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三十一)
在挪威音乐家之中,哈夫丹。谢鲁尔夫(1815-1869 年)是最早强调挪威音调的,他在歌曲和合唱曲作品中采用了民歌因素。他的音乐的好处是安分守己,不超过自己规定的限度。但后来的一些音乐家——约翰·斯文德森(1840-1911 年)和克里斯蒂安。辛丁( 1856-1941 年)则试图顺应柏辽兹和新德意志乐派的语言。这两位作曲家的音乐很好听,具有女性的优美,但性格中庸,表情空洞,没有鲜明的形象。格里格(1843-1907 年)的音乐修养积极得多,斯堪的那维亚音乐之能在欧美流行,主要是他的功劳。起初他同样受加德的创作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实际上也属于培养所有其他斯堪的那维亚作曲家的菜比锡音乐圈子。但是在一个年轻有乐家理查德。诺德拉克(1842-1866 年)的影响下,他开始面向挪威的民间音乐,使他的创作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使他创作了抒情的钢琴曲和歌曲,这些作品都很细致而动人。他的室内乐也受抒情性的影响,其中有些优美的生活风俗的图。但是大型创作是缺少的,因为格里格不仅缺乏集中性而且甚至缺乏掌握大型建筑结构的意志;他的乐思太抒情性了,而且很快就在仅仅是模进式的小品中消失了。他的柔和的抒情气质,再加上易卜生式的严峻而刚直的戏剧性格,结果产生了一部突出的作品:诗剧《彼尔·金特》的配乐;作曲家音乐的柔和性和戏剧的对比恰到好处,使戏居U中由表象和预兆造成的过度紧张的气氛,因为柔和音乐的穿插而得到了安详与宁静。P975
正如色彩和光线在绘画中一样,印象主义音乐的最终目的是音响和音色;它追求的是在疾驰的瞬间印象中刺激听觉,满足听觉并使之陶醉。因崇拜和声进行和色彩效果而消灭了旋律;这就是为什么管弦乐、交响诗比室内乐更接近这个时代的精而在独奏乐器中,钢琴由于兼有和声及色彩的精细变化的性能,所以最为得宠。象主义的作曲家感兴趣的不再是丰满的和弦、庞大管弦乐队的洪亮的巨大音响,而是轻柔的、奇异的、喑哑的音响,这音响并不是通过缩减瓦格纳后期巨大的管弦舰器得来的,而是通过对之进行极其细致的处理而取得的。雄伟的长号和高亢的小号加上了弱音器,尖声的木管乐却偏好用它们的最低音区;弦乐器分成很多分部,提琴分成四、八或十个分部,高音伸展到过去最优秀的独奏者都很少用的音区,;提琴担任了小提琴的角色,中提琴担任了低音;震耳的钹却只轻轻触及其边缘,定音鼓和大鼓小心地被蒙了起来,整个音乐浸浴在竖琴、钢片琴、三角铁和钟琴的清澈彩色之中,而手鼓则从远处传来隐约的隆隆声。这样的管弦配器闪烁着干百种彩,用最细致的手法使感官效果得到显著的增强。它不求强烈的彩色、和声或力,它取代了主题的结构。
我们现在已站到逻辑意识的边缘上了。在音乐作品中,-一切我们曾寻求过、赞扬过的东西在这样的音乐里似乎都不见了。曾经一度作为整整一个时代象征的赋格,它的含义丰富的陈述与合乎逻辑的声部进行,既要求分别注意又要求同时领会,即是印象主义风格的对立面。交响乐和奏鸣曲的精神同样对它也是相异的,因为所有这种类型的音乐都是通过集合许多小的音乐单元成为大的单元,最后成为一个结构的大型体系从而形成了因果关系。“沙龙”的老板们反对印象派的绘画,“高蹈派”反对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诗人,印象主义的音乐家也遭到同样的反对。绘画、诗和乐都被指责说它们的题材不明确,说它们缺乏旋律和设计。但是指责一种新的艺术或风格的人们只看到了这种新艺术废弃了过去被尊重和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们从来看不到废除一种风格所特有的表现手段、形式和布局对于一种新的风格来兑是必要的,如果它希望表现它自己的时代精神的话。而对于一种迫切要求提供某种真正新鲜而有活力的东西的艺术来说,这种离开传统的做法是一种基本的要求。抱有偏见的评论家说他们不打算勾画出明确的轮廓和明显的旋律,他们要的是在色中的融化,他们是要通过色彩而不是构图来创造审美享受;他们在艺术上、在道义上完全有权这样做,至于他们的创造是否适合过去艺术法规的标准,那完全是无紧要的。P1037
德彪西(1862-1918 年)在他的事业开始之初,摇摆于当时统治法国音乐生活的两个极端——马斯内和瓦格纳之间。早在巴黎音乐院求学的时期,他就在欧洲旅行,到过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在80 年代,瓦格纳的偶像已被抛弃,因为通过他的朋友——萨蒂和肖松,他认识了像穆索尔斯基的歌剧和歌曲那样完全不同于瓦格纳的音乐,他觉悟到确有一条可以排除拜罗伊特魔力的出路。马斯内的影响逐渐减弱,虽然一直没有完全消除,因为不论哪一代的法国人都会有一点马斯内 1式的东西。由于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的诗歌和绘画的首要代表人物的交往,由于对他梦寐以求的、过去曾经有过的一种法国艺术——库泊兰和拉莫的艺术——的重大发现,使他的艺术本能成熟起来,给它指出了方向。主意既定,他就以为马拉美的诗《牧神午后》写的一篇管弦乐前奏曲(1892 年)震惊了世界,此时音乐界才子出,但它的独创性仍是无与伦比的。在这首《前奏曲>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部弦乐四重奏,稍后,又出现了一部抒情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1902 年),这些作品肯定了他的伟大的、独创的才能。这时是德彪西,而不再是理查德·施特劳斯被人认为是当代音乐的首脑了。但是,原来只是少数崇敬者私人之间的事业,后来终于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把德彪西看作新音乐先知的运动,这其间经过了多年的斗争。P1038
