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二）

吴砺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二）

其中有些声音所说的是谋杀，却以为那是良药。还有一些声音，圣洁的声音，在述说理性。之所以如此，几乎总是因为这些声音明白自己的局限。但是，除非他们生而为圣人，他们就必须倾听别人识到自己并非永不犯错。大多数的话都被记录了下来，大多数的倾听是在阅读中进行。我自己的经历显然是这样的，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间隙，独自躲进咖啡馆，这才发现我从不曾有过一分钟的孤独。作为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我有二十年时间一直因工作到处旅行，上句话里的“咖啡馆”属于很多不同的城市：悉尼、伦敦、剑桥、爱丁堡、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巴黎、比亚里茨、戛纳、柏林、慕尼黑、维也纳、莫斯科、马德里、东京、京都、广岛、孟买、上海、香港、新加坡、开罗、耶路撒冷、瓦莱塔、洛杉矾、旧金山、纽约、芝加哥、迈阿密、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克兰、惠灵顿、珀斯、墨尔本、阿德莱德、布里斯班，然后又回到悉尼。但是咖啡桌只要堆满书，看起来就都一个样。从书页里走来的就是他们：伪智者和真智者。第一类不计其数，第二类屈指可数。但后者的数量足以让我对此生心怀感激，并对他们心向往之。若这本书让读者生出同样的心愿，那就不算没有价值。我所呈现的是评价的集合，包括这些评价之间的相互勾连：一种新人文主义。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新人文主义”，我会说它依赖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一种创造都不应为了某种信念之故而被驱逐。而另一种阐述的方式，就是这本书了。P’xv

普希金的抒情宝藏……

安娜·阿赫玛托娃，《普希金的（石客）》

有些语言天然地就比其他语言更优美，俄语便是其中之一。对任何学俄语的人来说，“抒情宝藏”这样一个短语如同穆索尔斯基歌剧里的二字咏叹调，在纸面上便吟唱起来。我一见到这个短语就把它记了下来。P012

能把一个健康人搞垮的也就两样东西：情感问题、野心，还有经济上的大麻烦。可这就已经三样了，其他的还多着呢。

皮特，阿尔滕伯格，《收获》（Fechsung）

阿尔滕伯格为了生计而忙忙碌碌，但只要动起笔来，就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两句话呈现一个世界观。有时只需四个单词。阿尔滕伯格众多的年轻情妇中有一位曾经泪眼婆娑地抗议说，阿尔滕伯格对她的兴趣“仅仅”(nut)是性的吸引。阿尔滕伯格问道：“Was istso nur?”（哪里仅仅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维也纳，阿尔滕伯格是人们最欢迎的乞白食的人，沙龙里的老油子，无可救药。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都是远比他有地位的著名作家，但他俩都崇拜他。一流的文体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甚至连托马斯。曼后来都承认他是现代最伟大的德语大师——常常说阿尔滕伯格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并在阿尔滕伯格死后编辑了他未出版的文章。卡夫卡说阿尔滕伯格能够发现“这个世界的精彩，就像在咖啡馆的烟灰缸里找到烟头一样”。伟大的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是犹太人，但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总是模棱两可，对犹太裔作家往往也缺乏耐心，但阿尔滕伯格是个例外，克劳斯对这位精神不太稳定的门客总是给予耐心、关爱和经济上的支持。这些功成名就的作家有着足以燎原的天才烈焰。阿尔滕伯格只是擦出了火花，但已足够绚烂耀目。P017

