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史》（一）

吴砺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史》（一）

翻阅《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史》／（美）朗(Lang，P。H．)著；顾连理等译，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2020.8重印）书名原文： 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中译本共一百零四万字，令读者有点望而生畏。前不久，我刚刚读完了一本七十万字《海洋与文明》，读的真费劲。

这些宏大的叙事风格，虽然读起来累，但是的确是有助于我们个体的人，对于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认知。这是我为什么现在愿意读这些大部头的根本原因。我越来越喜欢看这种宏观上回顾我们文明史的故事。

音乐在现代的中国人地位几乎可以被忽略的位置——但是，孔老夫子却是极为重视学生的音乐教育，我没有想过柏拉图同孔子一样，绝对看重音乐教育对青年人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从一出生就被交给国家抚养。一直到 20岁，他们都要接受同样的教育。这种初等教育主要包括体育和音乐----体育使身体匀称，音乐使灵魂和谐。‘一个灵魂中没有音乐的人，是不能被信任的。’因为他的头脑是不健全的，他的热情是不稳定的，他的是非观念常常是歪曲的。音乐——对柏拉图来说，音乐意味着一切和谐，包括听得见的和不能听见的——是防止世界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则。正像行星和恒星是宇宙的身体一样，音乐是宇宙的灵魂。如果没有音乐，大地将燃烧殆尽，天堂将变成死灰。

因此，音乐是每个人的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他们到 20岁之前，所有男 孩和女孩都要在音乐和体育方面接受基本的训练。”

”（摘录于《哲学家的生活》)

    这本正文1047页的大部头，我读到322页，即读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史后，就想开始写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了。这对我是十分罕见的。通常我都是一本书读完，才做点读书笔记。只是这大部头真的太长，这书读得太累，害得我有两个晚上都特别累的梦，一个梦是大学考试前，一门功课都没有复习而且还没有弄懂；一个梦是同朋友准备去美国，可是一样东西都没有准备好……

读这本书，我真的惊讶作者的写作才华和巨大的阅读量——出版这本书是1941年，作者才41岁，当年的音乐史资料应当是十分分散，而且研究人员并不多，这个作者怎么能如数家珍地将几千年间的音乐作品和音乐史的人物向我们娓娓道来？关键还是要做出自己的评论——若是你没有看到过古谱，你怎么评论？反过来说，这开拓性的工作，将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人类各种大学问，真的是需要精力充沛的超级天才才能做得出来啊……

    或许你会质疑，你一个音符都不认识的毫无音乐任何专业基础知识的人，读音乐史干嘛？

我虽然不知道音乐的写作技巧和基本常识，但是，我可以看到音乐在人类文明史里是怎样和人类互动及诞生的过程，还有各地区人类的音乐风格是怎样相互交流和影响的。

我们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听音乐，当然值得花几天时间，阅读音乐的发展史，即使以一个外行看热闹的方式看它形成的全过程。

音乐史能够写的东西不像写文学绘画史，太多太多的人的故事要选择，这使得作者有闲笔描写欧洲各国各地各民族风情和基本特色，反而不会陷在古人和今人的陈词滥调之中，这样可以从另一个轻松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和文明的进化过程。

我真的很诧异作者为什么有如此辽阔的视野回顾欧美的音乐史——要知道，作者出版这本大部头的时候，才四十一岁，在1941年，那个时候，资源应该十分有限，对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十分有限——一个四十岁的人，怎么能看那么多的原始资料和给出让别人也信服的评论？

人类总是有这样精力超级旺盛的天才式的学者，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人类自身的精彩的故事……

这本书介绍了巴洛克以前欧美各地太多的天才的音乐家，而我对他们真的是一无所知……他们像是无数的星星嵌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但是，之前我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为我揭开了面纱，看到这一片星空……

这本书的文字表达能力非凡——一个四十岁的人怎么能把这么古老的历史中的人物和发展的过程行云流水般的毫不费力的向我们倾诉？真的是难以想象，这一定是才华火山喷发形成的，难怪作者此后五十年之中不再修改这本少壮时候写的书……

这部书的文字写得十分华丽，我第一次看到描写各种音乐的风格，还可以有这么多丰富和充实的词汇去形容。通常我们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的词汇，只有“好听”“真好听”几句重复的词……