德彪西的音乐反映了世纪转折时期的过度敏感、坐卧不安、心慌意乱的分裂精神状态,但是它却摆脱了那个时代所激起的强烈的情热、泪汪汪的多愁善感和嗜杂的自然主义。他所描写的图画,不论采用什么题目,从来不是自然主义的景物;每一外界发生的事物,每一诗意的灵感,都变成了音乐的表现。德彪西是一个具有贵族式的拘谨的抒情诗人,但在他的文质彬彬的举止的掩盖下,却蕴藏着紧张、温暖、敏感而含蓄的音乐气质;这就是他做到了当时作曲家很少人能做到的:感情与理智的协调。他是一位法国的作曲家,像库泊兰和拉莫一样的法国的作曲家;他从他们那里学到了音乐中的法国精神的实质,并以此自豪。他认识到了自己民族的天才,充分觉悟到自己肩负着解放艺术事业的重任,他的确足以担当得起这个任务,因为他是在世纪交替时期的唯一的伟大而绝对具有独创性的作曲家。他生气勃勃而独立自主,对于那消磨着垂死的后浪漫主义各种乐派的精力的生死搏斗,他漠不关心。P1039
塔列朗曾说过,只有生活在1789 年以前的人们才懂得生活的甜蜜。他的意思是国大革命最初解放出来一些力量,,这种力量终于把个人的生活给吞没了,使它服从于国家,服从于大众。而大众的威势,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力量是导致——即使不是直接地.-20世纪初文化上不可收拾的衰落现象的原因;因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化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他们之所以容忍它,只不过是为了想要吸收它,或者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替代它。P1044
然而,这种悲观主义的主要文献是斯宾格勒那本写得极残忍而又出色的著作:《西方的衰落》(1918 年)。斯宾格勒看到的是中产阶级堕落到了无产阶级,智力文化堕落到了物质享受,欧洲的共和堕落到布尔什维克,精神至上堕落到物质至上。他认为破坏西方文化的是自由主义,因为它毁掉了权威;西方的衰落早在博马舍时就已经露出苗头,在他的傲慢的喜剧中,极其兴高采烈地嘲弄了社会的最高阶层,而嘲弄者也就是那自认为将要运用权威来统治和领导人民大众的那个阶层。从那时人类划分为两大阵营,相互攻讦,直到同归于尽。斯宾格勒没有说哪边是右,虽然从他对梅特涅之流的掩盖不住的爱慕之心看,不难列出一个名单来的。但:左边,也就是那些毁坏了西方文化的罪犯阵营,却包括那些自从奥丁的权威和瓦哈拉的古老神灵们受到一个木匠之子的挑战之后,曾经力求促进人类前进的每一;字。斯宾格勒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他的药方虽然写得很漂亮,却令人厌它不仅是纯唯物的和反理智的,而且强调人的动物性、“血的胜利”“种族”噻性。这就必然把我们拉回到大众的(这时大众成了“种族”的同义语)集体实际上只有个人的自由是拯救之路。因为自由意味着精神的分化和独立性,能产生个人;而任何社会的严密制度化,都要求文化的一体化,限制个人的发明创造性,并扼杀艺术。
但是,对人类的新秩序制定的理论纲领,还不足以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因为艺术是天才的产物,需要有哥伦布那样的信心。如果他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在他那目不转睛地展望前程的眼前就会涌现出彼岸。因为即使在地平线之外,那里并没有海岸,他的创造力也会把它从海底升起。哲学家们害怕即将到来的大众为王的日子,他们哀叹不再有人在半世纪内拿出百万金元来建筑圣彼得大教堂,他们却忘了去曾有过一种民主主义建立了古希腊的卫城。而且“大众”不是必然就和“暴民”等同。肤浅地等同的看法不仅歪曲了历史,而且有时还实际毁灭了民族和文化。既然古代希腊的民主主义不仅没有破坏古代的文化,而且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那么与之相当的现代民主制度必可发现其自己的艺术;因为民主主义认为个人与国家之间没有冲突,它试图保证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一切可能的发展。
新世纪的音乐即将从民主主义的文明中兴起,而且,的确它已经在未被践踏过的新大陆和欧洲外围国家的能源中涌现出来,而这些国家迄今一直是在西方文明的主流之外。在浪漫主义末期,当由于浪漫主义的长期统治和瓦解而使西方音乐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之中时,这种新世纪艺术的最早的先驱们出现了,他们的肆无忌惮的力量使神经衰弱的世界为之震惊。关于他们的来临和20世纪新文明的一种新文化的兴起,在前两代中一位个性最坚强、最突出的人物已经说出了预言。瓦格纳曾说:“我深深觉悟到,在来自生活的艺术之新生,必需另外一种力量给它以帮助,这力量必须表现为对那种艺术的自觉的热忱。唤起那些对我们今天的艺术感觉不满的人/「的自觉热情,我认为是今天艺术家和评论家的主要任务;因为只有从别人的共同渴望,以及最后多数人的渴望中,才能产生出哺育一个人继续向上攀登的力量。”p1047
吴砺
20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