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猎人》（四）

吴砺

                     《大自然的猎人》（四）

分子战争已经开打。生物系里有一小批生物化学家及分子生物学家，在行事态度及思考哲学方面，或多或少也加入了沃森的阵营。这群人包括不久后(1967)即以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奖的沃尔德（George Wald）；蛋白质化学先驱埃兹尔(John  Edsall)，他资历很深但年纪颇轻，经常微笑、颔首，却又高深莫測；再者就是新近由加州理工学院挖来、才华横溢的年轻生物物理学家梅塞尔森( Matthew Meselson)；以及雷文，他是在20世纪50 年代，除了沃森和我之外，唯一获哈佛大学聘用的终身助理教授。雷文很快就摒弃了种群生物学，开始独个儿大力鼓吹新教义。好个热心的变节者，我心里这么想。

教职员会议上，我们聚在一起，形式拘泥而紧张，就好似贝都因部落（阿拉伯游牧民族）的酋长，团团聚在一口引发争议的水井边一样。我们用老方法（即《罗伯特议事规则》）把威望、教授任命以及实验室空间，依序拿出来讨论。我们全都意识到，会议上的争论并不寻常，不是学术式的。教育哲学家赫金斯( Robert M.Hutchins)曾经说过，这类争辩非常可悲，因为其中多是没意义的事。令人头昏脑涨的权力争夺战充斥在生物系里，而我们就像是个微观世界。

哈佛大学里的传统主义者起先非常支持这场革命。我们都同意，系里需要更多分子生物学以及细胞生物学的人才。人文暨自然科学院院长以及连续多位教务长也都很陕被说服，同意教员比例需要大幅调整的看法。于是，分子生物及细胞生物学者在生物系内的人数迅速膨胀。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保有8席教授任命案中的7个席位。

没有人能怀疑他们的成就是否相当，至少整体而言是如此。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阻止他们继续霸占生物系，甚至最后消灭生物学中其他重要的学科。

我的处境尤其尴尬，因为我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就位于生物实验大楼中，这儿正是物理及化学进攻的桥头堡，如今里面蜂拥着成群经费充裕的分子生物学家。我发觉，这里的气氛非常紧张，令人沮丧。当我和沃森在走廊相遇的时候，沃森从未主动打过招呼，即使走廊上只有我们两人也是如此。我很为难，不知是否也应该假装没看见他（这是不可能的），或是自取其辱地继续坚持南方人的礼貌（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最后，我决定低声咕哝一句寒喧词，草草带过。

沃森那帮人待人的态度从漠然到冷淡不一．除了沃尔德之外，他具有堂皇气派的架势。他是很友善没错，但另有一种自视甚高以及屈尊俯就的做作神态。在我们少数几次谈话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法甩掉一种感觉：他好像是在对我身后坐着的上百位观众发表演说。

事实上，在20世纪60 年代末期，他的确是把在大批听众前发表政治及道德演讲当成他的第二项专业。在哈佛大学校园混乱达到最高潮的时期，沃尔德总是能站在成群活跃的学运分子面前，扮演：：／J，pg自zE器ye窖蠱剑硼Ygg《图书，S5r「真巨罡。   VJ<R种会率先发动革命而后又第一个走上死刑台的人物。对于我们这门科学的未来，他完全赞同沃森的看法。“生物学只有一种，”有一次他这么宣称，“那就是分子生物学。”

我在这群分子生物学家中的地位，并未因1958 年我比沃森早几个月获得终身教职这个事实，而稍稍提高。虽说那完全是时机上的意外事件（斯坦福大学主动邀聘我，而哈佛大学为了反制，也连忙聘用我），而且我也认为无论如何，他都远较我更值得获聘，但我可以想象沃森对这件事的感受，一定糟透了。

其实我根本算不上认识沃森这个人。在他任职哈佛大学的12 年以及稍后一段时间里，我们直接面对面对话的次数不超过6次，而且史密斯任命案已经算是其中一次了。

1962年 10月，我向他道贺：“恭喜您获得诺贝尔奖。全系都与有荣焉。“他答道：“谢谢。”谈话结束。另一次，在1969 年 5月，他向我道贺：“恭喜您获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我回答：“多谢了，沃森。”我很高兴他这么有风度。

