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猎人》（五）

吴砺

                           《大自然的猎人》（五）

我们待在拉萨瓦森林两周所搜集到的数据，总共写成了5篇科学论文。而在我俩多年合作期间，通过东挖挖、西挖挖，以及来来回回地讨论，更是提出了无数其他的发现，一件跟着一件。当维尔茨堡大学聘请霍德伯勒前往任教（在这之前，早已有多家欧洲研究机构和他接洽过）时，我们的合作关系只好大抵告一段落。波威利研究所愿意提供给他精密的新仪器以及技术纯熟的助理人员，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

霍德伯勒一直有股欲望，几乎可以说是着迷般，想要深入蚂蚁的肌肉、腺体以及脑部，看看这些器官究竟如何调控社会行为及组织的。他渴望了解1 000件“细微小事”，以合成一整桩大事。而这样的志业是非常昂贵的，不论是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是其他私人学术机构，这样的要求显然是超出太多了。它们的经费赞助要么是不足，要么是不稳定，甚至两者兼备，情况每隔三五年就会变动一番。虽然霍德伯勒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的计划，一直获得最高评价和赞助，但是总经费仍然没法支持他想要发展的研究。

就在霍德伯勒越来越认真考虑要离开哈佛大学时，有一天，我们决定要合写一本书，阐述我俩所知一切有关蚂蚁的知识。当我们着手时，不禁自问，我们为何不贯穿历史，试着写一本书来阐述“目前有关蚂蚁的全部知识”？

这样的计划会非常耗时、费力，而且最后也可能达不到我们原先设定的目标。但是，这个构想多么值得一试！

就像貌不惊人的世界拳王帕特森( Floyd Patterson)曾说过的：“要想成就非凡志业，唯有向不可能挑战。”我们挑战的结果是《蚂蚁》（The Ants）这本书于1990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它的内容包括722双栏页、数百张教科书图表和彩色插图，以及3 000 条参考书目。它总重近3.5 公斤，符合我所谓的“巨著”一从三楼掉下来时，大得足以砸死人的书籍。

次年 4月9日，星期二下午，哈佛大学人文暨自然科学学院的全体教职员，群聚在大学讲堂挂满肖像的主厅中，准备参加例行月会。正当会议即将开始之际，一名秘书走了进来，递给院长包克( Derek Bok) –张字条。包克当场宣读字条内容：“《蚂蚁》荣获1991 年度非小说类普利策奖。”我站起身，接受哈佛同人们的祝贺。哈佛同人们，帮我祷告吧！得到这项最高荣誉后，除了走下坡之外，我还能走到哪儿去呢？

后来，我得知这本书是第五本荣获普利策奖的科学书籍，而且这还是第一本以科学为主要内容、由专家执笔写给专业人士看而荣获普利策奖的书。那天离开大学讲堂后，我马上打电话给霍德伯勒，问他赢得美国最著名文学奖的感受如何。“注意，”我特别提醒他，“不是科学喔，是文学。”“太棒了。”他答道。他们将会在维尔茨堡大事庆祝一番。他的外国口音还是没变，这使得整件事更为特殊难忘。P376

1977年 8月1日，“社会生物学”出现在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11月22日，我从卡特总统(President Carter)手里接下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以表彰我对这门新学科的贡献。两个月后，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于华盛顿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当我准备要发表演讲时，示威者霸占了讲台，把一罐冰水倒在了我的头上，并高喊：“威尔逊，你全身湿透了：。”这次冰水事件是近代美国史中，科学家仅仅因为表达某种理念而遭到身体攻击的唯一案例，虽说攻击程度很轻微。

像我这样爱好独处的昆虫学家，为何会掀起这般重大的喧闹风波？且听我道来。P377

替社会的互动定量是很重要的步骤，但是它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定量的结果仍然只是一则描述，没能说明某一种特定猿猴或蚂蚁，如何以及为何会在进化过程中成为和另一种特定猿猴或蚂蚁不同的形式。阿尔特曼和我在1956 年时，都不具有能更进一步探讨社会生物学的概念工具，，而我们也只能把这个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于是阿尔特曼全力投入他的研究论文。

由于天生就是“整合者”，我仍然梦想能提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到了20世纪60 年代初，我开始在种群生物学身上看到了可能性，它将成为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之前，我走人种群生物学，并不是为了探讨社会生物学，而是想要建立一个与分子生物学并驾齐驱的学科。我相信，动物种群所遵循的法则，一定不完全和分子层次的运作规则相同，也就是说，前者的法则里有些是完全不能以分子生物学的逻辑来推演建构的。这种生物科学的观点促使我和斯洛博金合作，这个结盟后来又促成我和麦克阿瑟共同发展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到了60 年代初期，种群生物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力量越来越扎实，而我对它和社会生物学的相关性也越来越有信心。1964 年 7月底，当我在佛蒙特州和马尔波罗圈的成员莱伊、雷文斯、路翁亭及麦克阿瑟等人会面时，我提出社会生物学的观念，作为种群生物学的延伸。我指出，社会就是种群，两者应该适用同样的分析方式。P383

