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四）

吴砺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四）

如果不是美国空军先对柬埔寨狂轰滥炸，波尔布特就不会上台，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果真如此，除了智利的灾难以外，还有很多灾祸敲打着亨利，基辛格的良心。红色高棉酷刑集中营的灾难就要算上一笔。在金边S-21集中营被审问的17000人当中，有16994人在痛苦申死去。活下来的六个人受到记者的询问，可是他们伤得太重，已经说不出什么了。墙壁上的字也许写出了我们需要听的一切。“接受鞭打或电击时，禁止叫喊。”安全规章第六条写道。其他规章和这一条一样让人不寒而栗，但第六条规章有其特别之处，它就像是一个要命的孩子从斯威夫特和卡夫卡那里学来的。这条规训还有一个变体：“被棒打或电击时，禁止大声叫喊。”但是，“禁止大声叫喊”意味着还有轻声叫喊的可能，而“禁止叫喊”就完全不讲逻辑了，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总是需要被提醒才能认清），红色高棉的施虐者们并不代表一种思想体系的衰朽和扭曲；他们根本没有开始思考，所以有一种孩童般的纯粹。

另一条红色高棉规章几乎让人着迷：“不要试图用借口掩盖事实。严禁与我辩驳。”它的魅力在于这完全是浪费精力：既然囚犯只能给出一种答案，那么审讯者为何不直接把答案写下来，然后盖个章什么的，尤其是囚犯最后的签名反正也没什么意义？很不幸，所有的证据都不支持我们所期望的善良人性，只显示出施虐者多么享便酷刑已经毫无意义。所有的证据事后仍在那里，》每一阶段拍摄的照片。红色高棉的施虐者是否真的心理变态，这个问题只能由精神病医生来解答。对于关注人类整体境况的学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红色高棉在西方的名声。他们的疯狂暴虐并没有持续太久，可是在暴虐持续期间，西方有一些很有想法的人以冠冕堂皇的种种借口为其辩白。但值得一提的是，辩白不久就消失了。最先揭穿真相的西方刊物之一是《纽约书评》。在这种事情上，这份刊物通常总是尽可能不做评判的。接触到真相的渠道带来了改变。如果我们对红色高棉屠杀场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的话，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别打民主柬埔寨的主意！”）也许会把相信他们的西方傻瓜蒙骗得更久。但是报道很快传播开来，主要是因为负责的是一群年轻人。人长大之后就变精明了。

回到五十年代末，在《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唱片的封套上，乔纳森，米勒开了个黑色玩笑，讲到他最恐惧的事：遭受严刑拷打，逼间他不知道的信息。这个玩笑的假设是：如果他有东西供出，酷刑就会停止。他是在追忆英国人笔下文雅的世界，而不是欧洲残忍的现实。在纳粹的地下室和集中营里，人们经常被刑讯逼供他们不知道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折磨而被折磨。卡夫卡预见到它会发生，就像他预见到了一切的发生。《在流放地》(Stra fkolonie)中，被折磨的囚犯得自己琢磨犯了什么罪，最终他被告知，罪行会用酷刑工具写在他的身体上，他已经和工具锁在了一起，毫无逃脱希望。卡夫卡是一位先驱，但很快就有了同伴。如今我们都必须生活在现代世界，其中“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的声音可以被清晰准确地记录下来，可它们的含义却往往被忽视。P276

我发现所有自重的艺术家都必须是流亡者，而且不只在一种意义上。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杂文集》，第一卷，第203 页

“每个人，”约翰逊博士说过，“都有一种潜在的欲望，想在自己的故土上显得举足轻重。”如果他有幸被赋予预见未来的能力，他一定会补充说：“每个人，除了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p287

]任何小人物在写作时都能像狮子一样大吼大叫，因为宏大的词藻成本很小，而细腻——比如肖邦的细腻，一直坚持到极致，充满张力，丰富浑厚——则需要努力和个性。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波兰的纪念品》，第141 页p293

