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藏经洞》（上）

吴砺

                        《发现藏经洞》（上）

翻阅《发现藏经洞》(英）奧雷尔·斯坦因著；姜波，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西域游历”丛书）

这本书是我在几年前上海市福州路一个即将关闭的书店淘来的，一放就是六七年了，就是没有看。现在因为看了一部科学院罗布泊科考纪录片，突然想起了这本书，想要看一遍。

斯坦因写的在新疆考古的书我看过一本。他的其文笔之好，让我大吃一惊。我亦网购过四册《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亦未看。看这些书也是要有心境，毕竟可看的书和纪录片太多，书再好，只有特定心情,才能读进去。

一百多年前，西方国家几个学者型的探险家,到了中国西北西南，开始了考古探险考察。

他们以好奇目光审视着中国古代的生活和文化遗址——他们是现代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导师.当年的中国文人,瞧不上眼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的废纸，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偷窃，中国才知道那些是人类文明灿烂的遗产……

这些被西方国家不多探险家窃走的文物,绝大部份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对人类文明史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这避免了其后百年中国兵荒马乱和动荡时代对这些文物可能毁灭性的摧毁；另外，也直接唤醒了中国人对这些文物保护意识——外国人都看成宝贝，那真的是宝藏啊。在那个极端不自信的一百多年中，这是中国人判断文物价值必然的思维方式。

至于这些文物古迹是不是一定要放在中国博物馆，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这个话题毫无意义——没有斯坦因，或者就没有世界范围的敦煌学。这一点，我们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斯坦因在中国西北考古后这百年，是人类历史变化最迅猛的百年，斯坦因故事己很古老，沧海桑田，令我感慨万千。

几年前，我亦去过敦煌莫高窟。现在打开这本书首页，看到斯坦因对敦煌莫高窟外景的文字描述，感叹真的是大师级别的文笔。我再次感慨万千：人类的少数天才就是天才，使我们这个人类平添了许多故事啊！

只是看这本书前六十页，看斯坦因如何利用王道士的弱点想方设法偷偷拿出藏经洞里的文物，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你像考古专家一样心情希望最终取走这批文物，你成了斯坦因好奇心和当贼的共谋，另外你又同情王道士的无知……

历史庆幸的是，斯坦因窃走的文物过程中，文物没有受过损毁——文物最终平安，是人类文化历史的庆幸，这无关她的婆家在哪里。这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只要所有的信息为人类共享……

这本书中间介绍了清政府下令将这些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到北京过程中，相当部分被沿途的官员偷走，低价出售。这些流通到市场上的藏卷的命运，绝对不会有流到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博物馆文物的保护力度和研究力度。我们很易猜到他们结局，多应该毁灭于动乱的岁月——这些东西在非专家手里，多不过是垃圾而已……

“这里再介绍一下伯希和造访以后仍留在王道士手头的藏经的遭遇，这批藏经的数目仍很可观。藏经洞发现重要汉文写卷并被王道士送走的消息很快就被一些中国学者知道了。1909 年上半年，当伯希和还在北京时，京城里的一些学者就曾对伯希和手头的一些珍贵的写卷进行了研究和拍照，其中还包括一名很有学问的总督大人。不久，朝廷就下达了一道命令，将所有密室藏经全部运抵北京，并为修缮庙宇拨给了一大笔款子作为补偿。

1914年3月我重返敦煌，获悉1909年底或稍后确实有过这么一道命令，可惜这只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王道士把我当做一个老施主和好香客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他告诉我，我所捐赠的款子已全部用于庙宇的修缮，而朝廷拨下来的银两，则被各级衙门层层克扣。全部的藏经经过包装以后，被用马车运走。在敦煌停留了一些时日以后，便开始了送往北京的漫漫征途。在敦煌停留期间，不少经卷被盗走，我自己就曾见到过送上门来的精美的唐代佛经卷子，价格很低廉。随后的保护工作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在肃州和甘州又曾收购了一批藏经。还有一些卷子肯定已流人新疆地区，因为我在新疆的许多衙门里都见到了此类的经卷，我甚至还从一些低级官吏那里弄到一批卷子。至于有多少文书被运到了北京，又是如何保管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经历了官府对他所珍爱的‘经书’的一番折腾，王道士深为1907 年自己的做法后悔不迭，当时我曾经蒋师爷之口提出过获得所有的藏经的请求，但王道士却没有长远的考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他回绝了我们的请求。王道士在敦煌辛辛苦苦募集的钱财中，捐资数目最多的是我，其次便是伯希和。他用这些钱建了一处华丽的庙宇和一幢宽敞舒适的客栈，这使他感到很称心。将钱用在这里，也是王道士对官府巧取豪夺最好的嘲讽。当官府下令运走藏经时，王道士曾设法将一部分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汉文写卷另藏了起来。这批卷子的数量想必也不会太少，后来我再度造访这一遗址时，还有丰厚的收获，满满地装走了5箱子的汉文经卷，大部分保存完好。为了获得这些经卷，捐赠自然也得增加。我怀疑直到现在王道士的小库房还没有被取光。到这里，‘王道士的故事’也就讲完了。”P097