对于真正的学者——了不起的博学家埃贡，弗里德尔只是其中之—一阿尔滕伯格作为一个福斯塔夫式的流浪学者也有值得艳羡的地方，特别是他的女人缘。他那无赖的眼神，两撇下垂的胡须，杂乱无章的个人习惯，女文青们简直毫无招架之力，她们涉世末深，心目中成熟的男艺术家就是这副模样。尽管阿尔滕伯格对妓女的兴趣很可疑，尤其是下层的未成年少女，但他对有抱负的年轻女知识分子也不会视而不见。于是不少好人家的掌上明珠被阿尔滕伯格诱骗到他的便宜旅馆，结果女孩失望地发现，品评她的诗歌只是阿尔滕伯格的第二要务。阿尔滕伯格为了考虑男听众的感受，总把自己的情场战绩说成灾难，但谁也不会上当。然而，作为一种文学策略，自我贬低的优势在于能将自我塑造为喜剧。将失败的一生糅进一个段落，阿尔滕伯格的这一手不输林·拉德纳，尽管他们之间远隔重洋。你可能觉得拉德纳写车里的一家人，那个一问一答之凝练举世无双。（“爸爸，我们迷路了吗？”“闭嘴。”他解释道。）但是“哪里  了仅仅了？”甚至更干净利落。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提出，最好的作家就应该兴之所至，脱口而出几句即可，二流人物则会把这些话变成一本书；阿尔滕伯格充分满足了这一要求。他除了脱口而出的话，什么也没留下。这些话也很少是名言警句——那样就太像刻意为之了——但它们却总能余音绕梁。“哪里仅仅了？”便是绕梁之句。他只说那么多，但却让我们忍不住想接着往下说。余下的故事就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也许就是下面这样的。P019

“浪漫爱情是现代概念”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脚。除却维吉尔笔下的狄多与埃涅阿斯，拉丁语诗歌中没有多少超越凡俗的浪漫爱情。在卢克莱修笔下，情人们互相扯掉衣服，但之前和之后也看不到多少精神性的东西。普罗佩提乌斯这样倾诉自己的情伤：“辛西姬先用她的双眸把我毁了／虽然还没有女人碰过我。“没有人因爱情而升华，除非你算上卡图卢斯，尽管他显然是喜欢女人的，但他对女人从未表现出对已故兄弟那样的深情。不过，至少在古希腊诗歌中有一个耀眼夺目的例子，而古希腊诗歌是早于拉丁语诗歌的。特洛伊城化为灰烬，只因帕里斯被海伦的美貌倾倒：这几乎就是西方文学中发生的第一件事。它还会一次次地发生。大卫王见到拔士巴沐浴，便有了为她赴汤蹈火的心。这样的故事在但丁和彼特拉克那里变得更为优雅，但最初相见时的震撼是一样的：只能在远处欣赏的贝雅特丽齐激发了《神曲》的灵感，从不曾被他占有的劳拉在彼特拉克创造《抒情诗集》的全过程中占据了他的身心，这部诗集就是以递进的变幻视角看同一个故事，读来仿佛他正缓缓绕着一颗展览中的钻石踱步。而这两位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并非在建立一个传统：他们只是在赋予一个早已存在的传统以新的动力。在各个层面上，“典雅爱情Ho的传统都延续至今——最感人的锡盘巷*和百老汇歌曲都是关于得不到的女孩——主要是诗人为一名素昧平生的女人的“爱的凝视”（v繃one amorosa）而相思成疾。熟悉一个女人不会增强爱情，一旦发生，反而会削弱爱情。（唐。何塞觉得卡门是天仙下凡；直到她把他的人生变成地狱。）在莎士比亚笔下，彼此爱慕的报偿是让人心醉神迷的情话，而互相占有的回报是烦扰和毁灭。

多恩和马维尔把爱人带上了床，但他们的长篇抒情都是在宽慰爱人，她的魅力丝毫不逊之前那个矜持的她。蒲柏的诗歌看似鄙夷典雅爱情，但诗人对浅薄少女的嘲讽明显事出有因，他的身体面对美色早已无能为力，头脑却依然蠢蠢欲动，嘲讽就是为了两相抵消。他笔下叽叽喳喳的甜美少女千人一面，随便哪个都可以代表全体。《夺发记》离恋物癖已经不远：一绺头发和卡萨诺瓦看到被子底下的身体曲线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只要他觉得那是个女的。普希金对美女的足部也有同样的感受。叶芝，现代最伟大的自省式诗人，常常轻而易举地坠人爱河，给妻子的交代却称得上冷酷，说他配不上她的坚贞。他会因为年轻女伴的美貌而赋予她们其实并不具有的优点：这是一种很寻常的反应，情感本身丰富到了一定程度，想象力便会被调动起来丰富情感的对象。天才的年龄越大，爱慕的对象越年轻，最能证明这一趋势的人是歌德，虽然说起来有点叫人尴尬，但他七十四岁高龄时幻想自己还有机会获得十九岁的乌尔丽克，冯，莱韦措的芳心。尴尬固然不小，但却催生了那首名为《玛丽安巴德悲歌》(“The Marienbad Elegy”)的伟大诗作。那个时代最智慧的人被灼烧灵魂的激情攫住，这一激情无关智慧——他认为自己的大脑就和她的容颜一样迷人——但是，尽管智慧是激情的同谋，却很少是煽动者。本能看上去更像是始作俑者：＝种能调动起大脑全部美学机制的本能。头脑越是强大，人也就越像个傻瓜。黑兹利特的《爱情之书》(Liber amoris)是对这个主题的深度解剖：拿他自己开）9，而且不用麻醉。

