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下）

吴砺

                           《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下）

最后，莫斯科与西方之间还有一个影响关系的障碍，那就是俄罗斯对斯大林时代暧昧的态度。德国已经在历史上彻底否定了纳粹。但是，俄罗斯与德国不同。虽然俄罗斯也曾正式谴责那些历史上直接对血腥罪行负责的人，但依然尊敬这些人。列宁的遗体依然被保护在可以俯瞰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之中供人瞻仰。斯大林的骨灰被安放在附近克里姆林宫的墙中（如果在柏林为希特勒做点儿类似的事，那将会破坏德国的民主信誉）。在俄罗斯官方的历史书中，有个问题很含糊，那就是不明确地指控列宁和斯大林的政权。俄罗斯官方不愿意彻底地与丑恶的苏联旧时代决裂。这一点反映在普京对这个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上。普京本人对苏联的伟大有一种怀旧之情。这样的态度已经阻碍了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也阻碍了俄罗斯与大多数西方邻国改善关系。

如果俄罗斯变得孤立无援，被有意地排除在更宏大的民主变革框架之外，那么俄罗斯将再次变成冲突的策源地，甚至变成邻国的安全威胁。①俄罗斯面临着许多问题：领导层缺少实力和意志去推进现代化；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发展缓慢（只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生活水平能与西方相比）；因为中国的实力不断增长而心神不安；怨恨美国继续保持世界范围的优势地位；一方面对自已广袤富饶的领土感到无比自豪，另一方面对远东地区的人口减少和普遍的人口危机感到焦虑；对境内的穆斯林在文化上和宗教上变得越来越离异感到惊扰。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俄罗斯一直都不能为自己定义一个稳定的角色，使俄罗斯在雄心和实际能力之间达成真正的平衡。

在短期内，思想僵化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是阻止俄罗斯人接近西方的障碍。这些精英都来自国家执法机关，怀念着过去的帝国时代，在公众场合总是谈论民族主义话题。实际上，普京就是一个典型。普京很有可能在20 1 2年取代梅德韦杰夫成为俄罗斯总统，如果他不能再次当选总统，他也会去限制梅德韦杰夫雄心勃勃的民主抱负。普京非常坦白地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现代化的看法，他认为俄罗斯所需要的现代化是俄罗斯和欧洲的联合项目，其目标应该是赶走美国人，而不是民主化。为了吸引德国的商业兴趣，普京亲自于2010年1 1月15日在《南德意志报》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从里斯本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经济共同体》。与梅德韦杰夫强调民主化不同，普京在文章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洲或者具体说德国介入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为了欧洲人能获得利润，不应该把俄罗斯政治的西方化作为先决条件。P153

。所以，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9月的宣言不仅是对他的国民及时和彻底的警告，它还给出了俄罗斯唯一的选择：  “我们目前的国内生产能力、金融能力、技术能力还不足以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一次质的飞跃。我们需要从欧洲、美国、亚洲获得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这些国家需要俄罗斯提供的机会。我们对和睦的关系，对文化和经济相互渗透非常感兴趣。”P156

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新亚洲在21世纪会像老欧洲在20世纪那样热衷于国家之间的争斗，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受害者吗？如果真是这样，大灾难将降临到这个和平的世界之中。这个问题必须优先获得解答，因为猛一看就能发现今日的亚洲与昨天的欧洲有令人惊讶的相似。

20世纪初，欧洲处于全球影响力的顶峰，可是仅用30年就把自己彻底毁灭了。欧洲猛然跌落是有原因的，德国崛起了，变得越来越强大，变得过分自信，欧洲当时的体系很难容纳下德国。在今天的新亚洲，中国的崛起引发的挑战很像当年的德国。法国怨恨1870年被普鲁士打败的事，反对德国的崛起，对德国保持着警惕。现在的印度与当年的法国相似。英国虽然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但在欧洲大陆很有影响力。当时英国没有介入欧洲事务，但肯定很关心局势的发展。在这方面，现在的日本使人想起当年的英国。最后，俄罗斯被牵扯进来，这一点虽然是放在最后说，但并非最不重要。当年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而俄罗斯在这一点上反对德国，这种对立在1914年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了1939年，苏联与德国共谋作恶，又引发了欧洲第二轮的自我毁灭。今日的俄罗斯，因中国而焦虑，赞同印度抗衡中国。

导致欧洲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政治体制无法同时处理两类挑战：一是新帝国崛起引发的挑战，二是中欧的民粹主义者的狂热野心引发的挑战，这种挑战后来变得越来越强烈（欧洲的政治体制，是在一个世纪之前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经几个大帝国讨价还价后确定下来的）。当今的世界，欧洲不再是中心，亚洲地区的稳定问题显然对全球的安危至关重要。问题不仅是中国在国际上攀爬上卓越的地位，还有其他问题也需要考虑，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拥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把东南亚几个中等国家累积起来也不可小觑。把亚洲国家放在一起统计，虽然这些国家的数字并不一致，但亚洲代表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GNP)的24.7%，全球人口的54%。

