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文明》（十）

吴砺

                                             《海洋与文明》（十）

此时，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忙于绘制太平洋地图的工作已超过30年。从国际贸易中产生的财富资助了一批由政府支持的探险活动，这些探险活动由探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精神动力所驱使。探险家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关于太平洋的两个未解之谜：辽阔而富饶的“南方大陆”是否存在于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西北航道是否存在西端出口？当我们回溯文化和科学成果时。在表达赞誉的同时也不应掩盖奠定其基础的商业和外交活动。刺激这些航行的不仅仅是启蒙时代的所谓“理性”，还有帝国竞争和贸易扩张的欲望，商业优势的潜力对于探险的成功至关重要。164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委派阿贝尔，扬松·塔斯曼( Abel JansenTasman)“寻找和发现部分已知及尚未到达的南方大陆和东方大陆（澳大利亚），以改善和提高公司的总体福利”。89塔斯曼从巴达维亚起航，先后到达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汤加和澳大利亚北部。不过，此行“没有获得财富或利润，而只有上述陆地，并且显然发现了前往南美洲的上佳通道”。当塔斯曼完成了第二次航行，证实这一航线回报更少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立刻放弃了努力。P517

当库克开始其第三次远航时。澳大利亚在世界地图上才刚刚开始成型。库克的发现对大洋洲大陆的未来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781 年，詹姆斯·马里奥·马特拉（James Mario Matra，一名流亡的效忠派、“奋进号”上的老水手以及约瑟夫·班克斯的通信员）打算在植物学湾周围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以此作为“那些不幸的效忠派的庇护所”，“出于荣誉和感激，大英帝国必将为他们提供保护和支持”。102一旦战争爆发，该据点处于最佳位置，足以威胁荷兰和西班牙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103在澳大利亚立足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但英国内政大臣悉尼勋爵( Lord Sydney)却对哪些人应该在澳大利亚居住另有打算。英国政府曾经大胆采纳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的想法，将北美作为罪犯流放地，并在1717 年的《运输法案》中落实。殖民地立法机构企图阻止罪犯在北美登陆《 18世纪时每年大约有l，000人》，但直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英国一直在延续将罪犯流放到北美的做法。此后，英国政府开始让罪犯住在泰晤士河上易于传播疫病的废船中。在悉尼勋爵看来，澳大利亚正是罪犯问题的解决方案。

1788年 卫月，历经近36周的航行之后，载着780名犯人的1 1 艘船驶人了植物学湾。不久，总督阿瑟·菲利普( Arthur Phillip)将其殖民据点向北迁移了约10英里，此即未来悉尼的城址所在。“我们早在下午就进人了杰克逊港，发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我们感到很满意，其中可以安全地停泊上千艘船。”104那里的土地也更肥沃，考虑到他所需要的原材料，菲利普对新兴殖民地的潜力感到非常乐观。“今天，我们代表英国人民占领了地球上的第五块大陆，并在这里成立一个国家。我们不仅希望能够占有和统治这个国家，同时也希望它成为南半球所有国家的明灯，这个年轻国家的前景是多么广．阔啊！”除了海军士兵及其家人，直到。1793 年，第一批自由人定居者才到达澳大利亚。不过，输送罪犯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 868年，到那时已有超过16万名犯人到达澳大利亚。P520

18世纪时，海洋贸易与海军行动的范围急剧扩张。在18世纪初，航海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甚至可能致命的，之后才渐渐变成司空见惯之事。探险者们开拓了此前遥远而陌生的陆地，发现了新的人群，由此建立起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商业和政治权力的新型结合显而易见，例如俄国和美国都是拥有以前未开发或发展不完全的海洋资源的国家，目前正在走上世界舞台。影响最为深远的发展之一发生在亚洲。在亚洲，欧洲人最终成功改造了古老的贸易模式和商业结构。这种发展在以下过程中最为明显：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孟加拉《这预示着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美国商人参与西北太平洋与广州之间的皮革贸易，以及中国茶叶贸易的迅速增长。在某些方面，这些趋势和变化仅仅可以追溯到 15世纪初，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预见全球力量的均势、延伸以及发展速度的巨大改变，而大西洋两岸正在进行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巨变遂由此造成。P525

“时间与空间湮灭了”——在哈得孙河上的定期汽船运输业务开展大约30 年后的1838 年 4月22日，当第一艘可横渡大西洋的商业汽船到达纽约时，一份报纸在新闻标题中如此大声地宣称。“天狼星号”（Sirius）以及随后的“大西部号”( Great Western)横渡大西洋分别用了l8天和15天，处在喷气式飞机和因特网时代的人们很难感受到当时这些令人震惊的巨大进步。自西向东的海上上航行的最短用时是3 周，自东向西的海上航行则是2 周，不久之后，汽船将以不到 2 周的用时定期横渡大西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快的汽船只需不到 6天就可以轻松横渡大西洋。船用发动机的发明使人们有了全球航行的概念，这远远超出船用发动机开发者所能够想象的范畴。最初，最大的影响体现在沿海与近海的贸易上，但是，蒸汽航运技术在通向和连接各块大陆方面都做出了许多贡献：不仅开启了一个开凿运河及改进内河航在行展创造了各种机遇，并且便利了货物与乘客的跨大陆转运c：9 由 此，蒸汽航运改变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节奏。

