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五）

吴砺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五）

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 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于是，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从最近的将来考虑，“只要尚有一线希望可以通过温和的方法取得成功”，英国的“利益”以及它的“人道精神”应促使它不入侵中国。马戛尔尼认为克莱夫勋爵的征服天朝帝国领土的计划实在“荒唐无稽”。他要给中国人时间，让他们抓住使团刚刚提供的机会：即对英国人有个好评价，并从而“更礼貌地与他们相处”。片03他那发自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使他透过不同的习俗来看他的同类。在作为中国人之前，中国人首先是人。他们有些怪，确实如此。“但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也受七情六欲的支配。他们不信任外国人，但难道他们的怀琵没有道理吗？在英国人去过的世界所有地方，他们哪有不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优越而不向对方表示蔑视的？”“既敏锐又自负”的中国人必然会发现“英国人的这种乖戾”。

马戛尔尼是人道主义者，所以也是乐观主义者。他像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偏见来自对自己和他人的无知。歌德读了中国小说《玉娇梨》后发现，人类感情的相同点超过了异国情调。马戛尔尼也许会同意这种判断。

只要在广州有L位英国常驻代表就能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了吗？中国当局给予这位代表多大的自由呢？问题不会提出来，因为建议还没有下文：东印度公司消极抵制。

，法国人皮隆①看见马戛尔尼登船回国：“使团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10年后，他这样分析了马戛尔尼的失败：“我们看到他带着全体随从人员和一部分礼品回到广州，而从中国政府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为什么要来呢？当然不是为了扩大贸易，英国的贸易情况很好。中国人在想：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像在印度那样干涉我们的内务。”p404

从1817 年 3月起，拿破仑就怪英国内阁未让阿美士德服从所去国家的习俗——“要么就干脆不派他去那里。”“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人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最高官员—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指责奥米拉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为了使他的推理更为明确，拿破仑甚至用了粗俗的说法：“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拿破仑一面说一面做动作——并同奥米拉一起哈哈大笑。

当他们由衷地开心了一阵后，拿破仑又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最高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的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在阿美土德抵达前 3个月他就这样说了。P446

显然，雨果把圆明园说得过于富丽堂皇，把西方的罪责都推到小拿破仑的身上，夸大了“白人的哭泣声”。罗马遭笃信天主教的查理五世的洗劫，路易十四蹂躏过巴拉提内特，无数的战争中发生过无数这类勒索事件，中国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待遇。但雨果却完全意识到在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上这次创伤的严重性。

这次新的胜利后，又在北京签订了第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又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西方炮舰可以沿长江而上1000 公里。最后，最令人痛苦的一项条款里互相交换常驻代表。叩头就完了！在马戛尔尼提出要求后只用了67 年时间，他们就同意了遵守国际惯例。西方人不再是“纳贡的夷人”，并将派外交使团到为此而设立的总理衙门。

这样从一开始就支配中外关系的不平等就取消了。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些用武力强加的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呢？哪个条约不是不平等的呢？在西方人的思想里，条约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而用一种持久的权利状态来替代，它制止了力量悬殊的战斗的破坏性逻辑而回复到建立平等关系的和平逻辑；相反，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与属国之间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感到的不平等就是人家把平等强加给他们。命定的附庸同合法的君主平起平坐，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事！

这种变革使中国人的思想难以接受，所以久久不能得到实施。它弄乱了一切对生活的看法。它把理性强加给了中国人。它让中国人放弃了造成幻觉的思想。但它又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受到了伤害——就像一个小朋友想用拳头告诉一个陛格孤独的孩子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人那样，中国人只有通过起义、仇外以及内战才能治愈他们受到的创伤。P461

战争前夕，—艘英国通信舰把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带给已成为他敌人的当年的同学和朋友——中国统带丁汝昌。这封军人之间的信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日中两国在“剧变的世界”里的反差。这份罕为人知的文件写道：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你们指定某人担任一项职务时只考虑他的文学知识。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您知道 30 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切顺利，否则它就只能灭亡。

“谁想忠诚地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谁就不应该让自己被面临的大潮所席卷。最好是改革这个有着光荣历史、幅员广大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以使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请来我国等待您的祖国要您回去从事维新的时刻吧。”

海战之后，收信人海军提督丁汝昌恭敬地面向北京自尽了。P464

共和国在南京宣告成立。1912 年元月1日，新的国家正式产生了。格里历代替了中国的星相历时，孙中山当了总统。2月14日他让位于一名独裁者袁世凯。中国在4000 年的历史中至今就有过这45天的民主。

但无论如何，上天安排的一个时代结束了。马戛尔尼的可悲预言实现了，也许是因为他在120年前伸出的手没有被握住的缘故。P466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它的本土被向它进贡并作为它前沿阵地的属国所包围。和睦的中国覆盖了从里海到琉球群岛、从贝加尔湖到孟加拉湾与暹罗湾之间的广大地区。

