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杨振宁先生的故事（上）
（一）
早晨一上班，我办公室的老朋友卫民先生问我，你觉得这辈子现在还有什么事最想做？
我听了一愣，半天找不到词。卫民先生接着说道：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子问你,仿佛是在问你还有什么遗言一样，觉得不自在？
我只好苦笑。没有到自己真的快到了生命倒计时时代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自己快退休年龄段的事实。
手边正好有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介绍杨振宁先生专辑：“杨振宁——天才：创造力与平衡感”。封面人物是杨振宁先生青年时黑白照片，满纸面都散发着青葱岁月时光的青春，如梦如幻。
我不由感叹，这辈子没有像这封面青年一样，少年得志，荣耀一生，对于现代的中国每个读书人，恐怕都觉得是一件最大的憾事之一啊。
（二）
今年三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和公司的同事们一行去泉州德化石牛山旅游的途中，我的老朋友们的“光机农舍”的群里，有朋友发出杨振宁先生刚刚离世的网络消息。
在此之前的一天，中美两国外交官们在阿拉斯加，就像我们这些乡下的山野村夫村姑一样，面对面指着对方鼻子，互掐互撕，真是让全世界都看傻了眼。
现在又传来杨振宁先生离世的消息，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毕竟，杨先生是中美文化交流友好合作的一个象征。此刻传来他离世的消息，是不是真的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作为杨先生个人，此刻仙逝，99岁，此生应是早己无憾了。至少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会这样认为的。
很快，群里又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声明，说杨先生仙逝是假消息。这一惊一咋的信息，似乎在说，别那么多的大惊小怪，昨天和今天的日子,还是一样的。
谁知一个多月前，我的另一个朋友圈,再次发出杨振宁先生仙逝消息。不一会儿，又送来消息,说这又是一则假消息。
回想近二十年前，82岁的杨振宁先生和28岁的翁帆结婚，成了华人世界的网红。2015年杨振宁先生回归中国国籍，亦成了议论的中心。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总是吸引大陆老百姓的目光，成为话题的中心。上朔更早的1957年,杨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这两位一直在华人关注的焦点上。只是九十年代后，李政道先生被关注的少了，而杨振宁先生被关注的热度,似乎从来没有消退过。
这是世界范围少见的现象：一个人连续六十多年，一直成为一个十亿人群体的话题中心。这恐怕是中华二千多年文化传统，才会构建出的一个社会文化心理现象。
（三）
就职业生涯而言，杨振宁先生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世界上最枯燥最无聊的事情之一。一张张草稿纸，一支笔，成天坐在办公桌上，公式推导推来推去。
我见过不少做理论工作的朋友，至少对于我来说，要是让我做这样的工作，与坐牢无异。只是对喜欢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那又是另当别论。
向往另外一些人的生活和工作，其实是一种真实的谎言——世界上所有的人生活，都是宇宙一种奇妙的事情。相对人体的肉体死亡，所有的人间的功名,都是一种“空”，这一点佛教的道理是对的。
正常而言，我们向往杨振宁先生的有成就的一生，而不是向往他的具体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谁不向往此生功成名就衣锦还乡，这是很难超越的。
只是一生功名圆满，这是人世间小概率事件，达成这一点，需要有太多的外部因素的机缘巧合，个人的勤奋努力，或许只是在成功因素中也许只起了百分之一的作用。
这个世界上，勤奋的人士并不少，达到世俗世界认同的大成功者，却真正是少之又少。青年时，我们为之困惑；中年时，我们绝大多数人,认识并接受了这一点；老年时，我们根本就不想这个问题了。
（四)
我曾看到一篇报道，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他最骄傲的是他是证明中国人在科技上同西方人一样聪明的第一人。
我想，这样认为自己的业绩，对杨先生作为自豪的资本，未尝不可。本质上，这是无需证明的事情。只是杨振宁先生.仍是西方教育思维模式产生的学者——他父亲就是美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留学生，而西南联大的教授亦是西方国家培养出来的学者，杨振宁先生到美国读博士学位又是美式教育，工作后的环境又是美式教育。李政道先生亦是如此。
从小到大都是英美式的教育方式，产生出来几位华裔诺贝尔科学领域获奖者，屠呦呦女士仅是例外。但是1949年以后培养孩子，在理科上仍然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即使改革开放了四十多年——这绝对可以认为,这七十多年传统中式风格中小学教育方式，仍然没有得到西方科技文明科学创新思维的真谛。这已经是被时光证明的事实。
只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现实生活中是成功的培养出来大规模的工程师队伍，大规模培养出一个社会中高级人才。中式风格中小学教育，强制性学习使绝大多数的学生得到了基本的文化素养和培训，这也是一种成功教育的方式之一。
我现在把中式风格命名为“枣子型教育”，没有冒尖的，圈养式的教育，绵羊式的温和；我现在把西方国家称是“枣核型教育”，细长两头尖，好的特别出类拔萃，差的特别差，散养式的教育，充满着野性。
圈养式的教育长大的，放到国外，仍然没有野性。这是我们到国外留学学生没有冒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五）
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最终弄的关系很僵，似乎是这个完美故事里悲剧性的裂缝。
事实上，这应该是中国文化人大概率的必然结果。我在八九十年代工作的中科院研究所，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创办的研究所。我听说,当年有二十多对进入研究所年轻时的结交的好朋友，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年时期，无一例外都是反目成仇，相互不交往。据说是无一例外，但是我没办法证实这个说法真的或者是假的。我估计大致说来，应该差不多。
