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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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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7 13:43: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五)


可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他过去一直用叶赛宁们来代表知识分子,倘说他们是活该幻灭,活该自杀,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北伐时期广州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就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的。鲁迅自己到上海后的几个演讲,尤其是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也分明暗含着同样的疑问。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豪,骤然听到这“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自然觉得非常刺耳。他在1927和1928 年间的内心苦闷,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口号所代表的那些状况和看法。可是,他现在剔除头脑中的阴郁思绪,竟又在自己的内心奏响了这个口号,唯其是发自内心,其声势就更为逼人,他不能不认真来回答。

可怎么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认,叶赛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灭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绝不愿意说整个的知识阶级都过时了。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知识阶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应该灭亡,另一部分还有将来。可这区分的依据何在呢?鲁迅无奈,只好又搬出苏俄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更可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这话说得实在呆气,活现出他那种强自为说的倔脾气,就像三年前鄙薄蒋光慈式的“革命+恋爱”的小说时,他不惜做那样的断言一样:“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实物一样,再不会缠绵菲恻。”<2’P177

●●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但‘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修改自己的确信,以适应争取生存的斗争的需要。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移动信念、继续保持思想和言行维度的知识分子,实在也是不多吧。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就正是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一次他能成功吗?P185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地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不大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P186

所以,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自尊自重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在手段上非常灵活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向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1934 年年底,他对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1’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并非真正的战友,却依旧视他们为自己的后队,依旧想“正对”前面的敌人:他确实是不愿意放弃原先的立场。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身姿,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一旦意识到,这样的社会战场上的尴尬境遇,已经很难化解,他就是再不情愿,大概也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又一次陷入穷途了吧。P206

“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心中。“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共产党人的结盟也好,最后都不能帮助他走出自己的精神危机,反而推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P214

进人1930 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个在1930 年代初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越到 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坏了。请看他1935 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

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  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  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  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  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P220

他这一生,从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壁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卜回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七岁从广州去上海,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继续碰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踏人新的穷途,说得严重一点,他的一生,就是在各式的走投无路中苦苦展开的。

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失望,那种在重新找来的光明的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在他全部的人生体验当中,特别是与他那些持续发酵的阴郁的思绪相比,这些感受多半不够深厚,其中还有不少,更是过于短暂:常常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失望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遍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制破坏,甚至被“落伍”的自疑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边,更屡屡传来刻薄的指责和恶意的冷笑。他确实常能开怀大笑,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品格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得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仕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危难的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困境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人深广的悲观和绝望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P232

是的,“绝望的抗战”“‘,我要特别强调鲁迅的这句话。中国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我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不是懵然无感的,但是,我们又有一个顽固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如果这现实过于令人不安。一旦置身于如此现实,我们就本能地运用各种办法,来消解自己对人世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从很早的时候起,轻信——准确地说,是常常故作轻信——盛世的美梦,避人苟活的欢欣,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数千年来,中国人常常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苦难。进入 20世纪以后,状况基本也还是这样。一方面是战乱、灾荒、专制、腐败……,不穷,另一方面是各种乐观主义的前赴后继的泛滥,虽然也有很多人,看出了这些乐观主义的肤浅和虚伪,却因为无力承受悲观意识的重压,就还是通过各种路径,避入虚无苟活的状态,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于中国人真实境遇的紧张的探究。

如果上面这样的概述大致不错,那我就要说,“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和以“绝望”为基础的“抗战”,都是今天的中国人特别缺乏,也就格外值得珍重的精神品质。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不能承受这直面必然要造成的悲观的重压,我们就很难看清楚世界和中国的状况,而如果连基本的状况都不能看清楚,那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当然,“悲观”只是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再坏的现实,也可以从“乐观”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如果缺乏悲观主义的挑战和滋养,乐观主义势必流于浅薄,甚至一触就破。一百多年来,因为怀抱的希望和乐观过于轻便,一遇打击就崩溃,于是消极放弃的事例,我们见得还少吗?而如果这样来看,像我这样的后代人,置身如此时代,精神上日渐孱弱,会不自觉地对鲁迅生出一种期待,盼望他能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透彻之作,滋养我们的直面人生的心力,就是十分自然的吧?不过,这样的期待也是自私的,因为我其实无从体验,一个“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的人,要承受怎样的身心的煎熬。P238

1 992 年夏天,我是这么结束这本鲁迅的思想传记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  仍然只能用形形 色 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一一来鼓舞和麻痹自己,  以致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  我想,  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  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这段文字中的幼稚和偏颇,自然是十分触目的,但现在,也还没有到可以准确和从容订正的时候。因此,我就只添一句话:鲁迅到底还是堪称伟大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他从“绝望”和“抗战”这两个方面,都刻下了极为特别的深沉的印迹,它们能令任何一个认真看过、记住了它们的人,都不容易为时俗所惑,甚至因此更稳固地保持对广阔和高远的向往。

2019 年 8月修订,上海P240

每个时代都有天才,但这天才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些腾云驾雾,在自己所属的时代头顶上高高飞翔的人。他们其实是一些更深地沉人自己的时代,比一般人更敏锐地倾听到时代老人的隐秘心声的人。鲁迅便是这样的天才,他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比一般人更透彻地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意义,那种先觉者的痛苦和绝望,正构成了他内心最深刻的情感。最初就是这种情感把他引上小说创作的道路的;尽管有启蒙意识的参与,有那些激烈曲折的情感冲突,这痛苦终于还是摆脱了启蒙动机的压制,重新掌握了鲁迅小说创作的主导权。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这是怎样令人兴奋的事情!鲁迅有那样出色的才华,就是表达那种普遍的启蒙意识,他也能够写出如此出色的作品,现在他顺着表达自己这份独特的人生痛苦的方向,又势将有怎样巨大的发展?如果把《孤独者》看作一个坚实的碑座,那恐怕谁都会预料,从这里树立起来的艺术之碑,必将比《阿Q 正传》更为高大。P323

我深深地为鲁迅感到惋惜,也为中国的新文学感到悲哀。人们一直都在喟叹,说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大作家。就拿七十年来的那些富于才华的小说家来说吧,他们都能不同程度地获得一份独特的人生感受,却又似乎都无力使这份感受进一步深化。有的人要经过许多次试验和调整,才能谱出一支比较完整的旋律,这以后就精疲力竭,只能一遍遍地重复这个旋律。有的人比较幸运,一上手便能奏出一曲新颖的旋律,可以后也就每况愈下,技巧虽然圆熟了,激情却日益消退。当然,那种因为分心去维持剧场的秩序,终其一生都谱不出一曲合调的旋律的人,数目就更多了。总之,即便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家,也多半只能重复自己,几乎没有人能够在奏出第一首动人的旋律之后,再唱出第二首更动人的歌。有位学生对我说,无论读哪一位现代作家的小说,都不能超过十万字,倘是读最近十年的新作家,那字数怕还要减去一点:这话自然是说得刻薄了,可我仔细想想,竟也无词以答。P330

可是,这位现代中国作家中唯一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人,偏偏停止了小说创作,在以《孤独者》一类作品构成了那样一个坚实的碑座之后,他竟放弃了在其上继续建造艺术丰碑的努力,中国新文学的唯——条有可能通向世界文学高峰的道路,也就因此而中途被截断,面对这样无情的事实,谁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也只能是以世界文学作为参照。如果这样来看,我就不能不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却还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尽管以他的人生体验和文学才能而言,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小说家的。

1989 年 4月,上海P332


吴砺

2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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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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