一般而言，蒸汽轮船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兴起。由此导致的贸易重组，使各国得以建立灵活的金融市场，以吸引资本密集型的机械工业所需的投资。随着经济发展的范围不断扩大，蒸汽轮船一方面造成了实业家与商人和托运商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劳动者与水手们之间的矛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分化不是绝对的。产业发展促进了职业中产阶级的成长。这些中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中包含了人道主义的观念，即一种以公平和社会福利为特征的信条。对于19世纪的超级强国大英帝国而言，促进其经济和工业实力增长的商业船队，同时也象征着极其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也是摆脱自身最坏状态的改革的一个风向标。P528

与此同时，位于英国第二大港利物浦的公司及布里斯托尔的竞争对手，也开始力争第一个提供跨大西洋的汽船航运业务。英美汽船航运公司意识到自己在“大西部号”首航之前已无法建造一艘新的汽船，于是租赁并改装了爱尔兰海上的“天狼星号”汽船。1838 年 4月4日，“天狼星号”从爱尔兰的科克港出发，于4月22日驶入纽约港。《纽约先驱报》(NewYork Herald)用令人欢欣鼓舞的大标题加以报道：

“天狼星号”汽船从科克起航，经过17天的航行终于到达纽约了。

蒸汽动力的新时代到来了。

广阔的大西洋上终于架起了桥梁。

时间与空间湮灭了。P532

莫里关于汽船遵循规定的航道在公海上航行的建议，是他早期对航海图研究的自然延伸，这反过来促进了自18世纪末开始的真正的海洋研究的发展。在欧洲海外扩张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国家安全和有效航线的知识构成了一个令人嫉妒的贸易机密的保护体。由国家支持的调查形成的例，促进了18世纪以来缓慢发展的水道测量相关知识的广泛传播，在毫无正式组织的情况下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1768 年，有人请求担任北美殖民地副邮政局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解释，为什么从殖民地到英格兰的路程要比从殖民地到北美花费的时间更少。在自己的表弟（一艘楠塔基特船的船长）的帮助下，富兰克林描述道，“墨西哥湾流是一种在佛罗里达湾产生的强劲水流，以每小时4英里、3.5英里、3英里、2.5英里的速度自东北方向涌人”，从而使向西航行的船只减速，使向东航行的船只加速。39这位邮政官员出版了一幅湾流演示图。1775 年至1785 年间，富兰克林曾3次横渡大西洋，通过观察改进了上述的湾流演示图。在富兰克林开始研究墨西哥湾流的10 年后，东印度公司的测量员 乔治，伦内尔( George  Rennell)沿着东非海岸绘制出了阿加勒斯海流的演示图。  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测量出了向北流动的秘鲁海流，不久之后便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洪堡海流”。P538

“猎鹿犬号”的航线是加利福尼亚海上贸易的一条典型航线。自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美国商人就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了，并随着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1842)中的胜利而进一步扩展。除了往返于亚洲，商船也活跃在自东向西经由合恩角前往加利福尼亚、中国和伦敦的环球航线上。普通的快船可以在120天之内从纽约航行到旧金山，最快的则可以将时间缩短到 100天之内。“飞云号”和“安德鲁·杰克逊号”( AndrewJackson)共享最快纪录，均为89天，其中“飞云号”曾两次取得这一成绩。在1989年之前，没有任何船只能够打破这一纪录，直到采用高科技的赛艇“星期四之子号”（Thursday’s Child）将用时缩短到 81天。2008 年，“吉塔娜-13号“（Gitana 13）进一步将用时缩短到 43天。不过，它们都没有运载货物，帆船设计师们花费了130 年，才将速度提升了10%。P541

随着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海上联系变得极其便利。60 由于法国人在地中海贸易航线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邻近埃及，他们很自然地相信，  自己将会通过这条通向印度洋的捷径而大大受益。他们希望人股苏伊士运河公司，该公司由费迪南德。德，雷赛( Ferdinand de Lesseps)在其朋友及赞助人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赛义德帕？夏( Said Pasha)的支持下创立。苏伊士运河从塞得港（以该总督的名字命名）到苏伊土港（即古代的克里斯玛）全长192 千米，底部宽22 米，河面宽60一 90 米，深8 米。¨当法国人将运河视为反击英国海洋贸易优势的一个手段时，英国政府无视本国船主的意见，拒绝了开凿一条运河的计划。苏伊土运河实际上扰乱了所有国家的计划，地中海国家也没有从运河的开通中获得意外的收获。《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在1869年准确地观察到，“通过法国的人力和埃及的金钱”，苏伊士运河“削弱了英国的优势”。61《实际上，工程是由法国人负责的，但劳工都是埃及人，在开凿运河的11 年中共有12万人死去。正如公元前 6世纪尼科二世接到的一份神谕中所言——这一工程“将只对野蛮人有利”。62》拥有通过造船业获得的巨大资本、建造铁制汽船的丰富经验，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发动机和煤，这些都是英国的巨大优势，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初期，英国船只的总吨位占到60%，是法国船只的3倍。20 年后，英国船只的占比达到 75%，而法国船只仅占8%。到1910 年，英国船只的占比依然超过60%，而德国船只则占l6%。P545