\常常轻易坠入爱河的男人应该为全世界做件好事：不要把自己的激情太当回事。最重要的，这是为女人们做件好事。阿尔贝，加缪遇难前那个星期，还给五个不同的女人写了信，把每一个都称为生命中的挚爱。可能他每次那么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只是他很早就已经明白，他那近乎可笑的多情善变总会让那些他曾钟情过的女人付出沉重的感情代价，结果往往很可怕。他的女人们还是会原谅他，因为他与生俱来的魅力无穷无尽，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总是做好了承认自己轻浮的准备。这种自知之明也意味着公正的仁慈：加缪也许会因为偏心某位年轻貌美的女演员而请她出演自己的某出舞台剧，但他不会因为不再喜欢那人而把她赶下台。可叹的是，乔治，巴兰钦远没有这样的教养。这位编舞大师统治纽约的芭蕾舞界，仿佛那是他的世袭领地，在他众多特权中也包括“初夜权”。年纪越大，他与他的年轻芭蕾演员之间的情事越惊天动地。女演员们倒是常常亲口承认，她们本人是受益者，但是巴兰钦对天赋过人的苏珊娜。法雷尔的所作所为叫人不齿。法雷尔爱上并嫁给了一个年轻的舞蹈演员，巴兰钦为此把她从剧团开除，妨害她的事业发展整整十年。等她重新归来，  巴兰钦显然已是自损八百。舞蹈界对佳吉列夫的故事仍记忆犹新，他曾为尼因斯基燃起嫉妒的烈焰，充满艺术的毁灭性——尼因斯基曾是佳吉列夫温顺的同性情人，后来却娶了一位芭蕾舞女演员，佳吉列夫果断将他开除，因此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剧团实力，影响了之后的发展——这本该让巴兰钦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下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也许他确实意识到了，但还是明知故犯。巴兰钦无疑是一位天才，而他竟然会让一种被理想化的激情干扰自己的创作，这一事实本身丈量出老男人被年轻女人吸引时的疯狂程度，足以让人心智失常。他为法雷尔编写了伟大的《堂吉诃德》，由自己扮演堂吉诃德，显然是希望驱散缠绕自己多年的心魔。有一段双人舞是这位老糊涂的西班牙绅士表白自己无望的爱情，场面悲哀到无以言表，虽然作为赎罪还是不够：他应该自鞭忏悔。

我们自己的时代，最不“典雅”，或者说最缺乏“典雅爱情”心态的要数菲利普·拉金：把心和灵魂交给一位女性，让自己成为奴隶，这是他最不屑一顾的事。游吟诗人开启的“唯爱人之命是从”由他一手终结。遇到爱情（或者用他晚年的话说，“又一次爱情”），他总是提前自保，手法是写一首诗。写诗不是为了入场，这诗正是他的退场券。不过，一见钟情所具有的揭示力量是他最常用的一个主题。“最新脸庞”不言而喻：一长串美丽脸庞中的又一张新脸，却足以让所有的骚动从头来过。从古至今，所有文学证据都表明了一点：在美色面前，男人都是傻瓜，他们会把各种美德赋予美貌，直到现实经验打破这一错觉。再聪明也无济于事，因为一见钟情不是来自特定的判断力；一见钟情是突然发生的，这一突然性之完整犹如婴儿对母亲声音的反应。女性的美始终被男性诠释为神圣的善在尘世的化身。偶尔出现的邪恶天使，从莎乐美到孔德丽，从莉莉丝到露露，都是有意识地尝试一种反常的主题变异，如果人们所期待的不是恰恰与之相反，它们就毫无艺术价值了。对男人而言，最初、最不假思索的赤裸裸的崇拜激情正是最严肃的。它是里程碑式的，皮特，阿尔滕伯格早就一言以蔽之。“哪里仅仅了？”他有自知之明。在他那个能够毁掉男人一生的两样东西的长单子上，不妨也可以加上：缺乏自知之明。P023