这本书虽然我只看了三分之一，但是，我看到了古代人类生活的一个侧面。

这西方文明对音乐的社会重视的程度和持续性，是中国几千年所没有的。我觉得，中华文明中音乐发展，少了宗教团体的长期稳定支持，这是音乐发展的一个非常不利因素。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之后，对音乐的热爱，如同中国唐宋时期对诗词的热爱，这也是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推动力。

这本书的中译本前言，写得很好。原作者的序更写的很出色。

吴砺

2021.11.19

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史》摘录：

中译者序

杨燕迪

如书名所示，《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旨在以“西方文明”为整体舞台，展示音乐艺术在近三千年（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的漫长历程中所扮演的戏剧性角色。“文明”(civilization)  -词，在当下“千年世纪”转折点的智力气候中，似乎已经有点过时——它令人联想起 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中心论”所特有的自负和傲慢。目前更常用的替代术语是听上去更为中性和客观的“文化”( culture)。但为尊重原著起见，译者在翻译书名时仍然选用“文明”一词。关于“文明”和“文化”两个术语间的区别和各自的内涵解释，各路学派长期以来存在很多争议，在此不赘。但话说回来，尽管如此，所有稍具常识的读者都明晓“文明”或“文化”大概意味着什么——无非是指人类精神活动（乃至物质活动）的所有成果。文、史、哲、艺、政、经，均是理所当然的题中要义。具体到“西方文明”，还必须加上一个几乎位于中心地位的要素——宗教。

由此出发，《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将音乐置于极其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评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表述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文化面貌（反过来，音乐也同时被整体社会与文化的演变所影响）的历史进程，因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威望和荣誉。此书原著于1941 年在纽约出版，随即被公认为美国音乐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里程碑著作。六十年来，《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不仅已成为音乐史学领域的大师级经典论著，而且也被证明对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就单个学者所著的单卷本音乐通史而论，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至今尚无任何著作在体现史家的“才、学、识”方面堪与《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相比。

作者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1901-1991 年）系匈牙利原籍。少年时代曾学习大管、研习作曲，但天生多方面的文化兴趣使他最终转向音乐学。青年时代，眼看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社会形势恶化，同时受到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贝拉，巴托克的鼓励，转道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音乐学、比较文学和文化史）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文学、音乐学、艺术史和美学）求学。虽然他最后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但其实他整体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基础均源自欧洲。这种对西方（尤其是欧洲）文化传统全方位的透彻了解和博闻强记其实是他日后撰写《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直接前奏。

1934 年，保罗·亨利。朗成为美国公民。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专业责任感投入到美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中，并很快在美国音乐生活中发挥突出的引导和领袖作用。作为一流的教师，他从1939 年到 1970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名牌学府任音乐学教授，培养和训练了几代出色的音乐学家和作曲家（著名华裔美籍作曲家周文中先生即为其学生）。作为学科统帅和组织者，他是美国音乐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国际音乐学协会主席一职（1955-1958 年），推动了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并提高了音乐学在学术大家族中的地位。作为知名乐评家，他曾出任《纽约先驱论坛报》(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首席乐评人（1954-1963 年），在日常的音乐评论中融入学者特有的深邃历史知识和敏感的审美判断，其优美和活跃的文风至今传为美谈。最后，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音乐期刊《音乐季刊》（The Musical Quarterly）的主编，他在任近三十年（1945-1973 年），不仅使这本期刊在学术上处于国际核心地位，而且使它贴近当代音乐生活（特别是当代音乐创作），其间的成就有目共睹。教授、学科领袖、乐评家和主编——一人司职四个角色，均获得极高成就，其事业生涯之圆满可见一斑。保罗。亨利·朗繁忙一生，在其学术论著中，尤其精于对启蒙运动、亨德尔、莫扎特、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和歌剧的专门研究。但是，这位音乐学者留给后人的馈赠中最值得称道的依然是他四十岁时发表的鸿篇巨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b在这里，作者所展示的不是一个专门家细致周密的考据钩稽，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高水平的综合家在把握时代精神脉搏上的独到功力，在全方位联系各种人文、艺术、精神现象时的雄才大略，在洞察音乐风格和理解音乐思维上的内行眼光，以及在表述文风上的华美修辞。