伯克行文左右开弓好似叉状闪电，羽冠丰满又好似蟒蛇。威廉，黑兹利特p298

。在关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评论中，他对《失乐园》给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描述之一：“无论撒旦的形象在哪里出现，无论他在行走还是飞翔，‘在暮霭沉沉中升浮’，画面始终奇绝而又妥帖：所以撒旦的形象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庞然大物，不同寻常，有所预示，惴惴不安，心烦意乱——但它褪色的辉煌依然耀眼夺目，那是云雾缭绕的神衹的残骸。”p299

在地下酒馆品行端正有什么用，或者在精神病院满腹经纶？威廉，黑兹利特，《论智识优越性的劣势》，出自《席问杂谈》( Table Talk)，第280 页p303

即便对于后来那些不认同他唯心主义思想的哲学家来说，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eidrich Hegel.，1770-1831）的哲学也是一个必要的起点，比如，克罗齐受黑格尔的影响就和他受维柯的一样多。围绕着黑格尔身后名声的乌烟瘴气，主要来自那些认同或自以为认同他的人。辩证唯物论模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后者主要见于他在1812 年到 1816 年问的两卷本巜逻辑学》（Wissenschaft出r Logik）。同样，他后来将国家视为可完善的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对于那些相信德国应该引领世界的人很有吸引力，这一学说遗留的影响长久以来被纳粹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利用，为根本不动脑子的纳粹分子铺平了道路。（不幸的是，他们朝着命运的梦游实现了黑格尔的预言，他认为只要有合适的人，有一天他们终会有所行动：他只是没有猜到付诸行动的是错误的人。）有关黑格尔的问题之所以复杂，还因为他的文风随着思想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费解，从而在他众多的支持者和效仿者中形成了一种有害的看法，以为哲学理应晦涩难懂。P305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黑格尔，引自埃贡，弗里德尔，《现代文化史》，第三卷，第79 页

黑格尔的文风可以非常优美，就像上面这句话。P305

• 黑格尔颂扬的畅通无阻、势不可挡的力量一度短暂地具有现实意义，但它从来就不是正确的。他把密涅瓦的猫头鹰放飞得太早了。倘若他一直活下来的话，他那诗意的洞察力终会让他明白自己的政治理论错在哪里。伟大的作家让我们能够用他们的长处去衡量他们的不足；但后者会永远在那里，它们往真空中注入气体，鸽子在其中飞翔，梦想着自由。P309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从没粗鲁地对待过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人，包括许多让人难以忍受的恶棍，他们向你讲述他们的痛苦，甚至朗诵他们的诗歌。海因里希，海涅，《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 Reise von Munchennach Genua)，第一章，第193 页p311

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1889-1945)应该不需要介绍了。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要么不知道他是谁，要么对他的所作所为只有模糊的认识。由此也暴露出自由民主的一个缺陷：它的众多自由 当中也包括遗忘的自由，忘记是什么曾经威胁过它的存在。倘若没有受到阻挠，希特勒定会致力于消除他所能触及的所有自由言论的痕迹。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他的这种倾向是否证明了他对人文领域不可能有真正的兴趣。令人尴尬的回答是，并非如此。尽管大家都想当他是文盲，但他完全可以做到凭记忆引述叔本华的话。希特勒酷爱音乐，以至于有些人认为，他对瓦格纳的欣赏足以成为把这位作曲家从音乐史上抹除的理由。希特勒本可以成为一个画家，而他也从未丧失对美术的兴趣。他设想在自己的家乡林茨办一所美术馆，这是他对取得必然胜利后的纳粹欧洲所怀有的最心心念念的梦想之一。并不能仅仅因为他认为门采尔是德国最好的画家，就贬低门采尔的艺术地位。希特勒尤其被建筑艺术所打动，这把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他不仅为之心动，而且为之疯狂。在他所有看似文明的爱好中，他没有任何分寸感。他的兴趣缺乏人性的因素，所以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人文主义。不过，尽管他和文明传统的关系充其量只是拙劣的模仿，而且自始至终带着一种神经质，但毕竟仍然存在一种联系：就这一点而言，他在斯大林之上，因此也应该受到学者更为谨慎的对待，因为他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在他那些有教养的受害者中，很多人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来否认希特勒有他的思想世界。伟大的罗伯特，穆齐尔最后撰写的一些警句致力于总结希特勒的毒害本质。那些精雕细琢的句子对希特勒毫无影响。欧洲最优秀的头脑竭力要证明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根本没有脑子。可不管他们说什么都是徒劳。希特勒只能被武力打败：也就是说，要依照他的方式。批判他的书填满一座又一座图书馆，也比不上一发俄国炮弹的威力。我们要记住这个丑陋的事实，尤其当我们发现自己在助长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以为只要所有关于信仰的争执能被消除，政治就会回归到自然秩序。确实有那么一种自然秩序，只不过它并不是良性的。P321