伟大的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圣捷尔吉( Albert Szent-Gyorgyi)曾经这样形容科学：“去看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东西，去想没人曾经想到过的事情。”而汉密尔顿就曾在这样的科学大道上走过。但是，我敢说，汉密尔顿当初要是仅仅以抽象名词来表达近亲选择，他的说法引起的反应必定会很平淡。其他生物学家读过它之后，可能会说：“没错，当然是这样，达尔文也有过类似想法，不是吗？”或者说：“不知我有没有弄错，但是这类想法不是早被人讨论来、讨论去好长一段时间了吗？”然而，汉密尔顿却很神奇地成功了。（虽说，一直到 70 年代我把它点明之前，很少人知道这个理论。）

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不停地用具体的、值得注意的术语来述说真实世界里的新东西。他为社会生物学真正的进展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汉密尔顿事后曾经告诉我说，他能够突破困难是基于三项不怎么相关的原因：第一，他对利他行为这个问题觉得“很困扰”；达尔文的解释算完整吗？还是不完整呢？第二，他对社会性昆虫有一定的认知，而利他问题非常适用于社会性昆虫。第三，他对血亲关系( kinship)的计算法产生了兴趣。P390

我希望《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能作为这类理论的网络，像是一本随身携带的手册，绝对不要弄得像是一本百科全书。我把所有和“社会性”沾得上边的动物全都网罗进来，从群居的细菌和阿米巴原虫，到成群结队的猴子及其他灵长类动物。我认出社会进化的几个“巅峰”：群居动物的社会最先独立进化出来；接着，组织变得更复杂或更精确；最后，则拥有和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遗传结构以及组织形态。这些巅峰的代表性动物分别为：第一类，珊瑚和管水母及其他无脊椎动物；第二类，社会性昆虫；第三类，社会性脊椎动物（尤其是人科灵长类以及其他旧大陆的灵长类）；最后一类则是人，没错，“人”( man)。我在1975 年使用的就是这个词，在它具有令人难以接受的性别主义色彩之前仍代表一般人类，这个词依旧和诸如“日”“月”“地”等单音节词一样重要。

或许，我在写《社会生物学一新的综合》的时候，应该在写到黑猩猩的地方时就打住。许多生物学家都希望我真的那么做了。好几位评论者甚至说，如果我没有添上最后一章有关人类的章节，《社会生物学—一新的综合》将会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把这本书评为百分之九十正确，这是他的友人史学家拉迪里（ Emmanuel Ladurie）事后告诉我的。我猜他的意思是，直到黑猩猩都没问题，但是在那之后全都免谈。

但是，我依然毫不犹豫地把智人（Homo sapiens）收录进来，因为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势必会遗漏生物学里一块重要的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相信，生物学终有一天会成为社会科学的部分基础。我看不出19世纪的学科链概念有何不妥，在这个连环概念中，化学遵从物理法则但不完全涵盖于物理学中，生物学则以同样的方式与化学及物理学联结，而最后也将会有一道类似的关联存在于社会科学及生物学之间。毕竟人类也是一种生物。

历史并非发源于1万年前土耳其及约旦的小村庄中，它横跨了为时200万年的人属（ Homo）进化史。深层历史（这里我指的是生物的历史）使得我们成为今日这副模样，它的威力绝不逊于文化。我们的基本解剖构造、生理状态，以及许许多多基本的社会行为，都和活跃在旧大陆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相同。即使是我们独有的特征，例如善于操作工具、长着能与其他手指相对的拇指，以及快速学习语言的能力，都能找到遗传上的缘由，而且也都能据此推测出由自然选择驱动的进化史。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最后一章的开头，我觉得很适合来一段比较煽情的开场白：

现在，且让我们以自然史的自由精神来思考人类，假装我们是来自外层空间的动物学家，要来完成地球的社会性动物目录。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将缩小为生物学里特化的分支；历史、传记及小说，则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报告；至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加起来，也只不过构成单一一种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生物学而已。P404

康涅狄格大学人类学家兼艺术史学家孟德克（Balaji Mundkur），也提出类似的说法来诠释人类的一项怪癖：对蛇的迷恋。

这些爬行动物在人类古代的生活环境中，属于能轻易引起人们恐慌的动物。其他会引发恐慌的事物还包括蜘蛛、野狼、高处、密闭空间以及奔腾的水流等。只要经历一次与蛇有关的受惊事件，甚至只是听了一则可怕的故事，就足以令小孩强烈憎恶和恐惧蛇。诸如慌乱、恶心及冒冷汗等恐惧的感受，是属于自主神经系统里的反应，超越理性所能控制。这类反应来得非常快，然而，要摆脱它们，却出奇地困难。

