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四）

吴砺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四）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也能理解他，对他的追求就更为热烈。你不难想象，当她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里收获同样的表白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多么兴奋。

但是，鲁迅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他爱许广平，但对这爱情的后果，心中却有疑虑。这疑虑还是来自虚无感，它就像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它固然锈蚀了鲁迅的精神旧宅的门锁，却也会当着他的面，把他打算迁去的其他新居都涂得一团黑。传统的大家族当然是无价值的，孝道也可以说是无谓的，但那新女性的丰釆，恋爱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是一个幻象呢？鲁迅早已过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年龄，再怎样喜爱许广平，也不会看不出她的缺陷。社会又那样险恶，在1925 年，无论北京的学界还是官场，都有一股对他的敌意在蜿蜒伸展，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授那些怨敌以打击的口实呢？倘若种种打击纷至沓来，他们的爱情禁受得住吗？在写于这时候的短篇小说《伤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怎样地偏于悲观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动非常谨慎。他向许广平表明，他无意和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还保持原来的婚姻。这实际就是说，他并不准备彻底拆毁那旧式婚姻的囚室，他仅仅是自己凿一个洞逃走。他也不想马上和许广平同居，因为条件还不具备，还需要做些准备。

首先是钱。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经欠了朋友800 块钱的债，一直无力偿还；他又才被章士钊革职不久，倘若因为与许广平同居而遭人诟病，打输了官司，那岂不是要落入涓生式的厄运了吗？其次，他也不愿在北京与许广平同居，离母亲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毕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气又日渐压抑，后来更发生“3。 18”惨案，搞得他几次离家避难，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总得另寻一处安全的地方。

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和许广平的爱情本身。这里既有对许广平的疑虑，也有对自己的反省。“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每当夜晚，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往里走，又怎样走进去，却不容易下决断。

1926 年初春，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新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那里远离北京，邻近广东，不但气候温暖，政治空气也似乎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400 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 8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

但是，尽管有这么合适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做见面的打算。U‘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后推，拖延一阵子再说。P116

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2‘，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

正在他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广州的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加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无论从哪一头看，他的境况似乎都比涓生好得多，在争取新生活的方向上，他确乎应该试一试了。

从事后的旁观者的眼光看，这自然是又有点陷入错觉了，但是，一个刚刚开始全身心浸入爱情的人，多半会情不自禁地把整个世界都看成玫瑰花，会以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个新天地，鲁迅的这·-—，-，一一／<／口u一爭．暖鼦玎出个新天地，&#16503;，D“，Jo有靠这样的错觉，才能够摆脱它的羁绊吧。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1927 年 1月到广州，住进中山大学之后，即 由许广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来访，她也并不回避。十个月之后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 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P121但鲁迅毕竟不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1927 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却扭伤了脚，半天的游兴，就此打断。这脚伤还迟迟不肯痊愈，半个月后他去香港做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不知为什么，每当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我总要想起这件事，它似乎是一个象征，既表现了他的心态的活泼，更表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45岁才尝到爱情，以当时人的一般状况，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在整个1920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恶意去揣测世事，要他单单在争取个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备的盾牌，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P126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之一。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完全是幸福，它甚至很容易变成一笔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我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可能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P129

还有更卑琐的搅扰在等着他呢。他初到景云里，是住在23号，周围非常嘻杂，尤其到晚上，唱京戏的吊嗓子声，搓麻将牌的哗啦声，赢了钱时的重敲台面和哈哈大笑声，经常是彻夜不停，使惯于夜间作文的鲁迅每每掷笔长叹。他家后门相对的，是一位名律师的家，这人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威风，屡次向鲁迅家的厨房扔石头；鲁迅向那律师告状，不料小无赖的气焰更高，公然在鲁迅家的门上撒尿、画乌龟。鲁迅没有办法，就搬到景云里18号，避开那户邻居．那小无赖却不罢休，竟在夜里偷偷将浸透煤油的引火纸扔进鲁迅家，简直就是要放火了！堂堂鲁迅，竟会碰上这样的事！P138

我特别注意到 1927 年 7月，他答复一位署名“有恒”的读者的信，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时候的一份详尽的宣告。他说，他对青年的“妄想”已经破灭，互相残杀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甚至看不出它会收场：他当初甘心蛰伏，不就是出于这种对将来的严重的绝望吗？他又提出一种“醉虾”的说法：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  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  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 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道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  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  得到格外的享讯。(J)

这不也正是十年前他那个“铁屋子”的论断的翻版吗？他还发现，他先前的呐喊“其实也是无聊的”，它并不真能够触痛社会和民众，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因为“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2‘。这就更是他那“愚民的专制”论的大发挥了。历史，将来，思想启蒙。民众：在这些基本的概念上，他现在全都退到了绝望和虚无感一边。《野草》里还有寻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掷“迟暮”的誓词，他现在是比写《野草》的时候更沮丧了。P143