人生一定极为短暂，倘若如此脆弱也能持续一生。卡夫卡p343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体现了过去和昨日的不同。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属于过去。甚至布朗宁也属于过去，虽然他所处的时代比他们俩要晚，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被我们称为“现代”的东西。但济慈——和拜伦一样——仿佛就活在昨日。每一位现代诗人都不得不对济慈有些自己的看法，好像他是眼下的一个竞争对手。有时候，负面看法包含的宝贵意见甚至比褒扬之词还要多。P347

。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可以说和我们对兰波的看法一样，兰波的人生丰富多彩，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他“过早地完成了自我”( fruhvollendet)。问题是济慈是不是也会一样：一个神童，假如活得更久，也不会走得更远。当然，我们这么想的唯一原因是他实在太天才了，而且我们一想到倘若他能够一路走下去会有何等丰富的创作生涯，便难免有些不安。这样或许就会出现又一个巅峰，需要我们重新整理整个英国文学史：所有著作的次序都要被打乱。

另一个考虑是，我们只用往回走一小段距离，回到十九世纪初——仅仅几代人而已——就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时代，一个政治导致死亡任意发生的时代，进入了以如今的标准来看更为恐怖的时代，一个疾病导致死亡任意发生的时代。P351

他非要搅乱词语本身的意义不可。利希滕贝格，《格言》（Aphorismen）p369

（。天资聪颖的人几乎生来就有一切，但是通过不懈的学习和努力，他们把伟大的天赋转化成伟大的作品。他们最初的傲慢是必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海因里希·曼说得对，年轻艺术家先要有自信才可能有所成就，而自信未经实践势必看起来像自负。但是，如果他们要成长的话，他们的自大中一定要融人一丝谦卑：他们必须承认，创造力的一个秘密是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我亲爱的朋友，”伏尔泰曾对一个有志成为作家的年轻人说，这个人麻烦他看看自己还未发表的手稿，“你可以写得这样漫不经心和一塌糊涂，当你已经成名的时候。在那之前，你得多下功夫。”

没什么才气且掌握的知识多于理解力的人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更喜欢艺术性的说明而不是自然的解释。利希滕贝格，《格言》p377

。艺术，还有对艺术的学习，并不是对生命的补充：它们是生命本身，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又回馈给生命，从而使它成为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向它展示它的样子，让生命变得有意识。但利希滕贝格知道这一切。他的几十条其他格言证明了这一点。他写这一条那天不太顺心。肯定是哪个笨蛋书呆子把他惹恼了。

如果由理性，这天堂的女儿，来判断什么是美丽的，那么疾病将会是唯一的丑陋。利希滕贝格，《格言》p385

。十九世纪末，早在会有他好受的政治正确的时代到来之前，乔治·圣茨伯里——或许是当时地球上最渊识博学的人——用过一个比喻，很能表达一首成功的抒情诗对我们心思的影响：他说那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小姑娘的脸庞”。P389

