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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闲谈杨振宁先生的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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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9 10:53: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闲谈杨振宁先生的故事(下)



倘若纵观杨振宁的一生,会发现他的身上展示出与其他物理学家沉迷于宇宙和计算所不相符的现实性。既往困难日子的经历,让他在资源和金钱充裕之后,表现得依然像一个精打细算的会计,这也使得朋友形容他是最正常不过的天才。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他都会像普通人一样考虑问题。20世纪80 年代,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姚蜀平去美国拜访杨振宁的一段经历,让人印象深刻。在谈到中美学术差别的话题时,60岁的杨振宁对研究经费做了非常详细的计算。他告诉对方,在美国,无论做理论或做实验的人,不算图书、仪器设备,仅对一个攻读博土学位的人,一年附加费用如果少于3000美元,就变得比较困难,有l万美元比较充裕;在中国几乎没有或只有几十元钱,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写完论文打字都困难,那样会大大影响效率。杨振宁告诉姚蜀平,做理论物理的人,每年的电话费就很多。

姚蜀平将这段文字写在了她的文章《横跨美国大陆的学术之旅》中。在文章里,杨振宁对于当时在美国培养的几千名博士生的前途很关心,他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拿到学位就回去的做法。“从历史上来看,从19世纪开始派留学生,那时比较少;20世纪多些。我是1945 年来的,当时(的想法)都是拿到学位就回去,那是普遍的,这是美国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相当于刚刚尝到研究工作,还未羽毛丰满,最大的困难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对整个领域有个整体看法。好多人很聪明,但是回去以后,就没有东西可做了。回去还做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可做的了。再要做不知该做什么,他们只好去教书。”p074

1955 年日内瓦会谈之后,两国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但很快,国內又开始了“反右”斗争。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曾在20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采访了一批 50 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提到随着“反右”运动的扩大化,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名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 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两三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

1957 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奖时,两人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张文裕当时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访问,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杨、李获奖。同时争取让他们回国工作。张文裕后来回忆,杨、李两人对祖国的关心表示感谢,说他们还年轻,再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不过到了第二年三人在日内瓦召开的高能物理会议上相见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谈论中,我感到1957 年国内的‘反右’扩大化,在李、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对‘反右,扩大化很反感。提到回国的事情时,明显地不像一年前那样热情了。”他记得李政道说,他们的一些熟人、朋友、老师都被打咸“右派”了,回去,很担心,怕跟不上步,怕也被打成“右派”。

从1945 年抵达美国到 1971 年第一次回国,杨振宁只与父母见了三次面。第一次是1957 年夏天在日内瓦,当时他与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得到实验证实,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这一年,杨振宁要去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写信请病中的父亲也去日内瓦见面。杨武之给周恩来写了信,得到统战部的允许。当时出国是一件大事,申领护照、签证和购买飞机票等都要到北京去办理。杨武之从上海坐飞机先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的三子振汉和国家科委的人员前来接机。出国申请办完之后,考虑到身体情况,杨武之向就医的医院咨询了沿途在医疗、休息和饮食上各种要注意的问题,还学会了自己注射胰岛素。1957 年 6月24日,杨武之带着劝杨振宁回国的使命,乘坐“图104”飞机出发,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

杨武之在日内瓦的日子,成为杨振宁最为珍贵的一段回忆。1957 年,杨武之已经70岁。在日内瓦治疗几个星期后,他的身体状况比之前好了许多,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杨振宁在文章《父亲和我》中写道。这段描述让人想到了他童年与父亲在清华园散步的情景:“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到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  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p077