……自由主义者相信人性的不完美是恒久不变的，他退而接受了这样的制度，在那里，善是无数行动的结果，而永远不是刻意选择的对象。最终，他也接受了这样的悲观主义，在政治中看到一种艺术，能创造条件令人性之恶亦贡献于国家之善的艺术。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292 页P033

德占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六十年之后，往事仍然在不断展开。几十年间，这段故事一直面目模糊。直到八十年代，重量级作品才开始浮现，而且到现在也没有达成普遍共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个结论是德国宣传队( Propaganda Abteilung)实现了自己的主要目标。除了一小部分勇敢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抗争，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给纳粹添多少麻烦，因此道义上是有亏的。甚至连加缪也无动于衷，而他的作家地位恰恰基于将追求真实的理想主义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但至少加缪坦承自己并没有参与多少抵抗运动，至少他曾抗议战后针对法奸的镇压运动有些过火了。而萨特，他本人的抵抗运动不值一提——只参加过一次星期三召开的秘密集会，内容是决定下个星期二是否要举行另一次集会——却自诩为抵抗运动的元老，并大声疾呼打倒叛徒，虽然那些人的行为并不比他自己的更值得谴责。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比加缪更甚，萨特作为一名作家和思想家的战时名声要感谢纳粹的容忍，他对此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用识时务的沉默来装点自己的雄辩。窍门就是一次性结清：打扮出迫不得已的样子。迫不得已，就算是吧，如果你把自己的事业视为不可或缺——艺术家们很容易这样想，甚至被鼓励去这样想，以理想的名义。

当你思考这些当事人的心理，德占时期的巴黎便成了二十世纪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得出的结论则令人沮丧：即便是最自由主义的信念，面对极权压力也是不堪一击，除非拥有非同一般的坚毅人格来支撑这些信念。进一步的思考——悲叹此种坚毅的缺失，本身可能也是非自由主义的——更令人沮丧，但也必须面对。除去同性恋、小偷、赤贫者等永远的局外人，只有独立的年轻人真正有机会在德占时期保持勇敢，而即便是他们，当死亡威胁真的到来，恐怕也只有圣人才能坦然接受。纳粹在巴黎表现出的圆滑背后暗藏着绝对暴力的威胁。这一威胁很少真的成为现实。这些受到威胁的人都太聪明了。负责此事的纳粹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中不乏法国文化的崇拜者。当时最时髦的银塔餐厅里会定期举办宴请，法国文化界人土与纳粹同席用餐，这些纳粹似乎觉得科克托的优雅远胜本国名流。而不止一次现身的科克托迟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活动出席一次就足够了。P037

过去四十年中，这个世界上唯一享有和平的是那个按政治文明一分为二的大陆每一方都有核武器。雷蒙。阿隆，《这个世纪之末》／／-‘，DernieresAnnee，dusiecle），第68 页P040

如果本雅明再多等一会儿，他就会在家中被逮捕，最后难逃被扔进集中营的厄运。等他终于出逃之时，已是九死一生，如果他事先有所准备，或许可以越过边境，但是我们不该指责他的天真。许多长于世故的人也像他一样死于绝望，因为纳粹不遗余力地要把世界变成一个生无可恋之地。汉娜，阿伦特在写给卡尔，雅斯贝斯的一封信中提到本雅明的死（《书信集：1926-1969》，第77 页），她的一个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四散逃生’这种氛围实在让人不堪，自杀是唯一有尊严的姿态。”有尊严地死去是唯一肯定生命的方式。阿伦特身处美国，性命无忧，这样提出自愿死去是逃生无望者唯一的尊严选择，不免有些苛刻，但她有一点没说错，当普通人的生活突然变成各保各命，这种压力让人何等不堪。落在最后的掉人魔爪，本雅明就是其中之一。P050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于1899 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6 年在日内瓦病逝，他几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也极大地塑造了那个世纪。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拉丁美洲文学对西班牙语世界至关重要，而把西班牙语世界看作是整个人类世界中一种充满生机的复兴力量，那么这与博尔赫斯有很大关系。作为一名二十世纪的艺术大师，即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看，他依然当之无愧。博尔赫斯与丁尼生、吉卜林和马克·吐温齐名，像自然奇观一样被报道，仿佛一座人体火山。在他生命最后，他说过的每个字都会变成铅字：与博尔赫斯的对话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录下来，立即就出现在《纽约客》杂志上。他的对话录和散文可以被推荐为学习西班牙语的捷径，这是每个文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掌握的语言，至少要达到基本阅读水平。（博尔赫斯自己常引以为荣的英语其实也不过是这个水平。）一旦学会西班牙语，它便会开辟一个恢弘的篇章，我们会发现，哪怕只看阿根廷，博尔赫斯也并非傲然一方。举例来说，同时代的埃内斯托。萨瓦托散文就写得更好。那些欣赏博尔赫斯文学造诣的阿根廷作家，也曾质疑他安享国际名声，坐视祖国陷于独裁恐怖之中，他们不认为博尔赫斯这个国宝级人物貌似超然物外的政治态度就无可指摘。P064