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引言”中，作者开门见山，道出他在观察音乐史复杂历程时所持的学理依据：“时代精神不仅反映在艺术中，也反映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中，从宗教礼仪到工程技术……我们寻找的是各类不同艺术的意义总和，它们的综合才能构成时代的艺术精神本质。”（着重系笔者所加）“时代精神”，这个颇有点玄妙的、带有浓厚黑格尔哲学色彩的概念范畴，显然是作者在概括历史、理解音乐时所依据的前提信念。每个时代均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智力征候，艺术（包括音乐）创作从根本上说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受制于时代精神，但同时也为时代精神的形成作出贡献。由此出发，朗似乎坚定地相信，一部西方音乐史理所应当被划分成各个独立有别、具有各自明确“时代精神”的风格一文化史断代——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些断代的术语名称多借自艺术史或文学史等姊妹学科，但音乐史家的任务是在音乐中寻找与其他艺术门类乃至智力思潮和社会风尚发生共振的具体表现。更进一步，音乐史家还必须梳理和解释在音乐中产生“时代精神共振”的内在理路、脉络和深层缘由。应该指出，这种从“时代精神”出发来观察历史和解释艺术的理论方法，近来已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和诘问。音乐史学界中，随着研究的深入，每个“时代”的细部真实逐一显露，音乐的“本原生态”开始浮现，善于反诘的历史学家开始怀疑，原先认为天经地义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时代精神”可能只是学者头脑中的推测和猜想，与真正的历史本来面目也许并不相符。有关的争吵有时相当激烈，极端的时候，甚至某些似已成为普通常识的断代名称标签都遭到了否定。一个近在手边的例证是美国音乐学家列奥。特莱特勒( Leo  Treitler)主编的新版《音乐史料选读》（Sour《f Readings in Music History, NewYork，1998》，其中“古典时代”和“浪漫时代”已经悄悄地分别被不带任何评判色彩的“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所替代。音乐史学界之外，笔者所见最严厉的批评来自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大家E。 H.贡布里希（参见贡氏的重要论文集《理想与偶像》中译本，范景中、曹意强、周书田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 989 年版）。贡布里希认为，这种对“时代精神”“集体灵魂”的迷信，会导致我们对艺术个体生命的忽视，会妨碍我们不带偏见地去探索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具体文化情境。

作者朗在写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时，当然不可能知道后来学界所发生的这些思想变化。“时代精神”既然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史学一美学思想，作者朗受其强烈影响也在情理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自己时代的局限，正如任何人都不可能自己提着头发脱离地球的引力。如此看来，《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在学术理路上确乎有点“老化”。

按照学术研究一般呈螺旋式上升和进步的定规，一本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史学著作，似乎命定也是要“老化”或“过时”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出版时作者正步人年富力强的“不惑之年”。在他于1991 年九十岁高龄辞世之前，他完全有时间、也有可能对此书进行一番全面修订，增加最新的研究数据，修正“过时”的评．G，就像另一本乐史权威著作的作者格劳特一样——美国音乐史家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自1960年初版以来修订四次，因而先后共有五版（参见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根据第四版译出的中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朗没有这样做。他似乎固执地坚持此书应该一直保留它原有的面貌不变。他甚至不愿意在原书几乎完全没有论述20世纪音乐这样一个不完整的格局上，再增添若干篇章来弥补这个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缺漏。

显然，这是一种姿态。它表明，作者自认《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内在机理和整体结构已臻“完善”，任何根据当下的“学术时尚”进行的修补都可能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害。与其如此，还不如维持原样。因此，这本“古色古香”的黑色封面硬壳书，几十年来一直“倔强地”赫然矗立在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1 997 年，诺顿出版公司( W. W. Norton& Company，New York)终于为此书换了新的封面装帧，推出重印，但此时离作者去世已有六年，封面换了，但其中的内容一字未动。这样看来，与其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过时”，不如说此书“超越时间”更为合适。一部诞生在二次大战人类命运处在最危急关头的著作，历经战后各种艺术思潮和知识风尚的洗礼，在当下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和灼人的爱乐热情。何谓“经典”？经典者，即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类心智产品。朗的这本巨著当之无愧。人文学术著作，本身兼有“科学”和“艺术”两种成分。属于“科学”方面的事实发现、史料收集、证据梳理当然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新陈代谢”，但属于“艺术”方面的个人识见、富有想象力的现象观察与精辟的审美判断却魅力永存。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作的精辟论断：“精神科学研究的伟大成就几乎永不陈旧。”（见中译本，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364 页）