这辽阔的领土被无法穿越的沙漠与高山以及海盗横行、波涛汹涌的大洋保护着，被万里长城，被无法根除的偏见组成的精神上的长城，被那种认为中央帝国孕育着“天下惟一的文明”的信念保护着。这领土之外的人民则是一些粗野的外夷（除非他们因“向往文明”而来顶礼膜拜）。来自他们的有害东西应该予以抛弃。他们的侨民来中国都包藏着祸心（是否完全错了呢？）应该处处怀疑提防他们。所有不是奉皇上旨意离国的中国人都应退出帝国；从国民责任方面来说他们已经叛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已经死了。

在内部，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分成阶级，不如说是分成某些等级。等级问的隔阂并不比中国人与外夷之间的隔阂更好克服。只有通过攻读儒家著作并经过科举考试的核实才能跨越它们。中国社会学家强调这制度的灵活性以及世袭在其中不起作用。但这种读书做官的过程中也包括着分隔的规则：官员哪怕出身平民，通过皇帝的授权也变成了这些规则担保人，而皇帝又要对上天负责保证规则的实施，因为他是受天命来保护这些规则的。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秩序。

当然，中国同从朝鲜到缅甸的属国以及如印度、菲律宾、爪哇等传统顾客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整体。这个集团虽然在习惯上一成不变，但还是活跃热闹的；它禁止对外贸易，但内部的贸易却很广泛。它组成了布鲁代尔所说的“经济世界”。只是这个经济世界不像英国经济那样发生爆炸，因为它缺少“足够强大的、能使核心升压的外围地区”。中国控制的经济力量因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必然要接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左右。巴拉兹指出，在中国只有当政治秩序被严重动摇时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

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政治上看，“隔离群”这个说法在这里并不真正适用。乾隆时的中国实行汉、满、藏、蒙等民族的共处。许多用这四种文字写的18世纪时的碑文就可证明这点：这四种文字可占一面，常常还刻着乾隆的手迹。

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内部分成等级，四周用墙围住的国家。马戛尔尼使团把一个全球自由来往的社会同一个封闭隔离的社会对立起来了。开放的帝国对封闭的帝国。

双方都断言自己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从本质上就高人一筹，并以损害属国或“熟”番的方式加以推广。英国说自己的文化优秀，因为这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建立在科学、自由交流思想和精通贸易之道的基础上的文化。两种语言无法沟通。双方都误解，双方都互相瞧不起。

我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原来领先于其他文明好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失去这种优势呢？马戛尔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两种解释。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p469

马戛尔尼赴华及其使命的失败孕育着以后两个世纪里的对抗：西方与远东的文化冲突；工业国与第三世界的冲突。

然而马戛尔尼出使时狮子与龙的相遇使过分简单的比较不再适用。中国继续闭关锁国，这从它自己的观点看是合乎逻辑的。而英国想迫使中国开放时却有些前后不一致了。马戛尔尼及其伙伴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时他们并不比中国人看西方时表现得更为豁达。他们知道要去见一个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们接近后者时就像那些低级的船长或商人对非洲部落里的人一样。他们有着当时的人——启蒙时期的人——的目光。他们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冒险家。他们对善良的野蛮人与异国情调的高雅人一视同仁：都是他们做买卖的对手，是一件商品，一个没有读过并且永远也不会去读亚当，斯密著作的人。他们对去时上船的四位中国人与返回时搭乘的巴布亚人不加任何区分。P470

马戛尔尼的—切做法都在否认中国文化的有效性。拒绝叩头，讨厌盘膝而坐，见到日常生活的场景傲慢地感到可笑，这些意味着：认为不能有几种文明。他像中国人一样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这种文明进化。英国不但是这种文明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是它的动力。这种惟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新教徒的模式①。在这种模式里，《圣经》掺杂了理性主义，事业心替代了命定论。勋爵的责任就是把这一模式推广到中国。他意识到这个任务要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并有朝一日要诉诸武力。

19世纪与20世纪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偏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是有色人种遭到欧洲的殖民统治，然后是他们的反抗。这类冲突在双方接触的初期就出现了，但接触本来是应该消除这些冲突的。P471

英国人在这次旅行中从热情转到蔑视。但回国后，同斯当东爵士一起，马戛尔尼有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考虑他的《纪实》。这本纪实直至1908 年，特别是到了19（醒年才发表，而且还是部分内容。它提高到人种学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问题。在书中，马戛尔尼是以看问题准确、目光远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现的。中国当代历史学界也正在接受这一看法。

就像托克维尔在美国和居斯蒂纳②在俄国一样，马戛尔尼诚实地指出：“我不能什么都看到，所以我可能搞错；但我介绍的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有些事情原来是看不到的，因为当时贴得太近，现在拉开了距离就看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过他人。马戛尔尼与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时间来制造这面中国的镜子。当他们把玻璃浸人这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神奇的液体——同现实接触——中去时，背面的锡汞层形成了；镜子把他们自己社会的形象给照了出来。中国教会他们如何去看西方。他们在为中国社会的相反特征感到惊讶时，也在对自己社会的特征进行反思，