不过至少这个人并不狡诈。就某个层次而言，沃森显然觉得自己的作为都是为了科学着想，而直言不讳正是科学最需要的行事方式。道理就像“要做蛋卷，必须先把鸡蛋打破”一样。我只能确定一点，假使他的发现没有这般神奇的话，他在哈佛大学只会被当成天才怪人，而他的诚实真话大部分也会被看成差劲的判断，而遭到公开驳斥。然而，大家都对他洗耳恭听，而且部分年轻同事还群起效仿他的态度，这些都是因为他和克里克( Francis Crick)解开了DNA的分子密码，这远远超越了我们其他人所有过去的成就，以及预期会达到的成就。

他俩的成就像闪电般出现，仿佛来自上帝的知识。在这出戏码里，创造生命的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就是沃森和克里克，而且他们也不只是因为运气好。沃森和克里克拥有超凡的智慧和创造力。这一成就更加独特地诠释了一种科学的行事方式——如沃森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其他有条件的人，都没兴趣全心投入这个难题中。

对于那些不曾在20世纪50 年代早期研读生物学的人来说，恐怕很难想象，发现DNA结构对于我们领会世界运作的方式，带来了何等重大的冲击。那不只是涉及遗传学转型的问题，它同时还为所有生物学科注入了化繁为简的信心。这项发现暗示：最复杂的程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简单，它悄悄地把野心和胆识送进年轻生物学家心中，同时还建议他们：现在就试试看，快速且深刻地切入生命之谜中吧。

当我在1951 年来到哈佛大学读研时，大部分生物化学家之外的人士都深信基因是一群难以驾驭的蛋白质。我们都认为，它的化学结构以及它指挥酶合成的方式，必须等到下个世纪才有办法解开。话虽如此，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遗传物质为DNA，一种较大多数蛋白质都简单得多的大分子。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证明了配对现象确实存在于双螺旋里，而且它也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它并没逃过我们的法眼，”他俩在1953 年写给《自然》杂志的信尾这样调侃道，“我们马上就要发表的这项专一性配对假说，为遗传物质的复制提供了一套可能性很高的机制。”

很快，人们又发现这些碱基配对所形成的密码竟如此简单，甚至连小孩都看得懂。这类暗示再加上其他一些启示，在个体生物学以及进化生物学界激起阵阵涟漪，至少在年纪较轻也较具雄心的研究人员心中是如此。假使遗传现象能简化为一串分子字母，而且字母种类只有四个，成千上亿个这类字母就能描绘出全体生物；那么，简化并加速分析生态系统以及复杂的动物行为，不就也有可能达成了吗？

在哈佛大学研究生中，我算是对分子生物学早期进展最为兴奋的人之一。沃森是自然科学界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骑马人城来的年轻神枪手。

很可惜的是，沃森本人和他的分子生物学家党羽，却对我所安身立命的生物学战区缺乏远见。从他们所有的声明中，我能筛检到的只有革命式的标语：且把所有这类老式思想全都除去，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秩序。

他们这般缺乏眼界，当然令我觉得非常失望。1968 年，沃森当上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Laboratory）的主任时（他在哈佛大学的教职仍一直维持到 1976 年），我对朋友说了一句尖酸的评论：“我连柠檬水摊子都不会交给他管理。”沃森证明我错了。10 年之内，他借由激励、提高奖励等办法，以及选择并吸引最具天分的研究员，硬是把这家原本就已经很著名的机构，提升得更有水平了。

一个全新的沃森渐渐在我心中形成。1982 年 10月，在哈佛大学生物实验大楼五十周年庆的接待会上，他一路排开满屋子的人群，向我走来，称赞我于当天下午一场演讲中信口开河说出的一段话。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哲学的历史大半是由头脑中的失败模型所构成。”事后我发觉，我的措辞正是他20 年前会用的那种先发制人式的批评语。难道我在这期间受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吗？没错，也许有一点儿。我从来没法抑制自己对这位仁兄的激赏，他以勇气和高调大胆的姿态取得了他的成就。沃森和其他分子生物学家为他所属的时代注入了新的信念：自然科学界里的法则也可以简化。这是属于自然主义的胜利；同时，对我个人来说，我在20世纪70 年代试图把全新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系统化，以便把生物学引进社会科学当中，部分的动机也是来自这个信念。P276