此外，本书在第一部分中曾经评述过，很大一部分亚洲人口的政治热情已经觉醒了。亚洲政治觉醒的本质是民族主义或宗教，这两者同时又为觉醒提供能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着难以割舍的反西方情绪（因亚洲各国的历史经历不同，所以程度有所不同）。这些反西方情绪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主题，每段情绪都在说西方的某个部分要对过去的虐待行为负责。简言之，东方并不统一，从政治、宗教、文化、种族的角度看，东方比那个犹豫着不愿统一的西方要更加多样化。东方的政治觉醒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它给人留下的痛苦记忆至今犹新。从整体上看，东方人都很骄傲，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但东方人口基数巨大，大多数人仍然很贫困，住在非常拥挤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生活条件。许多东方国家相互敌对。东方的民粹主义者的热情非常不稳定，而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使人想起一个半世纪前的欧洲。

亚洲的民族主义，特别是被宗教热情鼓噪的时候，会对地区政治稳定产生威胁。它们威胁着民主制度的稳定，当它们被各国间的敏感事件触发后，潜在的热情就会爆发。民族主义者会被政洽口号点燃，他们释放出来的热情能产生相当大的压力，连地区的威权政府都不能阻碍。还存在一种更坏的情况，东方只有少数几个民主体系，它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民族主义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它们与公众保持一致。P164

第二，当代亚洲的繁荣建立在全球相互依存的商业网络上，这不仅制约了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也产生了许多供各国自我满足、实现雄心抱负的机会，譬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鼓励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压制极端的民族主义。中国肯定能体会到这个道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大幅改善社会经济条件，中国获得了国际上的突出地位和非凡的金融地位。而且有此经历的国家不止中国一家。其他越来越成功的亚洲国家（尤其是韩国和东盟集团），正在从相互依存的商业网络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不理智的民族主义。亚洲21世纪里的中产阶级与世界是互通互联的，而20世纪的欧洲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些亚洲人爱到海外学习，经常旅行，到处都有商业联系，有共同的职业理想，利用互联网实现跨国的密切关系，所以这些使他们难以形成一种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反而能帮助他们意识到相互依存的利益。P168

如果让民族主义激情兴旺起来，实际上更难处理。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呈上升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政府仍然建议谨慎地定义中国的地位和历史目标，但到2009年时，越来越多的严肃的中国媒体充满必胜信心地炫耀中国的显赫、经济威力、不断上升的全球地位，民粹主义激情在未来很有可能会突然爆发，这一点从最近中日之间发生的事件中可见一斑。中日在有争议的水域里发生一件相对较小的偶然事件，这导致中国民众怒火爆发，发动示威宣泄怒火。台湾问题同样可能在某个时候激起公众对美国的好斗情绪。

事实上，中国的前途有个矛盾，在中国向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一个智勇双全并能谨慎地将社会压力转化为社会参与的领袖更有可能成功，相反那种只知道放纵民族情绪的懦弱领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一旦政权变得既软弱又平庸，就会对维护政治团结以及自己手中的权力感兴趣，对这样的政权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让中国的未来变得更加激进、更加极端民族主义。如果一个领导层害怕丢失手中的权力和前景，倾向于去支持民族主义浪潮，他们就有可能会破坏中国长期以来在内政和外交之间维持的精巧平衡，该平衡一方面要求提升国内的雄心，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慎重的态度。

一个高度民族主义和高度集中的中国可能会处于自我封闭之中。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再会羡慕中国的现代化，美国公众也会泛起残存的反华情绪，也许还携带着含蓄的种族歧视。这时，在那些越来越害怕中国野心的亚洲国家中，会出现一种极度反华的政治压力。它将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近邻。当前喜欢与住在隔壁的经济巨人进行合作的近邻们，将变得渴望获得外部保证（美国是首选），去抵御它们眼中的已经被民族主义和野心唤醒的中国。P179

同样，中国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中国近200年来的历史是动荡和分裂的。中国当代的稳定发展期只有30年的历史。中国在1 9世纪是分裂和衰败的，遭到了外国军事力量的暴力入侵，不得不做出屈辱性的“让步”。中国在20世纪苏醒了，连续争斗了几乎一个世纪。孙中山及后来的蒋介石都失败了。此后时期的自我毁灭不亚于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只是邓小平才成功做到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未能做到的事情：让中国走上了一条至今依然还算成功的内部变革的道路，变革同时促进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国家的雄心。