我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师弟曾经告诉我，他在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见过李政道先生参加北大一项落成典礼活动，李先生双手放在背后，眼睛基本上都是朝天看着。一个北大的女教师递过来一个纸条，请交一个问题，李先生看后，根本不予理睬。这次李先生,给当时年少时光的我的师弟极差的印象。
到了我们要退休的年纪，我倒是十分宽容李政道教授这样传统中国文人恃才傲人的个性。三十一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我的师弟见到他的时候，不过是五十岁刚刚出头一点而已。他有资格在大众前骄傲。这是小节，我们要看大的方面。
我们不需要完人，我们需要才子。
我看过大部头李政道教授传记，才知道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学生留学西方的政策，李政道先生是关键的推动者。李政道先生曾经写信给邓小平先生，对于出国留学人员对方付工资超过月薪五百元以上的部分需上交国家提出异议，建议让这些出国人员像外国人一样,有尊严体面的工作，不要收回这部分钱。从此以后，大陆开放了自费留学生之门。我不再详述了。
我的评价是，李政道先生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真诚的想要为这个民族做一点实事。是的，李政道先生从1979年开始，独力开启了中美联合招生CUSPEA。
我认为，CUSPEA不仅仅是改变了这两千多的学生人生道路，更重要的这个CUSPEA是真正推动和掀起了中国社会全民向国外开启自费留学的巨大浪潮。
附：十年树木己成林，李政道CUSPEA项目40周年回望：
我认为，没有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努力和奉献，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科技和工业的如此巨大的进步。中国这两个领域进步，相当大的比例动力,来源于这四十多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抄外国人的作业抄出来的。
李政道先生无疑是改革开放后，引领中国学子出国留学潮流的最关键的学者之一。
回过头来看看杨振宁与李政道两人之间的纠纷，真的是中国文人的旧习和个性差异的结果，并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杨振宁先生显然是更加与大众亲近的个性。显然，他是一个十分懂得人情世故的十分正常的平民化的知识分子。他享受被人关注的、享受在聚光灯下的生活。他更懂得如何成为大众的关注的艺术。
而李政道，显然是只会和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书呆子气”式的知识分子。我猜想他本能地会想，杨振宁是抢尽了风头。这样的感觉真的太易引起不适的。
关键是，这两个人曾经在一起做成了一件对他们来说是成功的大事情，这就足够了。
花无百日红，也无需百日红，只要曾经绚烂过，足够了。
（六）
这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介绍杨振宁先生专辑专集真的值得一读。
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九四九年前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和归国的数量：5000人，回国不过200人。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5000人的绝大部份人都是要忍受近三十年的骨肉分离，很多人肯定是没有见到许多亲人了。
我第一次知道杨振宁的父亲，因为1968年因为说毛的著作有些词可以表达更好一些，被关进复旦宿舍里，71岁与谷超豪在7、8月份大热天打扫操场，累得忍无可忍。
我第一次知道，杨振宁1971年要见同学邓稼先，从而无意中救了邓稼先一命，因为邓稼先被造反派认为是美蒋特务。而邓稼先的二姐三年前被打成反革命而自杀。
国际上成名成家，竟然还可以救家人和朋友们的命，这是杨振宁先生没有想到的自己做的功德吧。
事实上，我看过凤凰卫视中文台一个袁世凯后人专题纪录片报道，片子里提到吴健雄女士与丈夫袁家骝1972年回国，也曾救过袁世凯后人中一些人的命。因为吴健雄的夫君是袁世凯的孙子。
那真的是一个太多太多悲剧发生的时代。我几年前听到我的同事黄博士说，他舅舅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帮过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四光在云南劳改农场从山上向山下挑过土。
李四光先生当年也是出国留学生的名人。我们不由想，若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五十年代回国，谁能保证说他们不会去云南劳改农场挑土？
当然，这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了。
我前不久看钟南山院士的杂志专题报告文学，我才知道钟院士的母亲在文革中因被批斗自杀故去。
一个时代的悲剧,己结束了，我们祈愿永远它永远过去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故事，无疑是那个悲剧时代这个民族的一点点闪光点。
（七）
我再次联想到了自己。我只是觉得十分遗憾的说：散文的才能和杰出工程师的才华，都是一个十分晚熟的职业展示能力。
不幸的是，我没有杨振宁和李政道教授年青时候的那种才华和才能，却只有在散文和工程上太迟才能表现出来的才能。
这两者差别很大，前一种才能，你可以在青春期选择自己喜欢的美人；后者则多是与美人无缘，只能把美人写进自己的散文作品中。
青春己逝，美人亦只在旧日的梦境里。
现在，我只想祈求能够像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一样，健康长寿地活到九十九岁或者九十六岁。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用四十多年时间，使用自己晚熟的散文和工程上的才能，以期打造出比杨李做过的更大的作品和闪光。
这一点，只能祈求上天保佑。这愿望超越我们自己的能力了。
吴砺
2021.8.5