依照加达默尔的看法，尽管一百年前的历史学家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在细节上的判断可能存在错误，但今天的读者可能宁愿阅读他们的著作而不喜欢当下一些在数据上更为准确的著述。因为历史的生命并不在于对象本身，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个人视角和叙述，该对象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方面。同理，现在更富批判精神的读者阅读《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也许并不同意作者朗如此绝对地依赖西方文化艺术史中的各个风格单位（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古典、浪漫等等），对他一往情深地关注“时代精神”、对他强调民族和个人音乐“本能”偏好的观察方式可能也不以为然。细心的音乐专家还会不时从这部长篇巨著中找到很多细节上的偏差乃至错误，例如他对莫扎特歌剧《唐。乔瓦尼》喜剧性重唱结尾的不公正批评；例如他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成就的忽视；例如他对马勒交响曲成就的过低评价，等等。但是，六十年来，这部杰出巨著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退。这确乎再次印证了加达默尔有关人文学科（精神科学）成果性质的理论——音乐史通过朗的叙述而呈现出的特殊性质与面貌是任何其他著述都无法替代的，尽管这些著述在细节上可以更加精确，在方法上也许更为“先进”。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朗在发生错误的时候，他的独特声音依然值得倾听。

不过，对于一部已经得到公认的经典名著，较为健康的阅读态度可能应该是首先心悦诚服地跟随作者，而不是立即心浮气躁地与作者争辩。因此，我们建议读者不妨将所有对此书的存疑先暂时“悬置”起来。心平气和地欣赏作者为我们指点西方音乐发展的漫长曲折路途。其间，西方音乐有迷茫（如早期基督教时期音乐进人礼仪时的艰难，见本书第四章），有困惑（如反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权威对复音音乐的态度，见本书第九章），曾经失落（如17世纪英国的政治和宗教形势终于无可挽回地损害了音乐的健康成长，见本书第十章），当然更有辉煌（如日耳曼民族在l8世纪末的文化兴盛所催化的音乐黄金时代，见本书第十三章）。在作者朗的笔下，西方音乐内在生命的每一个进步（或退步）和每一次转折（或危机）都与整体社会、政治、宗教、艺术、思潮的脉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音乐的文化内涵因而得以昭示，音乐在西方历史长河中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功能由此得到展现。

然而，一部真正优秀的音乐史著作还不仅仅如此。如果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在讨论音乐与“大文化”的关系时旁征博引，显示了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整体“西方文明”的渊博学识，那么在触及音乐时，朗则显露出他作为一个优秀音乐家对艺术所独具的审美感应力。，这本著作较少被人提及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的“音乐性”。此书不仅是有关音乐外围情况报道的“音乐文化”史，也是一本非常地道的“音乐风格本体”史，尽管全书通篇没有一个具体谱例。作者深谙音乐本体思维规律的观察和对作家作品的妙评渗透于全书的每个章节。复音音乐对音乐思维的影响；“定旋律”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复调的本质；巴洛克音乐的形式原则；前古典时期零散的音乐句法向古典时期富于结构感的音乐进行的过渡；早期浪漫主义者的抒情性偏好与古典大型曲体所要求的逻辑发展的矛盾；20世纪初“调性的新概念”，等等。朗仅用寥寥数语便可准确击中作曲家与作品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本质，其例证之多不胜枚举，其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种对音乐思维和音乐风格本体的令人信服的客观深入把握，保证了作者朗在尽情表达自己对音乐的主观感受时绝不流于表面和肤浅，保证了他在评述具体作家作品时虽然多发“宏论”却没有掉入浮泛秘空洞的陷阱。

作者在“引言”中坦言他写作此书的初衷：“写作这部音乐史，我心中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将音乐享受与智力好奇相结合的爱乐者。”众多知识分子爱乐者应该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部专为他们而写的音乐史。朗没有提到音乐家，但笔者以为，这些知识分子爱乐者中应该包括音乐家，因为从事音乐的最高境界乃为挚爱，正如作者朗本人在此书的字里行间所一贯表露的那样。在说到有关音乐史的著述问题时，朗接下去写道：“关于艺术，尤其是关于音乐的文字写作，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学者和艺术家的观点必须保持平衡。”这是一项要求，也是一种理想。朗在九泉之下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达到了这个要求，也实现了这个理想。

吴砺

202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