电报促进了英国港口的发展，但真正的赢家却是欧洲大陆迅速发展的工业。买家不再仅仅依靠船只，他们已经可以直接从海外供应商那里订购原材料。英国船只在对欧洲大陆港口的贸易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70 1870 年，英国商船的总吨位占到全世界船只总吨位的43%（据船只登记数据），30 年后，其在市场份额中所占比例提高到51010。总体来说，，在19世纪初的30 年间，国际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约30%，达4亿英镑，到 1870 年达到 20亿英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 60亿英镑。71国际贸易的增长部分与欧洲数百万人的海外迁徙直接相关，另外也与这些移民随后组成的侨民社区与其母国之间日益密切的纽带关系相关。P548

从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中叶，海军战舰及武器的技术、海军学说一—，  ，到 J，J1亘暮S中旰，fq（中fN，uDJ一．O，＼w H4从+，，、，霄惻r．+v。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地米斯托克利所说的“木制屏障”到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钢铁城堡”，全球海军战舰及人员的数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舰载武器能够打击20英里以外的移动目标，并形成水面、水下和空中的全方位立体式攻击。由于卫生状况与食品储藏的改善，水手们已不太可能死于疾病、感染或者营养不良，这些是帆船时代的主要致死原因，但海战造成的伤亡则越来越大()。在1652 年至1815 年间发生的10次主要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共损失了l，452 艘战舰。其中只有204 艘（占140）是因为在航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超过一半的损失都是由于海难造成的，被敌人俘获则占第三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所有的1，694 艘战舰中，有81%因遭到敌舰的攻击而沉没，9%被凿沉，5%因发生事故而损坏，还有5070被俘获。同时，海军也通过接受技术改进来提高其袭击和防卫的能力，而这就需要依靠工业生产来确保替代船只的可靠补充。

与技术方面一样，海战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也发生了变化。到 19世纪末，欧洲海上强国已开始进行最后一波海外扩张，这部分是由重商主义政策下对原材料和新市场的迫切需求所驱动的。而与此密不可分的，就是获得和保护海外加煤站、帝国前哨以及通向其海上航道的海军基地。日益复杂的战舰和武器技术以及外交手段和治国之术，让位于运用海上力量的更科学的方法。相关的训练成为了一个学科，有远见的海军军官开始在海军学院中接受高等教育，而国家职员和战争学院则成为海军学说的孵化器。到 20世纪50 年代，，战舰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正处于又一次海上强国变化过程的顶端，将见证以核武器和核动力为基础的海军力量的兴起，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不时地参与不对称战争的努力。P568

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到朝鲜战争结束的一个世纪中，海军战争中技术和战略改变的速度和范围令人震惊。几乎在不到三四代人的发展时期内，自古代以来以海战为特征的海防舰队就完全消失了，并被从前难以想象的驱动装置、导航系统、精准而杀伤力强的武器取代<：D这些新生事物重新定义了海军战争的类型，扩展了舰队的作战范围与速度。这一转变与船员们的动员及岸上和海上服役方式的巨大变化相互交织，专业化和职业化成为其发展趋势。然而，与商船的情况一样，变化的步伐在20世纪50 年代开始加快。到 20世纪50 年代后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改进的战术和战略已变得过时，并被关注新的核武器与不对称战争的学说取代。P604

20世纪初，一个国家的海上贸易与海军实力的规模可以被视作反映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晴雨表，而到了21世纪初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人们所说的，“全世界航运业的发展越来越超出了单个国家利益的局限”。：，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概括的解释就是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航运业既促进又反映着全球化的进程，尤其体现在集装化运输和方便旗上。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分析在5，000 年的文明史上（乃至文明诞生之前的时代中），航海者在哪些方面推动了跨文化的相互交流。各个方面的进展都是断断续续的，时而有创造性的爆发，固定模式的持续时间长短不一。—。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持续动态变化的时代中。航海技术、海上贸易、海上战争与扩张以及海洋开发等方面的发展，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剧烈地改变了我们与海洋和海上事业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互动被一些之前难以想象的因素主宰，包括技术、法律团体、国际关系以及海军的应用。P605

吴砺

2021.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