这是藏经洞文物的故事。

这本书第三章是“在千佛洞石室发现的绘画”，这一章介绍斯坦因带走的各种麻布、绸布和纸张上的佛像系列。至于我对佛教的画面，同基督教的宗教画一样，知识极有限，亦不愿深入其中。

这本书第四章是“千佛洞的织物和写卷”。尤其是对织物面料上图案进行了介绍；对各种文字写卷进行了介绍，以发现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

我是飞速而草草的扫了一下。这使得我对斯坦因带走的藏经洞的文物有一个大致的图像。这些文物，在当年的中国人观念里，这算不上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只有西方国家新兴考古专家眼中，才是时间和历史的时空胶囊。

当我再看斯坦因这本书，我们获得的是什么？人类文物古迹重新被后人发现的过程和故事，这是人类的故事。你可以对此不屑一顾，亦可以看到一个人类历史小角落，人的内心和外表的故事……这取决于你对人类那类的故事有好奇心……

这中译本封面上说：

“人们总怀着一种热望

从那些长久以来废弃在大沙漠的废墟里

寻找到更多的遗迹

以复原那个古老的文明”

吴砺

2021.1.24

附录《发现藏经洞》摘要：

当我们面对敦煌的文物宝藏时，不能不想到一百年前被英国人斯坦因劫掠走的藏经洞的珍贵文物，也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屈辱和心碎。斯坦因的这本书，记录了他发掘敦煌石窟和藏经洞以及掠夺那里珍贵文物的过程。书中附的大量图片，可以使接地见到部分被掠文物的面容。出版这本书，是为了追寻已经逝去的历史的．文明并使之延续下去。(扉页)

我在千佛洞的考察紧张忙碌地进行了三个星期。在介绍考察经过和收获之前，这里有必要先将这一重要遗址的特征和概况作一介绍。千佛洞谷( ch’ien-fo-tungvalley)位于敦煌东南约10英里的地方，它是疏勒河盆地的一处沙漠山谷。山谷口宽约1.5英里，往里缩成了一条窄窄的峡谷。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穿过低矮的山峦向北流去。这条小河在很早以前的地质时代就已形成，它是由一些较高的南山余脉上的山泉汇集而成的。山谷西部的山坡上满是流动的沙丘，向西一直延伸到党河，这便是敦煌绿洲的南缘。后来历史上的“沙洲”就是得名于此。站在西部新近形成的高大沙丘上，可以俯视千佛洞山谷，从图1、2的背景中可以看见这些高大的沙丘。山谷的东部也是低矮荒凉的山丘，已经风化的山坡岩面全是光秃秃的。由于冰川的作用，山脚下形成了平整的沙砾地面。

顺着从敦煌过来的马车道进入这宁静的山谷，走了大约不到 1英里，敦煌石窟最北端的一组洞窟（北区洞窟）就呈现在眼前。这里地势仍很开阔，洞窟就开凿在河床西面的悬崖上。山脚下的那条小河，因为水分蒸发过多，到达这里时已完全干涸，宽广的河床上只能见到满目的沙砾。只有在偶尔发生的洪水到来时，河床里才有水流。这组凿在阴暗崖面上的黑森森的洞窟，远远望去，鳞次栉比，如同蜂巢一般。洞窟的规模都不是太大，排列有序，向上一直到达高出河床50～ 60英尺的岩面上。崖面上原本有通向这些洞窟的通道，由于岩面崩塌，现多已荡然无存。山体之所以崩塌，一方面是由于北面吹来的风蚀的作用，一方面也是由于崖脚洪水的不断冲刷所致。在距这组石窟近500码的地方，崖面上还孤零零地保留着一截廊道和台阶，显然应是当时攀登石窟的设施。第二组石窟的情况与第一组大体相似，它比第一组石窟高出约150码，从图2中可以看见第二组石窟的全景。这两组石窟，一方面 由于时间上来不及，另一方面也由于无法攀登，我没能够爬上去作仔细的观察。但有证据表明，它们的开凿年代似乎偏晚。这些洞窟绝大部分都很小，而且大多没有壁画，看来属于僧人居住的洞窟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些阴暗的洞窟不禁使人联想到西方舍贝斯( Thebais)隐士们穴居的洞穴来。P003

