗教的形象标志就是信奉者所获回报的真实写照，我宁愿当罗汉而不愿做圣徒。p111

现在我们继续前往石家梁，准备在那里坐船去重庆。道路有10英寸宽，石板铺面，为便利运煤脚夫而建。我们遇到一队队携带空篮子回矿的脚夫，听到小马颈项铃铛的声音，便迅速跳到一旁让我们过去。我的同伴忽然叫我转入左边一条险陡的小路，小路通向坐落在深谷一处平台上的农场，我们从一段美观的石级攀登上去。原来农场是数年前董家组织夜袭的集合地点，在打斗中眼前这位农场主人不幸失手杀人，为了在随后的官司中保护他，董氏家庭付出了4 000两银子。他是中国西部农场主阶级的良好典型，高个子，体格健美，举止庄重，与中国商人有很大不同，就像典型的英国农场主与伦敦市民不同一样。农场的房舍为两层建筑，修建得很结实，排列成三角形的三条边，敞开的场院俯临色彩富丽、土地肥沃的山谷；山涧哗哗流过谷底，足以灌溉较为开阔地区的水稻田。山谷直通小河河岸。繁茂的竹林和松林一直覆盖到 山顶。罂粟是豆地和玉米地的冬季作物，现在刚成熟，正要收割；仔细观察一下其蒴果，可以见到四道）9刃划痕，鸦片液从划痕慢慢渗出。穿过田地时，我的白衣服都染上了棕色的罂粟液。关于种植罂粟问题，我曾谈论过多次，西部省份种植罂粟的巨大面积使旅游者震惊。令人烦恼的是，到处都可见到这种强制引进的毒品的英文名字，而它既有好处又有致命毒害。早在古老的东印度公司引进鸦片以前很久，中国人已在服用它。最早将鸦片从印度带往中国销售的是葡萄牙人，但是，如果没有找到现成的销售市场，他们也不会将鸦片带去。鸦片烟枪是中国人的发明，这是十分肯定的，因为在任何其他国度都没有看见这个东西。与对健康的直接损害相比，我更重视鸦片所造成的金钱上和时间上的损失。在中国，对于一个工钱收入仅够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抽鸦片的钱是从日常食品中挤出来的，因此，穷人中的鸦片烟瘾者总是一副半死不活的面容；而这个家庭所承受的残酷的贫困状态，就像我们国内因喝酒而导致贫困的家庭一样。但是，在经济宽裕的抽鸦片的人当中，有几个人的健康状态是被毒品严重损害的呢？我本人在中国逗留 20多年，与各个阶层人物广泛接触，一个都没有见到。，对于富有的中国人来说，晚间抽上一管鸦片烟，是一种消遣，是东方人所喜欢的在安逸状态中愉快地消磨时间的一种手段；商人们的最佳买卖常常是在鸦片烟枪的伴随下达成的，就像我们国内一面喝酒一面达成协议一样。对这个阶级来说，在烟枪上浪费点时间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当然，对于官方机构则完全不一样，在中国，一个认真负责的官员是最辛劳的，一位精力最充沛的好官也不可能把被搁置的工作完全承担起来，特别是在战争、动乱和饥荒的年代，而近50 年来，清帝国一直遭受这些问题的折磨。p116

吴砺

2019.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