一个外行去质疑博尔赫斯庞大的艺术成就无疑是愚蠢的——还不如拿着小斧头去砍森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同情生长于阿根廷之人的，他们并非都是庸人，他们不禁感觉这一切就如同越来越多的树木，只是为了让人看不见森林。P070

象牙门外的梦，午夜前的景。托马斯，布朗爵士，《论梦》( On Dreams)P078

暴君于百万人的孤独之上喃喃自语。阿尔贝，加缪，《反抗者》

第一次读《反抗者》时，这句精妙绝伦的话便从书页中跃起，如同海豚跃出水面。我立刻记住了它，从此爱上了加缪。我希望能像他那样写作，写出诗一般的散文。我想拥有他那样的长相。P090

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二人的表演来说——加缪年轻时常常在广播里听到这两位——你顶多可以说，信则振奋人心，不信就是无耻煽动。作为一名作家，年轻时的墨索里尼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相当有煽动力的社会主义辩护家。希特勒以作家身份带给我们的《我的奋斗》比无聊还糟糕：听着他滔滔不绝口述，为他誊写的鲁道夫·赫斯要不是早就疯了，肯定也会被逼疯。如果《我的奋斗》没现在一半难读的话，读它的人就会更多，世界也会早点受到警示。在他们下班的时候一也就是他们休息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叫下班——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截然不同的人。墨索里尼尽管绝不容忍反对意见，但他也可以表现出风趣的一面，因为他能被取悦：一个喜欢爵士乐大师“胖子沃勒”的人总不至于无聊透顶。但希特勒简直就是无趣的化身。一个展现他演说能力的典型例子便是吞并奥地利当晚的广播：整整持续了三小时之久。如果听他的公众演说是个艰巨任务的话，私下听他讲话便是人间地狱。我们有口述录音，他的席间闲谈简直让人想念起戈培尔来。在贝格霍夫的沙龙里，希特勒会在午夜过后的几个小时里一个人无休止地重复说着他早年的奋斗史和纳粹光明的未来，让头晕眼花的宾客们无法入睡：不妨用没有音乐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来形容。崇拜他的秘书们想要全部记下来，却敌不过睡意，而从东线战场回来述职的截肢军官宁愿回去面对红军的大炮，大炮齐鸣好歹还有点即兴的娱乐性。希特勒有着骗子的洞察力，能看穿人们的反应，他对自己做的事一定非常清楚。他只是在证明自己。或者说，他在证明自己的地位：证明自己的权力。暴君都是如此，而加缪发现了这点。如果我们觉得墨索里尼是一个例外，那是因为他算不上完全是个暴君。在法西斯意大利，个性的概念从未在人群中消亡。真正的政治恶魔持有这样一种信念：除了少数由他亲自挑选的大管家，还有他本人，没有个体存在。每个人都要记住，他们一直以来只有孤独：孤立无援的孤独，等待着领袖的声音。也许是加缪与生俱来的孤独使他成功洞悉了这一点。对于一个天生肺功能衰弱却差点成为运动员的人来说，怎样巨大的成功都无法使他忘却失去力量的本能感受。这种感受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诸神将成功倾倒在他身上，只能染黑他的风衣，却从未浸透他的肌肤。P093

吴砺

202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