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五）

吴砺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五）

。穆尔黑德真挚而自信，他能勾起效果而不是挤出效果，“阿拉曼的大海是玉色的，当阳光洒向白色沙滩，会反射回海面，于是海水充满了跳跃的光和色彩”。他知道如何恰如其分，点到为止，在此前提下他用一种权威的口吻讲述了澳军第九师在战斗两年之后来到阿拉曼前线的真实故事。P482

德尔，萨托的金色手臂不会让我们忘记他内心的平庸，就像韦尔夫林在德尔，萨托的画作中努力揭示了如此清晰的古典艺术法则，却依然没有为我们带来一位文艺复兴全盛期的英雄。保罗·穆拉托夫，《意大利的图像》，第一卷，第277 页p485

\名气不过是簇拥在一个新名字旁的所有误解的总和。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作品选》（GesammelteWerke），第五卷p551

每一个社交圈都是独立的小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了解一切事情并且相信别人也了解同样的事情。然后就这么过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小圈子解散了，消失了，无迹可寻，没有任何事情记载下来，最后人们不得不胡乱猜测一通，根据模糊的传说，根据微弱的回声试图追怀以往。圣伯夫，摘自《书信集》第十七卷所载信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75 年 10月3日p586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1905-1980)就像一个长着邪恶之眼的天才在这本书的角落里若隐若现。在笔者看来他是魔鬼的一位代言人，甚至比魔鬼还要可鄙，因为他更精明。毫无疑问，这种反应有失分寸了。毕竟，萨特从未杀害过任何人。但他的确为很多杀人者辩护，而这些人大多也没有真的杀过人：他们只是命令下属去杀人而已。这里存在一个道德问题，是萨特很擅长应对的那种问题，如果他愿意这么做的话。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这是关于他首先要说的一件事，但很遗憾，这并非最后一件。1944 年巴黎解放后，他以抵抗组织成员的身份呼吁清算与纳粹合作过的文学界同行。至于他本人当初究竟参与了多少抵抗，这个问题并没有妨碍他在战后爬上显赫的地位。作为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社会评论家和政治分析家，萨特是法国第四和第五共和国时期名声卓著的左翼知识分子，统治着左岸咖啡馆，身边是女王西蒙·德。波伏娃。这两人让出众的才智成为新闻争相报道的故事：贝尔纳—亨利·莱维这样耀眼的明星哲学家如今享有的名望，可以在战后严肃思想与媒体瞩目的互动中找到先例，那是一种巴黎的微气候，在食品和燃料依然短缺的年代给予巴黎一种奢华感。加缪过早死于车祸后，萨特真正的竞争对手雷蒙·阿隆长期受到独立左派的拥戴，与此同时，萨特的左翼观念是法国政治思想的风向标，建立了一种正统，法国知识界至今依然浸润其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为世界各地的知识界设定“介入”( engagement)的标准（这个词在法语中看上去好些，尤其是不涉及任何实际内涵时*）。这种观念的关键原则是，与无可救药地图谋私利的资本主义西方相比，共产主义政权具有严肃的利他主义意图。（资本主义西方的学究们满怀崇敬地接受这种奇思妙想，没有意识到既然他们的社会允许他们这样做，那就很难说是自私自利的——除非言论自由只是玩弄诡计，意在让易受欺骗的人相信他们享有自由。）分道扬镳之后，萨特依然乐意说些“洗地”的话，哪怕要洗白的是古拉格群岛。他最后不再否认其存在，但也从来没有谴责它是体制的核心产物，他仅仅表示遗憾，认为那是偶然的污点。这种手腕意味着他有种强大的能力，即使在承认实情之后也要否认其重要性，很难说跟道地的欺骗有什么区别。P591