兰德尔，贾雷尔说一个诗人必须等待被闪电击中的时刻。即使在一篇看似癫狂错乱的文章中，梅勒也会多次被闪电击中，你甚至可以听到他头发通电的嗞嗞声。P400

我们都曾属于那个被标记出来要彻底灭绝的群体。让人惊诧的并非我们中的许多人被送进集中营或是死在了那里，而是有些人活了下来。处处小心没有用。活下来只能靠运气。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放弃希望》，第67 页p403

苏联政权在旧沙俄知识遗民中制造了一种定义不明的区隔，他们表面上似乎在过正常人的生活，内心却时刻被不确定感和恐惧包围，这种情形在后来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世界更进了一步。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受害者的一大不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是谁，最后也逐渐明白自己难逃厄运。而在苏联，资产阶级根本无从确认自已是否已被划人死亡名单。就像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的受害者，他们永远在试图搞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是因为读了书吗？是因为长着红头发？还是因为屈服得太快了？  （这是恐惧最残酷的形式。）类似故事在其他地方也有。早在提比略时代的古罗马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但二十世纪增加了新的历史意涵，各种打着改善人类境遇旗号的社会制造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氛围。娜杰日达捕捉到并提炼出的精髓是：新俄国出现的失望。不少大思想家都探讨过那个梦魇的实质，然而只要艺术家活得够久，他们通常要比哲学家讲得更好。娜杰日达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比艺术家说得还要好。她无法在抒情世界中找到避难所，于是掌握了一种比丈夫的诗歌更有力的文风，也许正是这让她跻身最伟大艺术家的行列。她找到了方法去表达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实验是如何改变了情感的结构。P405

要说德国和欧洲犹太人所经历的浩劫有可预见的必然性，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样的假设中有一种不正当的乐观主义在作怪。人类历史中更多的是偶然、任意，无理性和无义，远超过我们的自负所能允许的范围。戈洛，曼，《历史和故事》，第170 页p409

。塔西佗的真正价值在于，他总是很清楚悲剧事件的起因是意外和错误决定，而悲剧的深度正在于意外本可以避免，决定本可以正确。在一个预先确定的世界里是没有悲剧的，只有命运。戈洛。曼将塔西佗视为楷模，所以明白宿命论和浅薄往往紧密相连，你要严肃对待历史，就必须严肃地相信历史本可能会是别的样子。P412

。不管怎么说，是海因里希而不是托马斯，早在1936 年就猜到纳粹会干出超乎想象的滔天大恶。

德国犹太人会被系统化地灭绝，这点已毫无疑问。海因里希。曼，《德国人和犹太人》，收录于《政治随笔》( PoJitischeEssays)，第146 页p417

史诗是一种升华的无聊。托马斯，曼．《日记：  1935-1936》，第123 页p433

。任何试图提前卸除必要沉闷的努力都会毁掉其连贯性。一部史诗若只剩人物形象，便与目标背道而驰了。庞德试过，于是《诗章》成了一种负面提醒：没有人能只用调料做饭，或是用火花做雕塑。P439

。他死后，媒体想要从他身上挖出一个食人怪兽，但那只说明了媒体的素质，而无关他的素质。他是现代文化潮流的第一批受害者：这种潮流以为通过寻找偶像人物的致命弱点就能大规模治疗半吊子文化。P442

)米拉诺夫所有的唱片都是为美国厂牌录制的，这些唱片虽开始于她职业生涯的下半程（她快四十岁时才第一次进录音棚），但光彩程度毫不亚于任何初登歌剧舞台的新星。她生来是女中音，后来慢慢涉足高音区，她的中音区如黑莓汁般醇厚，高音区如香槟气泡般熠熠生辉。；p444

