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基辛格（1923～2023）

吴砺

告别基辛格（1923～2023）

我们六十年代生的中国人，一直是生活在关于基辛格的新闻报道、听基辛格的访华故事
看基辛格写的书的时代中度过了大部分时光。
现在这位现代中国人最熟悉名字的美国人今年离去了，中美黄金友好时代似乎也随之而去了。
最近看到《生活周刊》《看天下》周刊上发表了评论基辛格的文章，想要摘要一点点，展示我们少见的基辛格个性的部分侧面，丰富我们对基辛格作为一个人的具体生动形象。
这两本杂志文章中提到，基辛格从来不愿提及他在少年时代在德国犹太人生活的经历。我明白了，即使在美国从政，也是要回避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这是基辛格的明智之处。他更愿以美国人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基辛格是极端政治实用主义，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毫不感兴趣。他感兴趣是防止他身处其中的时代中人类的大国之间可怕的现代可以毁灭人类的战争。可以说，基辛格开启了结束冷战的序幕，这对现代社会人类贡献巨大。

现在从《看天下》2023年12月日，第33期摘录如下：

王辑思见过基辛格30多次。哪怕他已经很老了，每次出现，永远身着缝制精细的成套深色西服和黑色皮鞋，系着考究的暗色领带，佩戴黑框眼镜。王辑思回忆道，基辛格说话一直带有德国口音，“音色低沉，语调平稳，微笑中露出狡點”。

两国领导人谈论国际战略时，基辛格接过了拟定联合公报的任务。公报的框架，是他初次访华时，周恩来建议的：先分别列出中美各自的立场，再写共同声明，秉持“求同存异”的思路。

“关切”或“希望”，“前提”或“前景”，“承认”或“认识”，20个小时的谈判中，基辛格小心斟酌每个词汇，为美国的政策留下更多解释空间。

《上海公报》发布，中美关系破冰。

返回美国前的最后一晚，凌晨3点，基辛格被尼克松叫醒，随他上楼去看上海的夜色。

基辛格眼前，这座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几点稀疏的灯光在闪烁。夜幕中，他看到中国的大地延展出去，无边无际。

亨利•基辛格戴个小眼镜，个头1.75米，美国媒体会用“矮小”称呼他，但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在1972年《花花公子俱乐部》的调查中，以最高票获选“人们最想约会的男人”。

接下来这些年，他有了很多称呼：“华盛顿最伟大的花花公子”“尼克松政府的性感代言人”“白宫西翼的花花公子”（注1）••

关于基辛格是不是真“花”，这件事让媒体纠结了很多年。

基辛格有过两段婚姻，也与许多女性交往过。可是只要有机会，他的同僚、爱人甚至是前妻的亲戚都会不遗余力地帮他澄清，“他不是花花公子，真的不是！”

基辛格倒是不在乎。有时面对人们的问询，他只是懒洋洋地回答：“权力是终极春药吧。”有时又表现出清醒谨慎，“我知道这可不是什么赞美，明褒实贬而已。”一转身，就又消失在名利场。

他的传记《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中提到，“这段经历，给他的青春期留下痛苦的阴影。比如，他会感到自己时刻会遭遇难以预测的暴力，这在他的内心深处定下了一些基调。”“他好像希望被人知道，却又想保持距离。”专栏作家乔•克拉夫特说，每当他说多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人格就会冒出来，让他闭嘴。基辛格会拿自己的两面性打趣，归咎于自己是个双子座，“我就是个精神分裂患者。”

他只是展示出圆融的一面，周旋在各种不情不愿的对话里，风趣又讽刺。

“你靠什么放松？”“织毛衣。”

“为什么总统要派你去中国？”“他知道我爱喝馄饨汤吧。”

婚后多年，妻子南希仍试图回想基辛格作为花花公子的那段时光，她还是有些想不通，“明明老式保守，一生都很正直”。

不过不重要了，基辛格留下了那么多谜面，不差这一个。当初，他像一尾鱼，在白宫那潭平静无波的水里搅起波澜，现在波澜还在，他轻点尾翼，游远了。

从2023年12月18日第51期摘录如下：

梳理和评价基辛格的一生是困难的。他所经历和影响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与他个人多面、复杂的个性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他所激起的复杂争议，即使在政治家中也实属罕见。

在支持者眼中，基辛格是伟大的外交官、战略家，他缓和了冷战中美苏之间的剑拔弩张，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他的批评阵营也同样强大。美国的保守派指责基辛格对待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过于软弱。而在左翼自由派眼中，他极度冷酷无情，将许多国家和人民视作股掌间的棋子。

一个控诉是，美国本可以更早地结束越南战争，但为了实现“体面”离场目的，基辛格主张以战促和。仅在1972年持续12天的圣诞轰炸中，美国就向北越投下了2万多吨炸弹，造成逾千名平民死亡。基辛格的行事风格也饱受诟病。他绕开美国的官僚体系，惯于实行秘密外交，纵然多有建树，也有违民主的原则和精神。

