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绝对过瘾的评论文章

惜抱书社

一篇绝对过瘾的评论文章
三件事，若干人
文／郑志刚

    编者按：网络书画媒体很活跃，网络书画界很热闹。《书画世界》2011年开始参与网评，特请著名青年美术理论家郑志刚主持，关注各大书画论坛上的热点、焦点话题，并进行梳理和分析。

2011年元旦前两三个月内，网络书画界大小消息此起彼伏，颇有竞相“贺岁”意味。今信手拎得三件，如鱼上钩，泼剌出水，飞珠溅玉。且待细细解剖，缓缓烹调。

一，        鲍贤伦的“软肋”
据“新华网浙江频道”等多家网媒报道，2010年11月28日，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省书协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鲍贤伦当选为主席。陈振濂、王冬龄、祝遂之、赵雁君等当选为副主席，赵雁君兼任秘书长。汪永江、戴家妙等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选举朱关田为名誉主席。
朱关田1944年生，现年66岁。鲍贤伦1955年生，现年55岁。陈振濂1956年生，现年54岁。
按国内现行干部任用体制，朱关田已经到了必须要退的年龄。自1994年6月起至今，在浙江省书协主席这个位置上，朱已经波澜不惊地稳坐了16年。并且，自2000年以来，他还连任了整10年的中国书协副主席。如果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书协成立以来的中国书坛比作一段丰盈的甘蔗的话，那么，朱关田当属饱饮甜汁者之一。所以如此，取决于其性格中固有的理性与低调。务实聚敛、笃实温厚而又骨力内含，是朱氏予人的一贯印象。即便任职于群团组织如书协者，若无深水潜鳄般的人际定力，欲要驶得长年船，也是难以想象的。不张扬而具实力，是朱关田的行世哲学与立身风格。不讳言地说，在当下躁乱无序的书界，如朱氏这般沉静朴质、学术与创作并张、并且确有实绩者，不啻为凤毛麟角。尽管从书法业务本体来看，他的书法史论——尤其是对唐代书法史论的爬梳考索——学术方面的成就，可能要远胜于其书法篆刻创作。在朱关田考辩精审、逻辑缜密、行文朴实、观点鲜亮的史论文章面前，少有不油然而生敬意者。相对而言，其书、印创作就要寡淡得多了。他的书法深受沙孟海影响，但沙书纵横排奡、苍辣奋迅的个性气质，却被朱氏演绎为构件萎缩、体貌支离、笔墨拘讷、状如速写符号的一己面目。说朱关田的行草书“局趣如辕下驹”，可能有失刻薄。但从其甚至连书界中人辨识起来都有难度的墨迹中，还是可以觉察出一种艺术家所特有的“感性因子”的先天缺失。故而在我看来，朱关田的主要价值，可能还是书法学术方面的深掘与密织。这般寂寞功夫，实为国内书坛寻常以学术见称者所难匹。
朱关田解甲之后，能与鲍贤伦雁行而争“主席”者，首推陈振濂。事实上，为了这个主席，陈振濂有计划、有步骤地作了不少努力。2009年，在十多年未办个展之后，陈相继推出“心游万物”、“线条之舞”和“意义追寻”三次殊具规模的展览。尤其是12月3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更是隆盛有加。此中深意，明眼人当一望而知。陈振濂聪灵光鲜、八面玲珑，理论、创作齐头并进，频频出镜，蜚声书坛，从某种程度上说，远较朱、鲍有“眼球效应”。但“内敛稳实”自有“眼球效应”所不能替代的沉甸甸的“内涵份量”，陈振濂给人的感觉，或许就是由太聪明而导致的轻飘、由太“眼球”而招引的浮华。如果扯得离谱一点，陈氏在有意无意间违反了傅山“宁拙毋巧”的艺术兼处世方略，脚步太快了一点，表情太丰富了一点，口齿太伶俐了一点，身影太匆匆了一点。仅仅如是表象，便能使公众心理上的“信任度、可靠值”有所降低，更何况验以“实物”，陈振濂还真存在“学术不如朱深入严谨、书法不如鲍古厚深沉”的双重短板。所以，于陈而言，“主席”之失，当咎由自取，怨不得厚土苍天的。
在公众看来，鲍贤伦的文化官员身份——浙江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或许助力了他的“主席”之旅。扪心静想，在现实中国，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但鲍氏的综合实力，又绝非一个“文化官员”所能轻易概括。他自幼爱好并习练书画，有着较扎实的童子功，及长，由绍兴师专、文联而入仕，身上有着挥之不去的浓郁文人气息。儒雅而谦谨，温厚而不乏激情，可以说既“朱关田”，又“陈振濂”。在学术著述方面，鲍尽管有诸如《春风不度玉门关——从书法艺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隔膜看它的特质与文化品位》等多篇论文的发表，但与朱关田的“质”、陈振濂的“量”，尚远不能相提并论。但他利用主管文物局、博物院的职业敏感与职务之便，长年浸淫于古代书法实物资料之中，眼界胸次，自非泛泛。他早年主习褚遂良楷书、孙过庭草书等“二王”帖系一路经典，书风清雅俊逸，多江南文人气息。近年则笔路突变，究法汉魏以上，由汉碑、汉简帛书入，转而上追秦简古隶墨迹，以“天水放马滩”、“云梦睡虎地”及“里耶”等秦简法书为主要取法对象，同时辅以汉碑朴茂古厚气格，朝勤夕惕，挥写不辍，终得朴肆高浑面貌，在国内书坛放一异彩。
鲍贤伦近年来在书法创作上的“变法”，可谓改弦更张，与早岁书风判若两人。这样的现象，在清贤赵之谦与近人赵冷月身上都曾出现过。此般大跨度的变革，会使短时间内个性风标极端鲜辣惹眼，但也必然会留下因“极意造作”而导致的技法单调、面目生硬、内蕴粗疏等一系列麻烦。设若积淀不厚、学养不丰、功力不深、悟性不高，则很有可能在短暂疯狂之后，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地，甚至最终难免遭遇变法滑铁卢。在鲍贤伦的作品中，不讳言地说，业已出现上述令人不安的迹象，或许鲍氏心下亦焉惴惴。
当上主席，表面上看是好事，但也很不一定。风口浪尖的位置，往往可能使一位有想法、有作法但没心态、没时间的潜力书家，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数年而泯然凡庸。鲍贤伦能否抗得住诱惑、守得住身心，既做好主席，又精进艺术，真的很难说。因为造化常常弄人。