圣经构成了信徒、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共同善。切斯瓦夫，米沃什，《旧金山湾景》（ Visions de Js baie de SanFrancisco），第224 页p449

除了佛教可能是个例外，没有一种已知的宗教能够与国家结盟而不摧毁自由。人们较少注意的是，这也会导致它自身的毁坏，要么是教化变得肤浅，要么是试图在法律上强制实施而招人厌恶，而不是通过循循善诱、典范和见证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在宗教的恰当领域，即私人生活当中，只要不触犯法律，宗教可以随心所欲地保持其教义的严格、纯粹。这也可以保护其精神养分的源头不受污染，不必屈从于要让它们普及易懂的致命义务。我们可以肯定，1979 年教皇带至波兰的一大安慰是一句用拉丁语说的话。他能说波兰语，这有利于交流，但他也能说拉丁语，这对信众来说是一种渴望已久的提醒：在头脑被禁锢多年后，还有一种永恒的语言没有被腐化。没有信仰的人听到这样的提醒也会高兴。P452

。蒙塔莱晚年曾听过先锋派作曲家诺诺的演讲，诺诺试图说服意大利的音乐公众：他用马克思主义写音乐，是为了让他们的生命更有意义。蒙塔莱早年听过写实主义歌剧的最后几部伟大杰作，听众的生命的确更有意义了，用不着提马克思，一切尽在旋律、配器和激动人心的戏剧效果中了。蒙塔莱当场指出诺诺的脑子是装在一个瓶子里。P456

。我还知道一个人能记住他看过的电影的所有工作人员，不光是全部演员，还有所有的技术人员。我以前总是希望他俩一起下地狱，因为他们经常会选我当受害者，在谈论艺术的时候，那是一种丑恶的提醒：遗忘几乎和牢记一样重要。我喜欢背诵诗歌，但只是我喜爱的诗，我可怜那些要记住他读过的所有诗的人。在悉尼大学，有个同龄人就有这毛病。他在事业起步时就拿了一个诗歌奖，结果事后证明，他的诗中有一大部分来自别人的诗——真尴尬啊。没有忘记的能力，我们就无法回到我们所爱的事物，享受那种熟悉的最高境界的快乐，宛若新生。普鲁斯特的成就在于第一次读他就能给你那种感觉。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一早就致力于让自己记住遗忘的感觉。P459

最令他蒙羞之事对他最有好处，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伟大的心灵，整个世界都不会相信他；如果他吃苦耐劳，就不会让安东尼穷奢极欲直至毁灭。孟德斯鸠，“七星文库”版《孟德斯鸠全集》，第二卷，第137 页p464

?茨威格（在《欧洲的遗产》中）曾说过，蒙田读史不是为了博学，而是为了看别人如何处理世事，并以此为鉴。通过评估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行为，我们为自己找到了衡量依据。然而我们首先对自我的评估，是我们不太可能仅凭自己就达到如此伟大的客观性：我们需要通往人类灵魂的向导，而孟德斯鸠是其中最难超越的，因为他可以克制自己不进行道德判断直到最后一刻，同时并不放弃道德判断。很明显他并不钦佩奥古斯都的为人，但他能够看出奥古斯都作为皇帝的伟大，而最终他看出了奥古斯都的伟大和他的为人之间的关联。这是一种抽离的壮举。我们大部分人早早就忍不住要表决了。P465

孟德斯鸠笔下的庞培拒绝接受显然的事实，他的行为回答了为什么：他对这个问题迟钝，因为他是庞培。孟德斯鸠观测到了人物视野中心的盲点。德加的视力出了问题，最终导致他直视前方时什么都看不见。庞培在他的道德视网膜中心有一块盲点，这令他成为庞培。同理，莎土比亚写出了泰门的本质——他无法看到慷慨会毁掉他；科里奥兰纳斯无法看到他必须讨好人民，不然就不该当护民官。这些都是没看到的大事，而且得是大人物才看不到。P470

吴砺

202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