1962 年.杨振宁与父母又在日内瓦相见。这一次他们逗留了三个月。杨武之向儿子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和新事物,他想尽量把自己对新中国的看法和感受说出来,让/L子对个人的前途有更多的考虑和抉择。其实很容易理解杨武之这样的想法。杨武之出生于1896年,母亲和父亲在他幼年时相继离世,杨武之和弟弟在叔父的帮衬下长大。香港《大公报》记者叶中敏在著作《人情物理杨振宁》中描述了杨武之童年的经历。杨武之记得,合肥的冬天,气候很寒冷,外出要穿里、外两件棉袄。由于家穷缝不起新衣,杨武之和弟弟穿的都是旧衣服,里面一件“二袄”长、外面一件“大袄”短,这样的穿着,经常被同学取笑。清朝末期的合肥,尚未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处于一种非常封闭落后的状态。在10岁以前,杨武之不曾见过汽车、火车、  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读过白话文和英文,念的都是文言文。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合肥才有了变化,有了新式学堂,杨武之也剪去了脑后的辫子。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苦难中一步步走来,深受青年报国思想影响的杨武之看到了国内的变化,内心激动是真实的情感流露。有一天晚上,杨武之又跟杨振宁讲中国的变化,他提到国内工业和科学技术如何突飞猛进:从前连钉子都要靠进口,现在可以自己生产汽车了;以前一次水灾动辄死去数十万人,解放后河道治理得已经很好;从前穷人家的孩子都没有书读,解放后展开扫盲运动,小孩都能上学了。正说得高兴,杨振宁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杨武之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杨振宁当然明白父亲的苦心,他的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他已经离家17 年,父母愈发年迈,他作为长子,跟母亲自小就亲近,一直佩服母亲在困难日子里的坚韧;父亲虽然在他幼年时不在身边,  可回来之后,父亲一直很在意他和弟弟妹妹的成长,时时陪在身边教导,他们之间的情感亦是深厚的。“我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受到父母亲的影响都很大,也许可以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是来自父亲,而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是来自母亲。”

可他也知道,当时中国的环境,对于他研究所需要的条件来说,还是不足够的。P078

杨振宁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回中国探亲。杨武之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得到了批准,说杨振宁可以到加拿大或者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去拿签证。1971 年 7月19日,杨振宁在法国搭上飞往上海的飞机,这是他26 年之后的头一次回国。在巴黎机场,杨振宁给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  也是他熟识的好友黄克孙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这样两句话:“我现在正要登上一班飞往北京的班机…—对我来说,这是=个心情激动的时刻。”杨振宁搭乘的法航班机一路经停雅典、开罗、卡拉奇和仰光等地,然后飞机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当乘务人员宣布已进入中国领空时,杨振宁说,他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这一年,杨振宁49岁,  在美国待了26 年,距离他1964 年加入美国国籍也有7 年。虽然步分校担任理论物理所的所长,既要负责研究所的已鸯  分全盘策划,包括邀请教授,又要指导一些研究生,他还有自己的研究工作,行政、教学、研究将他的时间占得满满的。他每天很晚回家,只有节假日才能跟家人一起外出度假休息。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1971 年,大儿子 20岁,次子 15岁,小女儿11岁,孩子们几乎不会说汉语。在石溪,面对长岛海湾的地点,杨振宁特别请了一位建筑师设计建造了一栋相当大而且漂亮的房子。他喜欢户外活动,会带全家人去露营。他甚至买了一艘船,偶尔驾船出海或去滑水。他所有的朋友和人脉关系也都在美国,他们对他热情而友好。他像一棵移植成功的大树,深深扎进了美国的土地。加入美国国籍帮助他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他经常要到国外开会旅行,因为使用的仍然是旧中国的护照,申请签证常碰到困难。还有一次经历让他非常不愉快。1950 年,他与杜致礼结婚后,想在普林斯顿附近一个住宅区定购一所  :新房子,他向业主交付了数百美元的保证金,几周后对方将保证金退还给他,对方表示担心中国人在这里居住对他出售住宅不利。杨振宁夫妇找律师起诉,律师劝他们省点事算了,对方说这样的官司,在当时的美国是打不赢的。

不过,从家国情怀的角度,他对于自己没有更早回国又一直充满愧疚。杨振宁在他1983 年出版的《文选暨评注》中写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  ;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  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 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  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P079

1971 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到中间阶段。杨武之一家人,除了杨振宁和弟弟杨振汉在国外,他的父母和其他弟弟妹妹都在国内:杨武之 75岁,身患重病,杨振宁的小妹也已37岁。作为最早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杨武之自然躲不过运动的冲击。1968 年,杨武之说毛主席著作中有些词句在文字上还可表达得更好一些,因此捅了篓子,被造反派关在复旦宿舍里。和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谷超豪住在一起。两个人被迫在7、8月份的热天打扫复旦大学操场,杨武之当时已经71岁,每天劳动完见到谷超豪就说:“超豪,我累得不得了呀。”对方只好对他说,不要被造反派抓住辫子,再吃苦头,