斯洛博金深受哈钦森的影响，哈钦森是斯洛博金在耶鲁大学进修博士时的指导教授。哈钦森与斯洛博金的差异，就和哈钦森与我的差异不相上下，也非常近似于斯洛博金与我的差别：我们三人刚好可以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哈钦森出生于1903 年，他的父亲为英国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的院长。所以说，哈钦森可以说是地道的英国高层学界的产物。就像牛津剑桥中的奖学金研究生一样，博士学位对哈钦森而言从来不是问题，而且他也把自己训练成惊人的博学之士。他崇尚自由且兼容并蓄，事实也证明他的确很有才智，而且能将诸多碎片拼成宏观概念。哈钦森似乎从没碰到过任何他不喜欢或派不上用场的数据，不论用在哪里，他总有办法做成一段摘要，或至少写成一条注脚。

哈钦森是以田野昆虫学家的身份开始学术生涯的，专攻水生的半翅目昆虫( true bug)，尤其专研仰泳蝽科(Notonectidae)的虫子。他背井离乡做研究，远达中国的西藏及南非。之后，他转而率先研究湖泊中的藻类及其他浮游植物。他把研究领域又扩展了，包括这类水体中的生物存活所需的营养链及营养级。他可以算是第一批学成生物地理化学( biogeochemistry)的学生，这是涵盖陆地、水体及生物分析的复合学科。然而稍后，在他于1 945 年 当上耶鲁大学动物学系教授后，他的研究兴趣又转向种群动态的进化，而这个学科也成为斯洛博金的专长领域。

哈钦森的洞察力非常深厚而且具有原创性，虽然这两个形容词因为滥用过度，听起来似乎有点平凡无奇，但事实上，即使尊称他为进化生物学之父，他也当之无愧。“哈钦森生态位”( Hutchinsonianniche)就是他最具影响力的创见之一。和其他成功的科学创见一样，哈钦森生态位的概念也很单纯，只要几个项目就可以很有效地描述某个物种的生存状况。例如，它存活及繁殖所需的温度范围、它的食物范围、它最活跃的季节、它每日进餐的时间等等，这张列表的长度生物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无限拉长下去。

物种被视为生存在以各种生物质量( biological quality)来界定的空间中，而各种生物性质都拥有独立的尺度。简单地说，生态位相当于一个多维空间。

哈钦森非常独立自主，以致依然能不受分子生物学派高奏凯歌的影响；至少我从没听到他像沸腾的哈佛大学生物系同僚一样抗议过。他在晚年，非常优雅地由田野生物学家转变为一代宗师，顶着稀疏的白发，睁着一双长耳猎犬般的大眼，安然地坐在他的办公室中。在他身边，有只加拉帕戈斯巨龟的填充标本。

在长达约30 年的教学生涯中，哈钦森训练了40名日后成为全球最佳生态学家及种群生物学家的博士生。他们包括狄维( EdwardDeevey)、埃德蒙德森（Thomas Edmondson）、克劳普弗(PeterKlopfer)、莱伊（Egbert Lei曲）、洛夫乔伊(Thomas Lovejoy)、麦克阿瑟、奥德姆（Howard Odum），当然，还有斯洛博金。他们似乎全都十分崇拜、爱戴这位恩师，而且也从他的典范中汲取能量与动力。他们分布在全美各地，成为生态学众多新兴领域的代言人，对美国生物学界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我和哈钦森的多位学生结为朋友后，曾经问过他们，哈钦森到底是用什么来激励出这群杰出的学生的。答案总是千篇一律：没用什么，他什么也没做，只除了欢迎所有的研究生在想见他时，随时走进他的办公室。

