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五）

吴砺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五）

可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他过去一直用叶赛宁们来代表知识分子，倘说他们是活该幻灭，活该自杀，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北伐时期广州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就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的。鲁迅自己到上海后的几个演讲，尤其是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也分明暗含着同样的疑问。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豪，骤然听到这“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自然觉得非常刺耳。他在1927和1928 年间的内心苦闷，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口号所代表的那些状况和看法。可是，他现在剔除头脑中的阴郁思绪，竟又在自己的内心奏响了这个口号，唯其是发自内心，其声势就更为逼人，他不能不认真来回答。

可怎么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认，叶赛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灭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绝不愿意说整个的知识阶级都过时了。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知识阶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应该灭亡，另一部分还有将来。可这区分的依据何在呢？鲁迅无奈，只好又搬出苏俄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更可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这话说得实在呆气，活现出他那种强自为说的倔脾气，就像三年前鄙薄蒋光慈式的“革命+恋爱”的小说时，他不惜做那样的断言一样：“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实物一样，再不会缠绵菲恻。”<2’P177

●●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但‘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修改自己的确信，以适应争取生存的斗争的需要。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移动信念、继续保持思想和言行维度的知识分子，实在也是不多吧。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就正是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一次他能成功吗？P185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地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不大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P186

所以，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自尊自重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在手段上非常灵活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向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1934 年年底，他对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1’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并非真正的战友，却依旧视他们为自己的后队，依旧想“正对”前面的敌人：他确实是不愿意放弃原先的立场。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身姿，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一旦意识到，这样的社会战场上的尴尬境遇，已经很难化解，他就是再不情愿，大概也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又一次陷入穷途了吧。P206

“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心中。“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共产党人的结盟也好，最后都不能帮助他走出自己的精神危机，反而推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P214

进人1930 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个在1930 年代初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越到 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坏了。请看他1935 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

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  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  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  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  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P220

他这一生，从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壁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卜回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七岁从广州去上海，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继续碰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踏人新的穷途，说得严重一点，他的一生，就是在各式的走投无路中苦苦展开的。

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失望，那种在重新找来的光明的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在他全部的人生体验当中，特别是与他那些持续发酵的阴郁的思绪相比，这些感受多半不够深厚，其中还有不少，更是过于短暂：常常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失望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遍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制破坏，甚至被“落伍”的自疑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边，更屡屡传来刻薄的指责和恶意的冷笑。他确实常能开怀大笑，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品格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得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仕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危难的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困境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人深广的悲观和绝望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P232

是的，“绝望的抗战”“‘，我要特别强调鲁迅的这句话。中国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我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不是懵然无感的，但是，我们又有一个顽固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如果这现实过于令人不安。一旦置身于如此现实，我们就本能地运用各种办法，来消解自己对人世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从很早的时候起，轻信——准确地说，是常常故作轻信——盛世的美梦，避人苟活的欢欣，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数千年来，中国人常常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苦难。进入 20世纪以后，状况基本也还是这样。一方面是战乱、灾荒、专制、腐败……，不穷，另一方面是各种乐观主义的前赴后继的泛滥，虽然也有很多人，看出了这些乐观主义的肤浅和虚伪，却因为无力承受悲观意识的重压，就还是通过各种路径，避入虚无苟活的状态，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于中国人真实境遇的紧张的探究。

如果上面这样的概述大致不错，那我就要说，“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和以“绝望”为基础的“抗战”，都是今天的中国人特别缺乏，也就格外值得珍重的精神品质。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不能承受这直面必然要造成的悲观的重压，我们就很难看清楚世界和中国的状况，而如果连基本的状况都不能看清楚，那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当然，“悲观”只是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再坏的现实，也可以从“乐观”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如果缺乏悲观主义的挑战和滋养，乐观主义势必流于浅薄，甚至一触就破。一百多年来，因为怀抱的希望和乐观过于轻便，一遇打击就崩溃，于是消极放弃的事例，我们见得还少吗？而如果这样来看，像我这样的后代人，置身如此时代，精神上日渐孱弱，会不自觉地对鲁迅生出一种期待，盼望他能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透彻之作，滋养我们的直面人生的心力，就是十分自然的吧？不过，这样的期待也是自私的，因为我其实无从体验，一个“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的人，要承受怎样的身心的煎熬。P238

1 992 年夏天，我是这么结束这本鲁迅的思想传记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  仍然只能用形形 色 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一一来鼓舞和麻痹自己，  以致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  我想，  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  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这段文字中的幼稚和偏颇，自然是十分触目的，但现在，也还没有到可以准确和从容订正的时候。因此，我就只添一句话：鲁迅到底还是堪称伟大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他从“绝望”和“抗战”这两个方面，都刻下了极为特别的深沉的印迹，它们能令任何一个认真看过、记住了它们的人，都不容易为时俗所惑，甚至因此更稳固地保持对广阔和高远的向往。

2019 年 8月修订，上海P240

每个时代都有天才，但这天才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些腾云驾雾，在自己所属的时代头顶上高高飞翔的人。他们其实是一些更深地沉人自己的时代，比一般人更敏锐地倾听到时代老人的隐秘心声的人。鲁迅便是这样的天才，他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比一般人更透彻地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意义，那种先觉者的痛苦和绝望，正构成了他内心最深刻的情感。最初就是这种情感把他引上小说创作的道路的；尽管有启蒙意识的参与，有那些激烈曲折的情感冲突，这痛苦终于还是摆脱了启蒙动机的压制，重新掌握了鲁迅小说创作的主导权。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这是怎样令人兴奋的事情！鲁迅有那样出色的才华，就是表达那种普遍的启蒙意识，他也能够写出如此出色的作品，现在他顺着表达自己这份独特的人生痛苦的方向，又势将有怎样巨大的发展？如果把《孤独者》看作一个坚实的碑座，那恐怕谁都会预料，从这里树立起来的艺术之碑，必将比《阿Q 正传》更为高大。P323

我深深地为鲁迅感到惋惜，也为中国的新文学感到悲哀。人们一直都在喟叹，说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大作家。就拿七十年来的那些富于才华的小说家来说吧，他们都能不同程度地获得一份独特的人生感受，却又似乎都无力使这份感受进一步深化。有的人要经过许多次试验和调整，才能谱出一支比较完整的旋律，这以后就精疲力竭，只能一遍遍地重复这个旋律。有的人比较幸运，一上手便能奏出一曲新颖的旋律，可以后也就每况愈下，技巧虽然圆熟了，激情却日益消退。当然，那种因为分心去维持剧场的秩序，终其一生都谱不出一曲合调的旋律的人，数目就更多了。总之，即便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家，也多半只能重复自己，几乎没有人能够在奏出第一首动人的旋律之后，再唱出第二首更动人的歌。有位学生对我说，无论读哪一位现代作家的小说，都不能超过十万字，倘是读最近十年的新作家，那字数怕还要减去一点：这话自然是说得刻薄了，可我仔细想想，竟也无词以答。P330

可是，这位现代中国作家中唯一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人，偏偏停止了小说创作，在以《孤独者》一类作品构成了那样一个坚实的碑座之后，他竟放弃了在其上继续建造艺术丰碑的努力，中国新文学的唯——条有可能通向世界文学高峰的道路，也就因此而中途被截断，面对这样无情的事实，谁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也只能是以世界文学作为参照。如果这样来看，我就不能不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却还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尽管以他的人生体验和文学才能而言，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小说家的。

1989 年 4月，上海P332

吴砺

20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