杨振宁的妹夫范世藩是一位青年科学家,他初次回家没有看到妹夫,便问妹妹振玉,她说丈夫到外地讲学去了,其实这时的范世藩是被关在上海的“牛棚”里。这些内容,家里人出于小心和对杨振宁的爱护,没有告诉他。P080

1951 年回国之前,黄昆曾经给杨振宁写过一封信,在信中黄昆探讨了当时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回国,还是暂不回国?一方面,“看国內如今糟乱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响,一介书生又显然不足以挽于政局“;另一方面,“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他认为回国如果能成立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要比获得诺贝尔奖还重要。P084

“他没有机会去做一流一线的研究,1977 年他去了半导体所,但这是他的晚期了,黄昆从学术上是被耽误的。杨先生是幸运的,如果他在上世纪50 年代初就回来的话,就没有后面那些贡献  ,了。他们这批 50 年代回来的人也是天赋极好的,但做基础研究这种事情的话,是吃饱了以后才可)<做的事情。在那么个大环境里,国家需要工业,国家需要造原子弹,需要人才。“朱邦芬告诉本刊。1957 年,当他的同学、好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学生们问黄昆有何感想,他指着面前的学生们说:“我这几年,教了这么一批学生,还生了个儿子!哈,这就是成绩!”

杨振宁与黄昆见面的那天,约在黄昆的二哥家,这是黄昆选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家里不体面。1996 年,黄昆在接受采访时向《杨振宁传》的传记作者江才健回忆过这次见面,觉得有一点隔膜,“我们见面,他是外宾,客人似的”。

杨振宁的住处位于石溪北部靠海边的一个叫做塞塔基特的地方。作为世界公认的顶级科学家,1966 年刚到石溪时,他的年薪就有4.5万美元,比纽约大学校长的薪资还高5000美元,而当时美国大学正教授的最高平均年薪是2.2万美元。纽约长岛总是郁郁葱葱,尤其是下完雨后,树木青翠。经常有朋友来石溪访问他,周末他喜欢开车探索长岛的各处,那里到处都是树林,可以长时间地散步、思考。杨振宁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结了婚,大儿子是电脑工程师,二儿子是化学家,小女儿成了医生。他有了孙子、外孙。小女儿跟他的关系尤其亲密,总是喜欢跟他通电话。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这都是让人羡慕的晚年。088

三联生活周刊:杨振宁在中国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他在西南联合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才来到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研究。你也是在以色列接受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才到美国进行博士,在美国之外接受教育的物理学家与美国本土物理学家有没有什么差异?

格罗斯:我并不认为(在哪里接受教育)有太大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相对低层次的教育来说。相比之下,研究生院对人的影响更大。我非常幸运,在20世纪60 年代进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院。在当时伯克利是世界粒子研究的中心,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同样,杨振宁也非常幸运能够在20世纪40 年代进入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研究,因为那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物理学的研究中心。当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就在那里,还有一大群杰出的物理学家。

一个人是在研究生院里才真正成长为一个科学家的。在芝加哥,杨振宁可以和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交流,他还有非常优秀的同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研究。但是没有人可以教你,也没有书本写着该如何做研究,怎么进行创造性思考。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看其他人是如何做的,你的榜样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如何与别人进行互动。从这方面来说,你只能从身边的熟人那里学习,就像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他必须先跟随一个好木匠进行学习,想要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就要跟随一个好科学家进行学习。

学术界就像家庭一样。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费米算是杨振宁的父亲,也算是我的祖父了。我  ;的导师杰弗里,丘也是费米的学生。费米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其他的知识你都可以在书本和论文里学到,在大科学家的身边学习则是唯一一种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的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杨振宁和李政道是一对完美的学术搭档,他们共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令人伤心的是,他们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久就决裂了。像他们  更这样在智力水平上非常接近,共同进行科学研究的学术搭档是不是非常罕见?是不是因为天才们过于骄傲,所以合作也就无法长久?

格罗斯:我只能说,真正罕见的是像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学术搭档发生如此激烈、愤怒、苦涩的争吵。他们两个人我都认识,可能和李政道更熟悉一些。当年他们是两个非常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可以说他们两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他们共同合作真的是非常出色,所以后来他们出现了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激烈争吵和决裂也就显得更有悲剧性了。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做出了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两个人各有不同的技巧。(两人决裂)真的是非常不幸,而且非常少见。我并不理解,只是感到很难过。P092


吴砺

20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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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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