二，范曾的“流水线”
据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网媒报道，2010年10月，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的一纸传票，摆在了大连收藏家郭庆祥面前。起诉他的是画家范曾。事由是当年5月份，他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的文章，就目前国内某些画家“流水线作业”、不讲求艺术品质、大量复制作品的现象进行了不具名批评。范曾阅后大为不悦，遂以侵害名誉权之罪将郭告上法庭，并索赔500万元。
多家网媒具文说，关于范曾及其创作，郭庆祥的评价有：“他和真正的国学没有任何关系”、“买他的画就像买布料一样，一尺一尺地往外扯”、“他的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他画来画去的老子、屈原、钟馗等几个古人，都有如复印式的东西，人物造型大同小异。他的人物画虽然是写实的，但其中不少连人体比例、结构都有毛病。他的书法是‘有书无法，不足为式’，装腔作势，颇为俗气。他的诗不但韵律平仄有毛病，而且在内容上不少是为了自我吹嘘而故作姿态，不足挂齿”、“因为一篇文艺批评文章把我告上法庭，他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自己对号入座，这说明他承认了我所说的现象在他身上是存在的，也说明了我的批评意见是对的”、“我到过范曾在北京的画室，结果一看，很多3平方尺的宣纸都用吸铁石整齐地吸在画墙上，都是‘老子出关’、‘钟馗’、‘达摩’等几个人物造型来回组合”、“范曾这种程式化、模式化的制作过程既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也不如一个美术工作者的水平，简直就是画匠的商品画，是一个工匠的简单劳动。工作现场就像是工厂车间的流水线，自己复制自己的作品，已和印刷品没有什么区别，根本就没有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情感，和艺术也就没有任何关系。这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谈不上是真正的艺术”等等。
在国内书画界，“范曾现象”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标本话题。范曾是一位声名广播而又饱受争议的画家，其作品“票房”之高，对如过江之鲫的寻常书画家来说，不啻天文数字。单凭这一点，我们便可得出结论：范氏其实首先是一位深谙国民心态与市场规律的杰出心理学家与传播学专家。不客气地说，范曾对时事世态的洞彻程度，方之国内书画界衮衮诸公，罕有出其右者。我个人相信，郭庆祥对范曾作画方式的描述，都是亲眼目睹的真情实景，对范曾国学、画、书、诗的评价，也并无过分之处。实际上，这早已是业界心知肚明的事情，私底下也多有喁喁微词，但像郭庆祥这般不管不顾地跳将起来、非要当众撕碎皇帝新衣的作法，毕竟太少太少见了。尽管他有在被告后怒而为之的客观动因。在国内，所谓的文艺批评家们早已习惯了“吹捧换红包”式的执业法则，谁会愿意去对一个于己无损的豪达画家干费唾沫！再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自己的画作都像范曾一样好卖，也许没有哪个书画家能够按捺得住膨胀的私欲，坚决不去“流水线”式创作。拿这个假设问问郭庆祥，他敢断然说“不”吗？所以，这就是国内书画界甚而文艺界的现实，剥开了晒出来，似乎很没有温情，但事实如此，无非愿不愿意承认罢了。范曾承认了，努力去利用、把握了，并立即而巨大地尝到了甜头，但骂声也随之奔涌。越骂声名越盛，画价越高，在适当的时候来点看似“激烈”的回应，正是为了维持这把“骂火”能够熊熊不熄。这是范曾的智慧，也是他的愚蠢。
范曾的智慧在于，他获得了在世这几十年极高的物质水准与虚荣满足，在大多数人看来，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我们不做梵高和八大山人，永远不做，尽管他们是范曾的口头偶像。范曾的愚蠢在于，自己所毕生从事、赖以寄身立命的书画艺术，在物欲与浮名左右之下，竟然从未被真诚对待过、倾心爱慕过、忘情投入过，只是被日复一日地冷落在“流水线”之中。这样的艺术，事实上是被恣意捉弄的艺术，是被无情阉割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及艺术家，怎么可能像八大山人一样辉耀美术史、万世不磨？别说如范氏所愿天假其寿30年，即便300年，八大山人能从“流水线”里培养出来吗？
清醒而又糊涂着、狡黠而又愚蠢着的画家范曾，就这样被收藏家郭庆祥撕开了一个口子。有没有血液鲜艳地流出来，天知道。