但是，战后肃清运动期间有许多老鼠跑出来吱吱乱叫：那场表演的目的就在于此，戴高乐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尽快结束了这场运动。萨特本应就此歇手。加缪这样做了：恰如其分地意识到他的抵抗算不得什么（尽管他比萨特冒了更多的险），他去世之前很久就不再以英雄自居了。但萨特从未歇手，他假装自己曾经很英勇：当其他人真的很英勇，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时，假冒英勇是一个人能够做出的最无耻的事情。萨特这位哲学家，这位爱真理之人，终其一生都对自己成人生涯中最基本的事实撒谎，他的哲学一派胡言也就不足为奇了。勒维尔注意到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否认“散文家和批评家的层次”是其出发点，这个发现颇有价值，他肯定也注意到，在萨特的情况中不可能如此，因为萨特这样的散文家和批评家几乎完全专心致志于隐藏而非揭示真相。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指出的，萨特在莫斯科之行中，曾一度距离一辆装满无辜劳改犯的警车几步之遥，那是驳斥他有关苏联全部谎言的活生生的证据，但是即便当时警车后门不小心打开了，他也很可能会说里面装的人全是罪犯，或演员——任何人，偏偏就不是所有俄国人都知道的那种人。前铁幕国家没有哪个严肃的人认为哲学家萨特比一本正经的小丑好到哪里去。但在萨特的祖国，他享受的威望太大了，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要彻底摧毁它。嘲笑是允许的，但仅止于朝凯旋门扔几只鸡蛋。P600

有各种逃避责任的方式。逃往死亡，逃往疾病，还有逃往愚蠢。最后这种是最不具有危害性和最舒适的，因为即使对于聪明人来说，逃往愚蠢的旅程也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长。阿图尔。施尼茨勒，《箴言与思索》( Buch der Sp，uche undBedenken)，第78 页p606

。在弗洛伊德最后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这位伟大的潜意识研究鼻祖，也迟迟不愿承认纳粹对文明的挑战。弗洛伊德、克劳斯，施尼茨勒——他们都处在维也纳文化智识的顶峰。但对这三个人来说，都不存在希特勒式的犹太人间题。他们关注的一直是作为现有文化污点的反犹主义。希特勒新的反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一种死亡文化。西奥多，赫茨尔曾预言了它的到来，但依据的仅仅是一直发生在东欧的事情。要承认同样程度的毁灭性破坏也可能发生在西方文明中，那真的需要一名先知。至于先知，理性的人往往会说他可能是疯子。先知预言和创造性直觉或许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依赖于对于各种可能性的思考，而不是事先进行自我审视。施尼茨勒作为一名作家的丰富性，取决于他有能力不去审查直觉告诉自己的东西：在书写欲望时，他建立了一种一直延续到菲利普。罗斯的传统，后者受惠于施尼茨勒，超过受惠于卡夫卡，因为正是施尼茨勒开创了欲望如何渗透想象这个主题。（罗斯最令人难忘的书名之一《欲望教授》 [The Professor of Desire]正好适合施尼茨勒。）p619

孤独是侵袭我们的幽灵，没有什么比它有着更多的伪装，而它最神秘的面具之一就是爱情。阿图尔，施尼茨勒，《箴言与思索》，第117 页p620

最终还是需要有人来开个头。我们只是说出和写出了许多人的想法，他们只不过不敢表达而已。苏菲，绍尔在慕尼黑“白玫瑰案”审判中说的话，理查德，汉泽尔在《为了德国》（Deutschland zulieb。）一书中摘引，第15 页p627

同这个国家最可怕、最令人不安的那些事情一样，最具误导性的是纵火焚烧犹太会堂那晚——中世纪的东欧在二十世纪的德国重现——这个国家大小城市的居民居然盛装打扮去歌剧院，剧场和音乐厅；满载被逐犹太人的车皮离开柏林站台六个小时之后，去往海滨度假地的列车也出发了。沃尔夫，约布斯特，西德勒，《一己之见》，第72 页p637