即使中国的国内变革继续保持成功，中国很可能也不会在未来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比如说到2030年）实现许多西方人期待的：出现一个基于中产阶级的类似欧美的宪政民主制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维持国家统一会遇到很多新问题一接触更大的外部世界，利用互联网扩展交往，不平等地提高生活水平。面对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出现两种基本情况，但这两种情况都不是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第一种情况是很危险的，本书在前面讨论过：中国现代化之后变成一个过于自信、没有耐心、总是有必胜信念的、好斗的民族主义国家，解放军是权力的和行动的源头。这样的中国不仅对外部世界，对自己也是危险的。

第二种情况是所谓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儒家中国，这样的中国不同于20世纪欧洲的沙文主义国家，不会在国际上造成太大的麻烦。中国的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充满了与众不同的许多诸如生命、等级、权威的哲学概念。社会“和谐”的想法，指的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形成的统一局面，该想法据说是源自一个一般性·的哲学共识，领导阶层通过精英选择，而不是政治争论产生，制定政策要基于事实，而不是教条。这样的想法源自中国漫长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不断引述一个短语“实事求是”，这应该是反映了儒家的学说。

中国的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这会给社会凝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可能会威胁儒家的“和谐”概念。中国官员也公开承认社会不平等增加了社会风险，还有数亿人仍然没有从当前的变革中获益。这也使得应对国内“和谐”构成的内部风险比投射全球主义更重要。

无论如何，和谐的想法是中国越来越希望向外界谨慎传递的信息。中国在国际上不把自己描绘成搞阶级斗争的人，也不向世界输出最终的世界革命（苏联这样做）。中国总是把自己与儒家的过去和佛教渊源相联系。从外部特征看，中国主要的对外交流机制是数百个位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中国政府推动建立“孔子学院”的态度非常积极，以法国的法语联盟和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为模式进行运作。除了让外国人了解儒家学说，中国还公开承认自己的佛教传统（与邻国共享）。在现实生活里传递这样的信息，并不能告诉人们中国的国际企图和战略。但是，这个信息所强调的“和平崛起”、全球和谐的理念，至少让人们可以与中国谈论其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问题。

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情况，很难想象中国能永远不许外部世界的压力传入内部，而外部世界却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中国孤立自己的代价会是巨大的。中国在发展，发展的结果正在积聚：中国已经涌现出非常了解国际情况的中产阶级；无数的中国人去海外学习；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不可避免地把民主当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表达自己尊严的方式；在如今的交互通信的世界里，即使是最坚定的精英也无法让社会处于意识形态封闭状态。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也会加入民主的主流之中。

事实上，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会变成相对来说中年化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日本——日本有22%的人口的年龄在65岁以上，预测表明中国在本世纪中期这个比例将达到25%。该情况也证明了一个假说的合理性，那就是在一个年轻人爆炸性增长的社会里，人口特征是不会很快发生改变的。很明显，当中国社会变得中年化和中产阶级化后，中国很可能会演化出一个多元的社会制度，因为这样的社会制度是正常的，是朝着更加细致的政治风气进步，是与中国的传统相匹配的。

在这样历史性演化的背景下，美国在新东方的地缘政治角色与直接介入西方扩大化有本质的不同。在西方，美国是必不可少的动力源，因为美国要激励地缘政治革新，甚至参与直接的领土扩大。在亚洲，美国要合作性地参与到一个多边体系之中，谨慎地支持印度的发展，稳固地与日本和韩国联系在一起，耐心地与中国扩大双边合作和全球合作，这样美国就会变成最好的平衡支点，从而维护新亚洲在崛起过程中的稳定。P188

所以，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的主要挑战和地缘政治上的迫切使命有三个：一是要恢复自己的活力，二是要扩大西方的地盘并使之更加生机勃勃，三是要在东方维持各国之间复杂的平衡关系、建设性地包容中国在全球地位的崛起、预防全球混乱。如果美国不能实现复兴，它就不能促进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处于稳定平衡之中，那么，关乎人类福祉和最终生存的重大问题就会被搁置下来。如果美国不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计划，西方的衰落就会加快，同时触发东方变得更不稳定。在亚洲，各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竞争最激烈的是中国、印度、日本，这些竞争关系会导致地区的紧张局势，最终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敌对，直至两败俱伤。P192

但是，如果焦虑的美国和过度自信的中国滑入越来越强烈的政洽敌对之中，双方很有可能会开始进行互相破坏的意识形态战争。美国可能会争辩说，中国的成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福利。中国人将把美国的说法解读为，这是一种企图破坏，甚至是分裂中国制度的行为。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面前会越来越把自己说成是在拒绝西方霸权，把西方描绘成贪婪的弱肉强食者，借以从意识形态上吸引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早就对西方（近来美国变成目标）充满敌意的历史描述深信不疑。所以，美国和中国应该用智慧去获得自己的利益，共同对意识形态进行自我抑制比较符合双方的利益。双方应该抵御攻击对方的快感，不应该把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特征普遍化，不应该相互妖魔化对方。P197

吴砺

202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