三，        王岳川的“文化书法”
    据书法江湖、中国书法网等多家网媒报道，2010年9月16日，由国际书法家协会、淄博市委、淄博市文联共同主办的“涌泉国际书法论坛”在山东淄博市博物馆开幕。在该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宣读了题为《当代书法流派与文化症候》的自作论文。与会文化学者李廷华当场向论文提出4点质疑。会后未久，李又撰文《评王岳川教授的“文化书法”论》刊于《书法报》，旋被《美术报》等媒体转发。
在李文中，有诸如“‘文化书法’作为一个概念，或者作为一个口号，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可笑复可悲的是，在文化理念书法理念乃至在语文修养方面都捉襟见肘的王教授，居然就能将其荒谬借北京大学之招牌四处宣扬，这里，已经全然没有学术的尊严，只见立名目占山头的欲望”、“北京大学没有多少书法家，并不算十分掉份，因为其它很多名牌大学也未必有多少书法家；但北京大学因为王教授的‘文化书法’必然掉份，因为其它大学还不曾生产如此无文化的荒诞”、“作为一家名牌大学的教授，提出这样乖谬的口号，虽然是其个人行为，却也表现出当下大学里文风的不正。‘文化书法’以文化为招晃，恰恰偏离了文化”等激烈言词，北大教授王岳川由是斯文扫地。
李廷华以其自由文化人身份，在此事件中充分展示了“骨鲠之士”的风采与素养。按说，李、王两人均为国际书协主席刘正成的座上客，即便内心如何抵触，依人情惯例，亦不至于当场发难、事后追讨，撕破脸皮如此。但李就是这样毫不留情地做了，或许背后会响起“拗蛋”、“迂执”之类的嗤笑与谩骂，但我相信，更多的人是要发自肺腑地喝一声彩的，为了学术尊严，为了书坛清明！可惜的是，像李廷华这样耿直而又有见地的学人，眼下似乎还很缺乏他们生长的土壤。
   从网络留言来看，多数网友是同意“王岳川是书法的门外汉”这一观点的。我们检视王的理论著述及书法作品，不难发现，他确实不比一个在北大书法所就读的普通学员更具水准。苛刻一点说，以其虚饰纠结的注水文章和体俗笔弱的稚嫩书写，是没有资格在北大艺术学院踞一教席的。然而事实是他不仅身居要职，更“大纛”在手挥舞不歇。在他的同事、朋友圈子里，谅不乏法眼深具者（比如刘正成），却没有一个人哪怕是委婉地为之“醒神”，直至今日远居西北的自由职业者李廷华。个中别味，不能不引人咂摸再三。

后乐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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