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半读山人

                                                                                   上 学 记

     少年的特性，可能就是喜欢模仿。看见哥哥姐姐们来来往往地上学放学，我心里痒痒的，吵着闹着也要上学，但根本不知道上学是干什么，大概估计学校比家里好玩。母亲说：“等大年一过，就给你上学”。我高兴得雀跃一番。那时是春季开学。大年一过，姐姐就叫我记住自己的姓名和父亲的名讳、所在大队和生产队，以及单数加减，不但如此，姐姐有时还突然袭击地考问我是否记牢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年兄破门上学时出过笑话。年兄入学，老师面试时，问他所在大队、生产队、年龄姓名，年兄回答正确。当问年兄父亲的名字时，他张口结舌，转动着大眼睛，努力地思考，就是不知道。老师又温和地问了句：“小朋友，不要慌张，知道你父亲的名字吗？”这时，年兄涨红着脸，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说：“叫洋老鼠”。大家哄然大笑，老师也笑。老师见年兄身高虽矮了点，但年龄适合，双眼伶俐，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让他到教室坐下。但自此落下笑柄，同学一见面，大呼小叫“洋老鼠”。洋老鼠铁定地成了年兄的绰号。甚至在年兄抱上儿子时候，还有人逗着他儿子玩：“你爸叫什么？不会叫洋老鼠吧？”其实那时人们最忌讳喊父母的名字，因此小孩大多不知父母的名字。年兄也不例外。但他知道父亲属相是鼠。在老家，人们叫蝙蝠为洋老鼠。年幼的年兄将老鼠和洋老鼠混为一堂，又以为属鼠，名字就是鼠。情急之下，慌乱之中，把父亲的名字说成是洋老鼠。这是年兄准备不够充分，才遗下这天大的笑话。年兄的教训，就是我的经验，姐姐不让我再闹出一个笑话来。
     元宵节过后，开学了。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和一个新书包。所谓新书包，其实就是土布袋子，可能就是古人所谓的书囊。我跟着本生产队的大孩子来到心仪已久的学校。学校内热闹非凡，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大家衣着整齐，头戴各式各样的帽子，神采飞扬。我在大同学的指引下，来到新生班。大家整齐地排着队，就象电影里军阀们在大街上招兵的一般，一个挨着一个接受老师的面试。我胆颤心惊地来到老师的面前，好象随意地问了几句，就示意入教室坐下。然后老师按身高排定座次。我依稀记得老师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身材高挑，二短发，四方脸，白皙，和我大姐一样的漂亮。老师说：“我姓陈。以后同学们就叫我陈老师”。接着又说：“大家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做革命的接班人”。后来好象是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让大家认一认。还有什么就记不得了。
       第二天发课本，正式上课。我激动得抓耳挠腮。新课本发下，打开一看，一个字也不认识，没有了“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的字和画，我很沮丧。原来我二姐上学时，正值大革命，学校停课。辍学在家的二姐，除帮助父母干点家务活外，其余时间大多跟我玩，天天拿着她未读完的课本，她读我也读，她写我也写。二姐一年级课本的字，我会认会写一大半，并且到处乱写乱画，大门上，墙壁上都有我的墨宝。不管怎样，新书到手，好象得了宝贝似的，倍加爱惜。下面正式上课了。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陈老师工整地在黑板上写下这五个大字，然后逐字地教认，逐笔地教写。突然陈老师放下教棒，离开了教室。同学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举目张望。我也抬起头，透过教室门可以看见女贞树、花圃和竹丛掩映下的厕所，无意间看见陈老师闪进了厕所。好长的时间，陈老师还没有归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老师到哪去了？”我随口答道：“老师尿尿去了”。没多长时间，老师重回教室。有的低头私语，有的窃窃而笑。轰轰不静。老师问：“安静”。但无效果。老师严厉起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个大个的同学说：“陈~~说你尿尿”。只见陈老师蛾眉一竖，杏眼圆睁，桌子猛拍：“陈~~站起来！”我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全班千万双眼睛一齐投向我，如同强烈的探照灯，压得我抬不起眼，抬不起头。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赤红着脸，低着头颅，无奈地站了起来，心情紧张，双股颤抖，不时还有珍珠眼中滚落。那半堂课，真是太漫长了、太漫长了，我是如何度过的，现在回忆不起来了。这个印象，很难遗忘。揭举的人是谁？是我大表姐的儿子，他虽比我低一辈，但与我同岁，也只有他知道我的姓名，因为才第一天上课，大家彼此不太熟悉，各人姓名，互不知晓。第二天上学时，我赖在床上，父母催我上学，我说肚子痛，第三天，父母又催我上学，我还赖在床上，我说头昏…….，我怕老师，我不敢上学了，心里却恨死了那位表侄。父母似乎已察倪端，好在那时读书并不十分重要，父母望子成也不心切，顺天成长吧，只要有力气干活，将来能在生产队挣得工分就行。
    谚语：有心栽花花不发，这句话千正万确。为上学，姐姐让我准备得够充分的了。可是第一天上课，就被罚了站，吓得不敢上学，真是祸从口出啊。我的结局比年兄要惨十二分。
      就这样，我“失学”了。脱离了学校，又仿佛回到了天堂。捏泥巴、掏鸟蛋、攀树登高、过家家等等，尽情地玩着。转眼间，一年又过去了。我们大队办起了小学，就在隔壁生产队，出我家大门，往西稍南，不出一里即到。我又跟着大孩子来到学校，心里始终忐忑不安，后被指领到一年级。教室是个披屋，低矮而暗，没有公社小学高敞，课桌是土砖砌成，桌面粉以白石灰，揉括得光亮结实。全班二十五六个人。老师很矮小，三十多岁，说话嗓门很大，也很有底气，脸上常带笑意，慈爱亲切。班上的座次排定后，老师指定我为班长。其中缘由，我无从知道。大人们说，我小时候浓眉大眼，虎头虎脑，颇招人喜爱。高老师大概是以貌取人吧。后来才知道，老师姓高，县城来的，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儿子也在我们班。一年级所有课程，由高老师一人包干。高老师最善鼓励，绝少体罚。我们都爱听高老师的课。特别是体育课，除了列队、正步、跳远、跳高、体操等外，还带搞些军事训练，如野营、卧倒，匍匐前进，还有许多军事动作，现在不记得了。感觉不是读书，就是在玩，而且远胜在家玩。昔日视师如虎，避师如仇，几个星期下来，此种心态荡然不存。
     一句童言，倾然“失学”，并且心生无限怖惧，怕学厌学。次年再入学，就指我为班长，这一指任就是终身制，直任至小学毕业。今旧两年，天壤之别。啊，我真幸福，我因祸而福。正因为这样，我爱校喜读，我一路高歌猛进，直至工作。
     我应当感谢二次启蒙的高老师。
     每每回忆，心里总是滋润一番。

13月。我娶你

反正我没有看你的文章，但是沙发我做了哈！

海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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