在看到中国停滞时，他们也更感觉到自己的运动。英国人在看到中国任何人除了做社会希望他们就地能做的事之外无法从事任何其他事情时就明白了个人积极性的重要。当他们看到中国惟一的人的实体就是整个集体时，就认识到西方人的力量。当他们了解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规定给他的位置，否则就会影响已定的等级体系时，也就测定了在他们国内竞争所起的作用。他们在猜测商人在那里受到何种程度的蔑视时，也就量出商人对他们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当他们发现这种对停滞的崇拜时，就觉察到自己对新鲜事的何等崇拜。总之，他们更为理解个人主义、竞争与革新就是他们的财富和强盛的动力。P472

那些大的帝国都是由伟大的中央集权者建立的，是他们把那无形的黏土塑造成形的。这些人有尼布甲尼撒①、泽尔士②、查理大帝、彼得大帝、拿破仑，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巨人都制服过起义者，并强制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组织，这些组织就像风暴都无法摧垮的巨大的金字塔一样，在他们死后长久地保存了下来。但没有—个国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华帝国更为巩固了。在这帝国里，—切都为了能持久存在，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安排得井井有条。个体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有在集体里它才能显得完美，这几乎带有宗教的色彩。每个人都镶嵌在—个等级体系中。所有人都得接受共同的价值，个人意识则被磨得平整光滑。P472

在建筑物顶端的是神在这世界里的化身——天子。紧接着是加固金字塔顶端和棱边的大军机处、总督、巡抚和整个文官等级体系：只有他们能用特有的语言来阅读和书写。他们的任务是把皇上的旨意和帝国的价值传达给群众。然后是农民，他们是整体生存所必需的广大群众，是真正的生产者：其他阶级的存在都是为了让他们能生产。再下面是手工业者，对他们的要求是为农民的耕作提供必需的工具。最下面是商人，他们不是生产者，而纯粹是寄生虫。他们靠贸易为生；他们不创造财富①：他们只是靠损害他人来攫取金钱。他们虽然富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尊重。

中国社会从公元前 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同样的坚如磐石的建筑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几乎不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个人被认为不能分辨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的体现，个人被认为比集体更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于自己；中国社会正与此相反。

接待马戛尔尼的中国人对这种特殊的持久性与使之持久的原则深信不疑。他们知道帝国的稳定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遵守及让人遵守已经确定的规则。他们有着世界上（他们的世界上）的一切理由不听这个“大鼻子”来向他们讲故事。乾隆与他的官员们对自己的制度感到骄傲，而且也真有值得骄傲的理由。他们很珍视这一杰作：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多少世纪以来战胜了众多的历史环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并永久地存在了下来。

1949 年革命所废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里所说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定义是：个人地位主要是与生俱来而不是获得的，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对世袭贵族的依赖关系起着主要作用。在中国，世袭贵族在公元前 3世纪就已经被废除了②。

一个完全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由可以替换的，领取薪金、大笔一挥就可解职，并从唐朝以来就通过不公开姓名的考试录取的文官以客观的方式、根据每人都要遵循的规则来治理。按照统一的模式组织起来的行政区域代替了根据封建领主弄j9舞枪的本事而划分的面积大小不一的封地。皇帝任命所有的公职人员。他用一套奖惩办法牢牢地控制了束缚全国的网络。他一人集中了所有的权力。

这一体制在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并传播到如朝鲜或越南等国家。它甚至成为西方（如路易十五时的法国）设立考试和会考的榜样。它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把比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更为广阔的一个空间紧密地组织起来了：国防线、道路、驿站、星罗棋布的指挥网络。国家通过大量购买粮食、谷物税、公家囤积等手段来调节市场。中国早就确定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模式，欧洲国家只是到最近才达到这一水平。

从秦始皇以来，法律、钱币、赋税、度量衡，甚至车轮间的距离都是统一的。必须使用统一的文字，甚至在四周的君主国家——朝鲜、日本、越南——都是如此。中国文化就这样威力无比、持续不断地在20多个世纪里传播开去。一种文化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发扬光大，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结构有它致命的弱点：它出现时正好西方发现在自己社会里（首先在英国社会里）出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强盛苗头。它的发展十分缓慢，经过了若干世纪：但突然之间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善的中央集权模式从一开始构思盹就已经十全十美，在2000 年里几乎持久不变，但这时突然遇到了新生而活跃，虽不完美但已卓有成效的社会自由的模式。P474

马戛尔尼的伙伴们到达中国时坚信自己比其他欧洲人强。他们回国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们同样也比中国人强。他们看到这个从马可，波罗以来大家都说得天花乱坠的帝国竟是如此的落后。为什么呢？因为它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相反，他们却发现了自己强大的动力。

马戛尔尼及他的伙伴在激起以后200 年里传遍世界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优越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使他们的报告引起轰动，他们支持了欧洲人优越的信条。这一信条使吞并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无数领土合法化了。儒尔，费里①和第三共和国用的也是同一种语言。他们将把“文明”带给“野蛮人”。P475

吴砺

20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