针对蛇产生的这种高度的直接反应，似乎也具有遗传基础。以下的明确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人们很少会对现代生活里真正具有危险的物品产生恐慌，例如枪支、JJ具、电插座以及疾驰而过的汽车。我们这种动物接触上列致命源的时间，还不够长到足以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倾向自动避开它们的基因。

世界各地的人不只是排斥蛇类，同时也对蛇类着迷，而且只要安全有保障，人们总喜欢靠近观察蛇类。蛇类可以说是最常出现在梦中且最常被用作宗教象征物的野生动物——与人类或其他动物杂交混血、成双成对、生得既巨大又快速而且无所不见；这类梦境的变体就是天神，它们能够复仇，也能够传递智慧，完全依情境中的诡谲幻想而定。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蛇杖，也就是众神的使者墨丘利（Mercury）手中盘绕了一对圣蛇的手杖，如今成为医学专业的标识。

我们这种对蛇类特别关注的根源，可能正和其他灵长类恐惧、着迷于蛇的根源相同，那就是蛇类的致命习性。毒蛇的踪迹遍布全球，就北半球而言，甚至向北分布到加拿大、芬兰，而且在大部分地区，毒蛇对于居住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致死源。亲生命性的进化过程，正如我在1 984 年引用孟德克的证据所诠释的，它的运行方式如下：经过漫长的进化时间，某些蛇类的致命性在人类心中造成天生的恐惧与入迷。因此，它们不断以各种含糊象征性的姿态闯入我们的梦中。萨满教巫医（Shamans）和先知把他们自己的梦当成神谕，将梦中臆想植入神话及宗教里。于是乎，来自这些神圣堡垒、经过转化后的耀眼神蛇，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故事和艺术中。

按照自然科学的一般标准，亲生命性的证据仍嫌薄弱，而且有关它遗传源起的理论也太多臆测性质。然而，这个想法的逻辑推论仍属合理，而且这个主题也实在太重要了，不容忽视。1992 年，一场聚集了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学者的研讨会，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召开，广泛讨论并评估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其中有些属于实验性质，颇为吻合早期的数据，而且很具说服力。‘

依我看，生来具有亲生命性的最重要含义在于，它为恒久的生态保护伦理奠下基础。如果关怀其他生物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我们的部分文化源于自然野性，那么单就这个基础而言，我们就不应该消灭其他生物。

大自然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如同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样。

亲生命性是我的最新理论，可以算是在我这大半辈子中，最能持续吸引我的想法。我有如下三个信念：第一，人性终究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第二，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摇篮，也是人类最宝贵的自然遗产；第三，如果不考虑上述两项理念，哲学和宗教将不具太大意义。P444

《大自然的猎人》出版五年后，我步入古稀之年，心中对此却十分淡然。我的心就像离岸的船只，背后的港湾缓慢地退去，静静地留下模糊的回忆。到了2006年我已年近八十，但如我所写的那样，我还很幸运：身体健康、我的工作环境顺心、创造力还未衰退（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不好保证）。我的学识比以前更丰富，但我仍不断前进，就仿佛我能活到永远。

由于我的思辨性写作中强烈的自然主义思想，我常需要表达内心最深处的信念。这些信念很简单，我把它们写在这里。科学是全球的文明，而我是其中的公民之一。科学的民主伦理观和它的统一凝聚力给了我对人性的信仰。寰宇之内无数令人惊奇的未解之谜，不断地被科学揭开答案，这就是我的神殿。人类心智的能力，因为理解了人类仍是孤独的、地球唯一的管家而得到解放，这就是我的宗教。人性的潜能将把这颗星球变成未来世代宜居的天堂，这就是我的余生所愿。

这样一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在60 年来一直满怀着希望和热忱从事这些学科，从蚂蚁的自然史开始，穿过行为与进化生物学的迷宫，去面对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全体公民还是科学家——都要面对的地球生存环境的巨大挑战。我仍想继续对西印度群岛的每一个岛屿的蚂蚁进行田野调查。和我一同短暂访问那里的有年轻的蚂蚁学家、朋友和一道研究蚂蚁的同人。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进入无人涉足的栖息地，探寻新物种，学习并记录自然历史的新知，分享此前冒险中引人发笑的奋战经历。经验应该是最根本的东西。真正的博物学家是训练有素的猎手，我们是一队快乐的猎人。在很久以前，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曾在亚拉巴马大学体验过类似的情感，那时我便立下人生志向，要成为这种科学家。从此我便能够以加缪那般优美的眼界见证真实：

人的创作不过是借助于艺术，

通过漫长的道路，

重新发现那两三个淳朴而伟大的形象，

而心扉首次敞开就是向着这些形象的。

爱德华．O．威尔逊

2006年 1月15日

P457

吴砺

202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