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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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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8 16:58: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下)



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据说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我们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崛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毫不夸张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动力。精心策划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如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新加坡,也曾是建立帝国的途径。这种地理资产在帝国控制的体系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

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民族主义与领土占有之间的联系的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建立“千年帝国”的目标远不止是在政治上重新统一所有讲德语的人民,它还包括控制乌克兰“大粮仓”和其他斯拉夫语系国家,让那里的人民为帝国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日本人也同样坚信只有直接占领中国东北,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同样,俄国几个世纪来一直把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同领土的占有等同起来。甚至到了20世纪末,俄国仍坚持认为必须继续控制车臣人。后者不是俄罗斯人,但有一条重要的石油管道从他们居住的地区通过。俄国的理由是:控制车臣是保住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民族国家仍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在这种竞争中,地理位置仍是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P039

总之,对于美国来说,欧亚地缘战略涉及有目的地管理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的国家,并审慎地对待能引起地缘政治变的国家,以维护美国的两种利益:在近期保持美国独特的全球力量,将来逐步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机制化的全球合作。用古老帝国统治下更蛮横的时代流行的话来说,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自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P042

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美国的利益国家。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有多变的潜力和/或倾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为了民族的荣耀、意识形态的成就、宗教上对救世主的信念,或经济扩张,有些国家确实在谋求地区主导地位地位。它它们的动机有很深的根基,并且十分复杂。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一个人应该去抓取他抓不着的东西,否则天堂的意义何在?”于是这些国家仔细地估量美国的力量,确定它们的利益同美国一致或矛盾的程度,并制定自己较为有限的欧亚大陆目标。这些目标有时同美国的政策相符,有时同美国的政策冲突。美国对有这种动机的欧亚国家必须特别注意。P043

在目前的全球情况下,在欧亚大陆新政治地图上至少可辨明五个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和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后者中有两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资格被视为地缘战略棋手)。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土耳其和伊朗在某种程度——在它们较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地缘战略方面也相当活跃。以后的章节将更详细地讨论每个国家的情况。P44

当然英国对美国仍然十分重要,它仍能通过英联邦发挥某种全球性的影响。但英国既不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主要大国,也不受雄心勃勃的构想的驱使。它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十分忠实的盟国、一个不可或缺的军事基地和极为重要的情报活动中的一个亲密伙伴。美国仍需培植同英国的友谊,但不需时刻注视英国的政策。英国是已退休的地缘战略棋手,满足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基本不再参与由法国和德国为主角的大欧洲事业。P045

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这两种不同的动机是理解并确定法德对欧洲的不同设计内容的深层原因。

对法国来说,欧洲是恢复其昔日伟大辉煌的途径。法国严肃的国际问题思想家早在两次大战前就对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不断下降而忧心仲忡。在冷战的几十年中,这种担忧变成了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西方的愤懑,更不用说对与此相关的西方文化的“美国化”的蔑视了,创造一个查尔斯,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欧洲,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糟糕的情况。这样的欧洲,由于将由法国领导,将为法国重找回其辉煌。法国人至今感到这种辉煌仍然是法国的特定命运。在德国看来,投身欧洲是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赎的基础,而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则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因此,德国认为一个过分自信且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并非可行的选择。对德国来说,救赎+安全=欧洲 十美国。这个公式决定了德国的态度和政策,它使德国既成为一名欧洲真正的良民,同时又是美国在欧洲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德国把它对欧洲的热心承诺看成是对自己历史的净化以及对其道德和政治信誉的恢复。德国通过欧洲使自身得到救赎,既可重振昔日的雄风,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欧洲对德国的怨恨与担心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若德国人寻求自身的民族利益,那就将冒被其他欧洲人所孤立的风险;而若德国人致力于促进欧洲的共同利益,则将得到欧洲的支持和尊重。”P064在法国看来,通过在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统一,同时结合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首要地位逐渐下降,就可以实现独立统一的欧洲这一重要目标。但若法国要营造造欧洲的未来,它就必须既让德参与又加以束缚,还得逐步剥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而这将导致法国陷入双重政策困境,一是如何在不断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存在的同时,保持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法国仍然承认这一承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如何在阻止德国领导欧洲的同时,使法德伙伴关系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发动机。P067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华盛顿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有关欧洲特性或北约内部运作等问题上,法国只是暂时的对手。更为重要的事实和华盛顿应该牢记的是,在把一个民主的德国永远拴在欧洲之内的重要任务中,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便是法德关系的历史性作用。欧盟和北约东扩均应强化以法德关系作为欧洲内核的重要性。最后要说的是,法国不够强大,既不足以阻挠美国推行其欧洲政策中地缘战略的根本原则,又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欧洲的领袖。因此,法国有些怪僻甚至发点脾气,都是可以容忍的。P081

苏联的垮台是庞大的中苏共产主义集团逐步分裂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集团曾在短时间内与成吉思汗帝国的地域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后者。但这个存在年代较近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集团,寿命却很短。铁托的南斯拉夫反水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听号令,早就显示出共产主义阵营在比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苏集团持续了大约10 年,苏联持续了大约70 年。P092

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扩大了地缘政治真空。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干劲最足的人被杀害或死于古拉格劳动营,人数达数百万。另外,在20世纪内,俄国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蹂躏、一场长期内中的死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和破坏。俄国政权推行压制性的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断绝了俄国与世界的联系。俄国经济政策对生态问题完全漠然视之,环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据俄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至20世纪90 年代中,仅约40%的新生儿是健康的;约五分之一的俄国小学一年级学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问题。男子平均寿命下降至57.3岁。俄国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俄国的社会状况实际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国家水平。

对20世纪俄国人民遭受的恐惧和苦难,无论描述得如何严重也不为过。由于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会影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机会过正常的文明生活:

-1905 年的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蒙辱而告终;

-1905 年的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蒙辱而告终;

-1905 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引发大规模城市暴力活动;

-1914-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死伤几百万人,经济陷入极度混乱;

-1918-1921 年内战,再次造成几百万人丧生,国家遭到严重破坏;

-1919-1920 年,俄波战争,以俄战败而终;

————         20世纪20 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劳动营,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杀戮和大规模逃离俄国;

-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造成乌 克 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大规模饥 荒和几百万人死亡;

-20世纪3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几百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00多万人被枪决,几百万人死于受虐待;

-1941-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民和军人伤亡人数达数百万,经济破坏惨重;

-20世纪40年代晚期再次实施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从而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逮捕和频繁的处决;

——从20世纪4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长达40 年的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造成社会贫困;

-20世纪70年代到 80 年代期间为把苏联的力量扩展到加勒比、中东和非洲地区而耗尽财力;

-1979-1989 年劳民伤财的阿富汗战争;

——苏联的突然解体,社会动荡,痛苦的经济危机,血腥而又耻辱的车臣战争。P095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罗斯又太强壮了。如果美国不创造出一种环境使俄罗斯人相信与跨大西洋的欧洲结成越来越有机的联系是俄罗斯的最好选择,俄罗斯就更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俄中、俄伊(朗)长期战略联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显然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应避免使俄罗斯偏离其所需的地缘政治抉择。因此,美国在制定与中国和伊朗关系的政策时,应尽可能把它们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分析的影响考虑在内。坚持庞大的地缘战略选择的幻想,只会延误俄罗斯为结束其深刻危机所必须作出的历史抉择。P122

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P190

在这种情况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国家实力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它们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而在这四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与美国相比拟。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是无意中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唯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断言美国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国家”是正确的。P202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而且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 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 20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 2020 年可能降至10% -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20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一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P218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

20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19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P220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互联网而如虎添翼,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P223





吴砺

20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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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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