施佩尔在自己作品的首发式上也是社交高手，尤其是在伦敦，原因可能都是一样的：镇定自若。他温文尔雅的姿态有助于让文明的人们相信，在纳粹问题上可能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也许我们都会上当，尤其是如果身边还有几个像他这样穿着剪裁合身的西装的人。这是施佩尔所依赖的懒人逻辑，但这也是纳粹所指望的逻辑：假装生活中所有美好、可靠的东西都没有改变，你可以拥有你的民族主义梦想，也可以吃你的奶油蛋糕。西德勒帮了我们一个忙，他让我们看到，当初纳粹为中产阶级提供舒适的生活，以此换取他们的缄默。他本来还可以帮更多忙，告诉我们纳粹多么精明地给下层民众提供了通过极端行为向上流动的机会，用跻身中产阶级的渴望补偿他们自己必须忍受或者可能带给别人的恐怖。但他就是不肯表明，即便只有半个大脑的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下层民众，不消五分钟也会意识到整个纳粹国家是个癫狂的疯人院。639

这本书从头至尾，塔西佗（Tacitus，公元约55-约120）都是各种声音背后的声音。在古希腊，修昔底德已经给世界提供了一种谈论民主政治的方式，但塔西佗却给了世界一种谈论专制和恐怖的方式，专制和恐怖往往随着代议制的崩溃而出现——这也是近现代常见的模式。两千年来，他用来谈论这些问题的语气一直是经典范式。从孟德斯鸠到戈洛，曼，本书中这些前现代和现代的英雄们都以塔西佗凝练的表达能力为标杆，来衡量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任务。塔西佗在罗马帝国出生长大，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旧日的共和国。共和国在他那里只是一种理想，虽然他在第一部作品中赞扬了自己的岳父阿格里科拉，称之为业已消逝的美德的典范。塔西佗的第一份工作是辩护律师和司法官，但成就他一生事业的经历，以及使他成为极权心理分析大师的奥秘根源，则是图密善的专制统治：这种恐怖统治给了他回溯提比略时代的洞察力，那是他出生之前的时代，但他正确地认识到那个时代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相对仁慈的涅尔瓦共生活，并且能够继续史家生涯而不用再害怕打击报复。P644

然而我们应该将视线从塔西佗从未做过的事情的幽灵身上移开，集中在他能做的事情的现实上面，因为没有现实，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个幽灵。塔西佗并没有创造他那个时代的残酷，但他的文笔太有力了，以至于那种残酷似乎无可避免地都来自他的笔端：他创造的是对残酷现实的怜悯。不知为何，仿佛有一条隧道穿越了时间，让我们的情感回到了他的声音之中。在《编年史》中，赛扬努斯的小女儿被带去处死。“我做了什么？”塔西佗让她说道。“你们要带我去哪里？我再也不敢了。”我们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但那是后来：就是昨天，在乌克兰，在杜布诺的一个射击场，那是1942 年 10月5日。受害者全都赤身裸体。德国工程师赫尔曼，格雷伯尤其记得某个时刻。“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位黑头发、身材苗条的女孩走过我身边时指着自己说，‘二十三岁’。”这是同样可怕的事件，因同样绝望的声音而更具悲剧效果。我们无法像欣赏现代场景中的艺术品那样欣赏它，因为它太真实了；我们同样无法欣赏古代场景中的那一幕，因为它当时也同样真实。如果不是因为赫尔曼，格雷伯，我们就不会听到杜布诺那位女孩说的话；而如果不是因为塔西佗，我们也不会听到赛扬努斯的女儿说的话。