但谈判还是有一些收获的。我们在敦煌听说的一些情况，从谈判过程中得到了肯定。当密室发现经卷的消息由肃州道台呈报甘肃省府时，省府衙门曾命令送一部分卷子去省府，后来又下令妥善保管所有卷子。蒋师爷怕王道士终止谈判的忧虑，被王道土流露出来的对官府上述做法不满的口气打消了。据王道士讲，他确曾向兰州省府衙门送去一批佛经，但官府对此不感兴趣。官府甚至没有对这批卷子如何处置作出任何安排，也没有对他辛辛苦苦修缮庙宇而发现这批经卷的功劳进行褒奖，这使王道士感到有点愤愤不平，他对我们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感受。当时官府甚至下了一纸粗暴的命令，要将这批经卷装满7辆马车运走，后来由于运费不够、又嫌保管麻烦而作罢，于是又将这批经卷原封不动地交付给王道士，令他就地保管。蒋师爷的报告使我感觉到，王道士的古怪性格将是我实现计划的最大障碍。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感情，或使他担心众怒难犯，或二者兼备。我觉得最好是先了解一下王道士的为人。于是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我郑重地登门拜访王道士，请求他让我们参观一下他所修复的庙宇。自从他8 年前来到敦煌，这便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和精神支柱。所以，我的请求被王道士欣然接受。P042

大约8 年前，他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当时，坍塌的物什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通道。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流沙，洞窟也被流沙覆盖了相当的一部分。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起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丝感动。在这座大殿的旁边，还有几层砖木结构的殿堂建筑，向上一直攀升到崖顶的位置。后来他还曾非常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过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王道士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无知很快就被蒋师爷摸清了底细。我与一些有学识的中国官员交往时，往往能博得他们的支持和好感，但对王道士而言，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给他谈论考古学的价值、去给他谈论利用第一手的材料进行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但有一点却是值得与他进行探讨的，那就是玄奘。在中国，只要一谈起玄奘，对方无论是学者还是白丁，我总是能与他谈得很是投机。这位古怪的王道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他使人不得不联想到中国古代的那位克服千难万苦赴印度取经的朝圣者，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甚而至于有点迷信。唐玄奘一直被我当做我的中国保护神，王道士显然也喜欢听我谈论他。

于是，在周围满是佛教神像的氛围里，我开始向王道士谈起我对玄奘的崇拜：我是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的，我是如何去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的，等等。尽管我的汉语很差，但这是一个我所熟悉的演讲题材，而且一旁往往还有蒋师爷适时的补充，所以我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人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我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了。他带着我们走到大殿前面的凉廊上，向我们炫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景色的壁画，这些画像都是他请一个当地的画工画到墙上的。壁画上描绘的奇异的传说，正好是那些把唐僧神化了的内容。尽管这些故事都不曾见于《大唐西域记》，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导游”口若悬河地谈论墙上方格里所绘的神话故事。

其中有一幅画面的寓意很是深刻，我费了很大工夫才看明白。画面所描述的情形与我当时的处境正相类似。画面上，玄奘站在一处急流前，旁边是他的忠实的坐骑，满载着经卷。一只巨大的乌龟正向他游过来，准备驮他渡过这￡这一“劫”。显然这里所描绘的正是这位朝圣者满载着20 捆佛经准备从印度返回中国时的情形。摆在他前面的困难将是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这些都在他的游记中作过描绘。不知道我身边的王道士是否能够理解这画中的情节，让我把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这批经卷正由命运之神交付给他保管着。P044

吴砺

20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