杨振宁说自己很幸运，在这里及早地进入了20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发展最快的两个领域：对称性和统计力学，这与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的一项研究相契合。朱克曼早年曾考察了美国1901一1972 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杨振宁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普遍的模式，那些在以后将要获得诺贝尔奖的年轻科学家，很早就被纳入了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新成就的主要交流渠道。他们知道正在进行哪些最重要的工作，在哪儿进行，由谁进行。”
如果说，国内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将杨振宁培养成一个不错的学生，那么，1945 年他抵达美国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进行博士研究，则将他引向一个真正科学家的道路。上世纪40 年代，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物理学的研究中心，汇聚着包括恩利克·费米、爱德华，泰勒等风格分明的一流物理学家。在这里，杨振宁可以跟一流的科学家交流，他身边的同学也非常优秀。在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看来，这个阶段对于一个成功的物理学家来讲，恰恰是最重要的。
格罗斯毕业于希伯来大学物理系，后来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随物理学家杰弗里，丘进行博土研究。他告诉我的同事苗干：“我非常幸运，在上世纪60 年代进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院。”格罗斯说，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研究。但是没有人可以教你，也没有书本写着该如何做研究，怎么进行创造性思考。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看其他人是如何做的，你的榜样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如何与别人进行互动。“想要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就要跟随一个好科学家进行学习。”p033
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 杨振宁完成了从一个年轻学生到功成名就的物理学家的身份转变。1956 年，他与合作者李政道共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weak interactions)。这个发现堪称惊世骇俗，打破了当时几乎所有物理学家的惯性认知，让人类对自然界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讲．这一发现于1957 年获得诺奖又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杨振宁和李政道是最早获得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华人科学家，这件事情激励了中国许多年轻人投身于科学研究。
杨振宁在业界看来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杨—米尔斯理论(Yang-Mills Theory)也是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做出的，这是一种非阿贝尔群规范场论(non-Abelian Gauge Theory)。这个理论成为了人们描述自然界基础相互作用的一个基础，包括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也把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延伸。杨振宁在统计力学领域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从学术上来讲，他的贡献是非常重要、无可挑剔的。
如果按照这个思维，我们很容易理解杨振宁在物理科学之外体现的另一层价值。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在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试图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有所帮助（：）杨振宁在美国创建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CEEC)，专门支持中国科研人员到石溪进修培训；李政道则主持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使得上千名中国物理专业的年轻研究生去美国深造。
对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讲，这种桥梁的搭建，是非常不易的。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要借助个人的声誉和影响力去募集资金。放在一个横向历史背景里来看，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批科学家的举动，使得在特殊历史阶段停滞下来的中国科学界对外交流、开放的道路得以延续，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的接轨，并且稳固地延续到了今天。P033
吴砺
2021.8.5
IP卡
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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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
发表于 2021-8-9 10: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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