概括起来，他这些演讲主要说了四个意思。第一，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实际的力量，“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孙传芳所以被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第二，唯其敏感，要说话，知识分子和文艺家必然会与统治者和政治家发生冲突，“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这样的特性，又为当权的政治家所厌恶，那就无论在什么社会，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总是要痛苦，要遭难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指北伐军J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第四，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可以使社会热闹起来，“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P149

于是鲁迅明明在4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5月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1927 年 12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领取每月300 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政府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1931 年 12月。借用他的话说，这应该也是“不好”的事，虽然是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提供的钱，它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俸。你看1929 年 5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2’，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账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白这个“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种看破了“义”的虚，  ：fc：…。IN／，安：Z 1 0D）{竭dR}＼产 暑目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后事V一霤舌僖 “；巴从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这样说的时候，神情还很激动。“‘

就性情讲，鲁迅其实是个手很松的人，不说他对家人的长期资助，譬如直到晚年，每周六周建人夫妇去他家吃完晚饭回法租界的家的时候，他都坚持由他付出租车费。<2‘就在他劝人“积下几个钱”的1927 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个。因此，他这些似乎是极端重视物质实利的言行，正从另一面证实了“鬼气”在他内心的再次获胜，它竟能将一个在广州那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人了“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P152

鲁迅怎么办？  1925 年，他曾对许广平说：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 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  听说阮籍 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F：，

这话说得很实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头路，鲁迅内心的“鬼气”，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关上窗户，背对社会上的喧嚣，选一样自己合意的事情，坐下来静静地做——在整个1920 年代晚期，这样的生活一直诱惑着他，直到 1929 年初夏，他还在犹豫，是否该“暂且静静，做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2‘。

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平，这位倔强的姑娘之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23号的新家庭，是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的绍兴会馆的。更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否则等于向失败屈膝，承认这些年来的挣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往回走。P158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走”了。事实上，他回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式：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  我还不得而知，  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  誊在纸片卜  f，，

这真是非常精确的自我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正是他在1930 年代的基本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麻痹”和“忘却”。P158

正因为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与政府对抗的险恶处境，这处境对鲁迅心理的影响就特别大。他的精神世界，本来是常常并排供着两尊神，一个要他注重实际，把眼前的功利奉为第一；另一个却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间人生的根本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不知道该皈依哪一尊神，总是在其问犹豫徘徊。身遭严重的压迫时，狭隘的功利意识就膨胀起来，1925 年他甚至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可在另外一些时候呢，他又很知道人该有更为宽广的人生视界，于是他就说诗人应该有博大的心灵，能感受人间、天国和地狱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欢乐，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缺陷。倘说他那些启蒙主义的呐喊的冲动，常常将他赶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悲观，又会将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

可是，从1930 年代初开始，与官方直接对抗的处境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两边摇摆了：强大的敌人正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可能猛—-…。。G真，幽iIq 4；瀨／＼日，J以人止KV你尻倪酬Lf／L，乙阳“I i，+㈡一哀也罢，小说家的想象也好，知识者的怀疑也罢，统统只能抛开去，你先得集中全力来对付眼前的敌情！我相信，任何人处在鲁迅那样的境遇，都会本能地向自己提出这一类警告吧。随着他和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凡事都以眼前利害为重的权衡方式，就自然会逐渐挤开其他的权衡方式，独占他的头脑。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险恶处境，他现在都愿意做了。P16在鲁迅的观念中，民众除了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与统治者构成一对反义词，更以自己的不识字，和知识者构成一对反义词。因此，他改变了对民众的认识，也就势必改变对知识阶级的认识。你当然还记得，在1920 年代中期，他是怎样谈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识分子看成一种特殊的人，他断定他们和一切权势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常常举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作为例子，向人证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必然幻灭，每当讲述到这种幻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同情。可到 1930 年代，他的立场有了明显的移动。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警告那些年轻作家：“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然后又举出叶赛宁的例子——他对叶赛宁的悲剧的解释，已经和此前不一样，不再是归因于革命的残酷，而是归因于他自己的“浪漫谛克”了。1930 年底，他又对两位向他求教的年轻人说：“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2’这就更进一步，不但说叶赛宁们咎由自取，还指他们的幻灭是对于革命的“反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分明已经站到那使知识者痛苦的势力一边了。这也是没有办法。叶赛宁之所以对革命失望，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感受到了无理性的非知识者的残暴，事实上他自己就并非自杀，而是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的。鲁迅并不知道这个真相，他只是照自己处境的需要来立论，既然已经替苏俄的革命辩护，替这革命的残酷辩护了，他就只能把对叶赛宁的同情统统收起来。

吴砺

20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