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破烂烂的青春

海山

我没有青春，只有一箱子破破烂烂的记忆，风一吹就哗啦作响。

那年的龙头中学，比今天清贫得多。几排红砖瓦房，窗玻璃缺了一角，拿旧报纸糊着。阳光却好得不讲道理，明晃晃地泼在课桌上，我趴在那里，跟一道怎么也解不开的数学题死磕。

"方徐流，我要去参军了。"

我抬头，刘红兵站在我桌前，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头，影子把我整个人都罩住了。他的脸被阳光镀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

"哦，"我手里还攥着铅笔，"那你前途定了。"

"我们一起去送送吧。"徐文军从后排站起来，拍拍我肩膀，笑得眼睛弯弯的。

那天放学，夕阳斜斜地铺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长得像是能一直延伸到天边去。我和文军站在学校的尽头——那道歪歪扭扭的土墙根下，看着刘红兵背着书包，一步一步往夕光里走。他的影子先是变小，再变小，最后融进那片橘红色里，不见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又羡慕又惆怅。我想，他是要远走高飞了，往后他的天下，该有多大啊。

后来听说他请假回来了过春节。

"徐流！刘红兵回来了，走，聚聚去！"钱大头一把拽住我胳膊，根本不容我推辞。等我们赶到刘红兵家，天已经擦黑了，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灯泡，他父母炒了一桌子菜，那气氛客气里掺杂着温馨。

我从来不喝酒。可那天晚上，被人拉拉扯扯地，竟也灌下去三小杯。酒一烧，脸发烫，耳朵里嗡嗡的。

"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徐文军凑过来，眼睛亮亮的，"以后是不是要接书记的班？"

我笑着嗯了一声，没说真话。

他不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赚钱。我在窑厂做会计，两块钱一个工日，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整天和泥巴打交道，可我家里父母悄悄铺好了去九江国棉四厂的路。九江那边钱老板需要人做小工，工资不错，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我急着要走。

再后来，我真的去了九江。

前些天回老家，车过龙头村，路边的白杨比当年粗了好几圈。我鬼使神差地停了一下车，隔着车窗望村支部那排房子——刷了新漆，挂了新牌子，挺高大上的。

"刘红兵的近况你知道吗？"

"刘红兵啊，"弟弟顿了顿，语气稀松平常，"龙头村书记嘛。"

我握着车门把手，半天没吭声。

多少次路过村支部，我都想推门进去坐坐。门也不重，一推就开的样子。可我总是站在台阶底下，站一会儿，又转身走了。我怕一进门，他站起来的样子太像当年那个高个子少年；又怕他站起来，已经是全然陌生的一张脸。

我想起的，还是他那张青春里纯真得发亮的笑脸。

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夜色慢慢洇开来，巷子里的人家一扇一扇灭了灯。我一个人沿着老巷散步，青石板被踩得滑溜溜的，拐角处看见一个老人，佝偻着背，正靠在门框上乘凉。

"您老人家住在这里？"

"是啊。"老人眯着眼打量我，"你是……徐流？你现在也在桐城？"

我愣住，点点头。

"文军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紧，"文军现在在哪，您知道他电话不？"

老人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的牙，慢悠悠地指了指巷子深处："在合肥嘞。"

然后就没了下文。夜风一吹，巷子空得只剩下我一个人。

文军。

我和他小学同了五年学，初中又同了两年。他爸妈跟我家是远亲，论起来我要叫一声舅妈。

那个冬天冷得骨头疼，我穿着单衣去上学，冻得缩着脖子。舅妈在门口喊我："小牛！这么冷的天，你咋不穿棉袄？"

我脸一下子烧起来，两只手没处放，嘴张了张，什么也说不出来。家里没有。家里穷得连一件多余的棉袄都没有。

"过来，过来，"舅妈转身进屋，翻出一件旧的，"文军穿小了的，你穿着。回头跟你妈说，就说是舅妈给的。"

那件棉袄是灰蓝色的，袖口磨得起了毛，塞着棉花的地方薄一块厚一块。可我穿上它，走过那条结了霜的田埂，竟一点都不冷了。

前阵子又从那条路经过，舅妈家的门一把大铁锁挂在外面，锈得发褐。隔壁婶子说，老人家早搬去跟儿子住了。

我站在那扇锁着的门前，站了很久。

门里头，应该还挂着那件旧棉袄吧。

人总被生活里那些纷纷扰扰裹着走，推着，挤着，来不及回头。偶尔试着从里头抽离出来，做个短暂的局外人，站在一旁看看自己这一路，才慢慢懂了——快乐从来不在得失的算盘里，放下一根紧绷的弦，给自己留一点置身事外的片刻，便是对自己最温柔的慈悲。

让我再借一点年少的轻狂吧。

借刘红兵背着书包走的时候那片夕阳，借徐文军眼睛里的那点亮，借文军那件旧棉袄里捂着的棉花香。就那么一点点就好，够我回头去追一追心里那个没敢说出口的向往。

不是所有期待，都能如愿收场。

可那些没能收场的，偏偏，最难忘。

我没有青春，只有一箱子破破烂烂的记忆。

我舍不得修，也舍不得丢。

——谨以此，还给那个阳光灿烂的龙头中学，还给那两个把我罩在影子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