但不管对基辛格报以何种态度，人们都必须承认，基辛格在他的时代参与重塑了世界的秩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辛格：

理想主义者》（Kissinger,1923-1968:TheIdealist）一书的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言：正当这个世界摆脱早期冷战的意识形态分歧——两个等级森严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决斗—踏入一个相互依赖的、多极化的新时代之时，基辛格踏上政治舞台，成次“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地方的恰当人物”。

1947年，从奥斯维辛幸存的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作品《这是不是个人》。他在书中振聋发聩地悲鸣：“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里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年仅22岁的基辛格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令人绝望的残酷事实。在写给一位亲属的信件里，他说，美国人养尊处优，习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周围的所有事物，因此他们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存在着完全错误的认知。

事实上，“那里环境龌龊，做人低三下四、受人胁迫，一个人必须在体格上、求生的意志上具备超乎寻常的力量才能活下来。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清高的人没有机会⋯•然而一旦决定要活下去，就必须咬定唯一的目标坚持到底⋯⋯这个唯一的目标在公认的价值观面前也不会停滞，它无视一般的道德标准。一个人要活下去就必须说假话，玩手段，想办法弄到吃的填饱肚子。弱者和老者没有机会”。

基辛格想要超越的痛苦和挫折显而易见：世界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和平。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让多数人都认为，大规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那可能是一场核战争。

4年后，基辛格交出了博士论文《和平、合法与平衡：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政治才能研究》。他回溯200年前的欧洲均势外交，给出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答案。这篇论文被视为基辛格本人政治生涯的序曲。论文中，拿破仑的法国与斯大林的苏联，1815年的英国与1950年的美国，有着不言而喻的类比关系。“在面临热核武器灭绝威胁的时代，我们抚今思昔，研究那些外交不会带来严厉惩罚、战争鲜有发生、简直无法想象会有灾难存在的历史时期，这不足为怪。”基辛格这样解释他对19世纪欧洲的兴趣，“它也许没有满足理想主义一代的所有愿望，却给了这代人或许最宝贵的东西，即一段稳定的时期，让他们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没有大战，没有长久的革命。”

在论文里，基辛格表达了他对和平的理解。

这个理解成为他外交生涯的基本理念。他说，和平不应当是刻意追求的目标，“那些回忆起来最为和平的年代很少追求和平。那些无休止追求和平的年代反而很少得到安宁。当避免战争成为一个强权或一组强权追求的首要目标时，国际体系就处于国际社会中最霸道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这个判断显然不只来自19世纪的欧洲一在基辛格看来，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正是从英法两国极力想要避免战争的态度中看到了他们的软弱，才有恃无恐地发动了战争。

基辛格得出的结论是：和平只不过是秩序的自然产物而已，对和平的追求只能在一个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下才能得到保障，而维护这种秩序要靠权力分配来控制一些强国野心。

冷场持续了十分钟。基辛格转过身来，好像刚刚发现法拉奇一样，招呼女记者坐到会客的沙发上。基辛格自己的座位，是一把高出沙发好几英寸的扶手椅。他斜靠在扶手上，支着賂膊肘，用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向女记者发问。那一刻，法拉奇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数学老师：同样是中年发福，同样从眼镜片后面射出嘲讽的目光，也同样喜欢居高临下的说教。两人的对话，不时被尖锐的电话铃声打断。基辛格跳起来，抓过听筒，另一头传来了尼克松的声音。尽管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只隔一条走廊，尼克松还是更愿意待在几十米开外，通过电话线“遥控”。法拉奇注意到，基辛格“殷勤、谄媚地回应总统”，“就像是母亲在对撒娇的孩子说话”。这样的电话，几乎每十分钟就有一通。当采访进行到一个多小时时，基辛格站了起来，告诉法拉奇自己要去“看一下总统先生”，让女记者稍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直到基辛格的助理坎贝尔推开门，尴尬地告诉法拉奇，尼克松需要基辛格马上陪他去加州，采访到此为止。而基辛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自己属于哪种人。”

于是，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师徒关系，就从路易斯安那的新兵营开始了。当克雷默察觉到，基辛格对政治和人性有着极好的直觉，也急于搞清“二战”可能的后果时，他果断建议基辛格，以从事外交为志业。也是克雷默，最早启发了基辛格对历史的兴趣。他告诫基辛格：人性中有许多不变的成分，它们在历史案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要想成为杰出的外交家，最重要的是学习历史，而不是研究理论。克雷默还认为，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过于书生气。它把希望寄托在抽象的原则上，却忽视了国情差异，因此往往以失败告终。

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得直面现实，搞清楚每个国家的需求，再在它们之间维持平衡。这些真知灼见，对基辛格后来的外交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吴砺

20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