哈钦森总是赞美学生做的每件事，而且总有办法以他内在的洞察力，在刚刚开始的研究提案中找到一些优点长处。有些时候，他高高超越我们之上，别的时候，他则独自漫游在遥远的领域；他热爱惊异的暗喻以及奥秘的例证。哈钦森成功地避开了因为被人过度了解而招来的蔑视。他鼓励学生开拓属于自己的旅程。

我很高兴，能在他1991 年过世之前，多次到耶鲁大学演讲，亲自见到他，并接受他的祝祷。他会喃喃地说道：“太棒了，威尔逊，做得好，非常有意思。”头还在佝偻的双肩中轻轻地点着。好个聪慧的人类加拉帕戈斯巨龟。我从没见过这样一位慈祥和蔼的学者老爹，待在他身边真是非常愉快。我渐渐明白，那些过度慷慨的赞美，并不见得会让我们的性格变得软弱，因为哈钦森的学生也会相互批评，我也一样，这让我们大多时候得以避开重大的盲点。

哈钦森和斯洛博金正是今日所称的进化生物学家。在我转型的那几年，他们使我也尝试成为进化生物学家。通过他们，我体会到环境科学可以和生物地理学以及进化学的研究啮合得多么紧密，而且也对自己在进化生物学方面的表现越来越有信心。他们激励我要更加接近物种平衡的中心问题，而那果真成为我在20世纪60 年代的主要研究路线。

当时的分子战争，则逐渐沉寂于模糊的结论之中。P292

麦克阿瑟的职业是博物学家，而且只有当他带着望远镜和田野考查手册，直接走进大自然搜寻新发现时，似乎才是他最快乐的时。他的职志在于扫描大自然千头万绪的一切，并且经过消化整理，然后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心中，概略记下大自然的基本理论形貌。同时身兼数学家及博物学家，他实在是相当独特的，只有他的恩师哈钦森能相企及。他的兴趣不像哈钦森那般广阔，但是能更快、更深人地参透策略点。他和伟大的英国数学家哈代(G． H. Hardy)在气质及思想方面都颇为神似，而且他们的信念也相同：“数学家相当于观念模式的制造者，而评断模式的标准在于美感与严谨度。”麦克阿瑟最希望的，是发现美丽的生命的真实模式。

麦克阿瑟在聊天时提到，顶尖的科学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针对自然现象发展出的新分类法则，也就是那些能够提出假说以及新数据搜集范围的研究。“艺术，”他喜欢引用毕加索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看清真相的谎言。”

他的方法论见证了一位天生博物学家的坚韧：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他更关心的是大自然这幅锦绣帷幕，以及他自己对大自然的独特见解，却不在乎旁人对大自然或对他个人有何看法。

麦克阿瑟观察鸟类时极有耐性，而且也具有鸟类学家的专业技能。只要有机会，他就经常往热带地区跑，并且对博物罕戳／1叫H一相关数据也极感兴趣。从事这些活动而累积下来的大把信息，以及数据背后交互作用模式的剧本，全都成为麦克阿瑟理论研究的灵感来源，他利用这些理论来描述生物多样性的起源。P301

蚂蚁无所不在；黑色的、浅红色的小点点，在地面上，在洞穴里，迂回行进；这种体重仅达毫克、拥有古怪文明的地球住户，日常生活作息全避开我们的耳目。

超过5 000万年以来，蚂蚁一直是极地以及冰封山顶之外在地表上占压倒性多数的昆虫。据我估计，随时都有1 000万亿到 1亿亿只蚂蚁存活在地球上，把它们全部的总重量加起来，差不多就等于人类全体的总重量。但是，在这样的等式中，隐藏了非常重大的差异：蚂蚁存活的数量恰到好处，然而人类的数量却太多了。假如人类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地表环境当会恢复到人口爆炸前的富饶平衡状态。只有大约一打的生物得完全仰赖人体而活，比如虱子以及寄生在我们额头皮脂腺体里的螨。但是，一旦蚂蚁消失了，地球上将会有数万种动植物也跟着消失，几乎各处陆地生态系统都会因而退化、衰败。P347

吴砺

202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