赛扬努斯的女儿很可能什么也没说，塔西佗杜撰了她说的话，就像所有罗马历史学家都杜撰了他们笔下皇帝和将军的话一样。但他表达的情感，她的，还有他的，却都是真实的，使我们超越了审美本身。伟大的作品不只是写作，正如恩斯特，荣格令人不安地展示出的，即使最有天赋的作家也会以艺术来逃避现实，或许越有天赋的人越是会这样做。荣格1944 年 7月20日之前的日记中关于希特勒已经说得够多了，如果盖世太保发现这些日记的话，足以让他被处以极刑。从他的旁注中我们可以看到，曾有人告诉他“最终解决方案”的详情，但他无法下笔谈论这些可怕的事。暗杀希特勒失败后，荣格的多名熟人因为此次密谋而受到酷刑折磨，最终被绞死，而他却将注意力转向了莫奈在吉维尼的乡间画室，写下了迄今有关《睡莲》系列画作最优秀的文学描述。在福煦大街观看了格鲁艺术展之后，他对被高射炮弹碎片击中造成的屋顶漏洞表示担忧。漏洞可能会进雨，损害珍藏弗拉戈纳尔、透纳和华多画作的房子。你可以听到他十分担忧文明受到威胁，但当时对文明的威胁早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但他拒绝直视，仿佛这种事情低于他的艺术。

但它们并非低于他的艺术，而是超出他的艺术；塔西佗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过往，我们知道塔西佗生活的时代发生过更糟糕的事情，甚至比他所知的还要可怕。但他的确直面了自己所知范围内最可怕的事情。尽管他倾注一切艺术力量将它们全部写下来，但艺术却不是他心里想到的最主要的事情：他心中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记载一位无辜者遭遇不公正的死亡这一难以处理的事实。他无法使那女孩避免死亡。当我们说她从未停止说话时，我们是在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她死了。事实上，他告诉我们，情况甚至更糟。因为处女是不能处死的，所以她先遭到了强奸，这样就合法了。在东欧的纳粹行刑队也遵守法律。塔西佗已经发现了这一自相矛盾之处，并且将其根源追溯至暴君的内心。伟大的作品让我们摆脱幻想，以此瓦解时间，而幻想之一就是审美冲动本身构成一种法则。英语的词汇相当丰富，用这样一种语言写评论的一个好处是，在描述艺术带来的崇高感受时，我们不必局限在某个不恰当的词上面。听见赛扬努斯女儿的声音，我们不必非得说“真美”(That’s beautiful)。而在意大利语里，哪怕伟大的克罗齐也只能用“美”(bello)这个词来形容。审美语言将克罗齐拘固于一个角落，他继承了这种语言，却忘了加以扩展，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件事的警示一目了然。审美语言只是我们需求的一部分。批评需要完整的语汇，否则面对那种对整个现实做出回应的罕见的艺术品，我们只会无言以对：不要说塔西佗了，我们甚至连赫尔曼·格雷伯都欣赏不了。P648

现在全世界都将蜂拥上来嘲笑我们，但我仍然像从前一样坚信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我认为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头号敌人，而且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如果几小时之后我就将站在上帝的审判席前，被要求解释我所做到的或没有做到的事情，我问心无愧，相信我能够以自己在对希特勒的斗争中所做的一切来为自己辩护。亨宁，冯，特雷斯科，博德，舒尔里希摘引，《亨宁·冯，特雷斯科：一位反对希特勒的普鲁士人》（Henning von TresckoW： EinPreusse gegenHitler），第217页p656

我们表现得好像是想要通过剥离菜蓟的叶子来找到真正的菜蓟似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蓝皮书和棕皮书》，第125 页p717

如果要求我们这样做，那我可以保证在头半年或一年之内能够艰苦奋战，但如果持续两三年的话，我就绝对没有把握了。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致首相近卫亲王，1940 年下半年p723

我们在那里曾共度温馨的时光，从阳台上眺望美丽宁静的风景，然而我们有谁没有怀疑过，正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上，有个坐在那里的男人有一天会毁了这一切？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第396 页p738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读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研究哲学：不是为了自我教育或自我说服，而是要看看其他人如何采取行动，借此衡量自己。斯蒂芬，茨威格，《欧洲的遗产》，第53 页p744

吴砺

202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