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碑学思想广泛传播原因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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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碑学思想广泛传播原因探微[转帖]
摘  要：包世臣是推动清代碑学运动的中坚力量，他的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碑学观念吸引了众多的书法学习者，并凝聚成“包派”。那究竟什么是“包派”呢？为什么包世臣的思想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文章从清代经世致用的大的学术背景出发，挖掘包世臣的经典碑学理论《艺舟双楫》中贯穿的经世思想，并从包世臣本人出发，阐述他的社会经历、人格魅力以及广泛交游在“包派”形成中的关系网作用。当然，也不能忽视传播途径特别是包世臣论著的大量出版在“包派”形成中的媒介作用。

    关键词：碑学 “包派” 交游 经世致用 出版业   

    包世臣碑学思想广泛传播形成“包派”

    包世臣（1775-1853 ）在碑学思潮形成中所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所著《艺舟双楫》脱手流布，广泛传播。此书一出，随以风靡天下[1]（杨守敬语）。碑学于是如日中天[2]（康有为语），并形成了“包派”[3]（何绍基语）。杨守敬（1839-1915）、康有为（1858-1927）、何绍基（1799-1873）都是与包世臣同时代的碑学理论宣传者和实践者，杨守敬生活的年代正是碑学兴盛时期，他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碑版拓片，对日本书法影响颇大，被称作“日本书道之父”；康有为变法未果，听从老师沈曾植的意见，整理碑刻，在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基础上写了《广艺舟双楫》。而沈曾植自言是学习包世臣的笔法；何绍基（1799—1873）比包世臣小24岁，与包世臣交往甚密，他所说“从学者相矜以包派”是自己所见所闻。对于以上三个与包世臣同一朝代的人对包世臣的评价应该具有很大的可信度。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包派”？由于包世臣的书法实际水平和他的书法理论水平相差悬殊，书法界往往忽视或误解了“包派”的存在与价值。有的学者认为包世臣的字写得差，“包派”子虚乌有，包世臣这样的书法水平怎么能有那么多书法崇拜者呢？这实际是对“包派”的简单思考，缺乏深入的分析。“包派”真的是学习包世臣吗？非也。包世臣在《书论中》为品评书法做出了新的标准，以“平和简静，遒丽天成”为神品，把“邓石如隶书及篆书”定为神品第一。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以后，篆隶一直被人忽视，虽略有人所及，却因为笔法的单一，不成体统。包世臣把邓石如的篆隶列为神品本身就是有别于以往书法评判标准的，在此，他充当了邓石如代言人的角色。清人王潜刚的《清人书评》曰：“每观安吴书，便忆道州语。终身学北碑，平直无些许。《艺舟》尊怀宁，同时少所与。自谓宗二王，意若轻虞褚。实则学真山，更兼武氏女。良工不示人，安身立命处。乃我发其藏，玄秘可利举。可怜学包人，于包求机杼。”[4]这首诗是耐人寻味的，王潜刚所言正说到了点子上，《艺舟双楫》尊宠的是邓石如，也就是说，包世臣提供给当时书法跟随者学习的对象是清代鲜活的人物邓石如，而非其本人。

    若作为行之有效的碑学理论，恐怕仅仅树立一个可供参考的人物典范是不够的，包世臣是经世致用的专家，是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自然理解这一点。欲是书法指导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在用笔和取法等方面做仔细的分析。于是，他向邑人翟金兰学习笔势；向阳湖钱伯垌讨论兔毫、羊毫双钩与中线问题；向邓石如请教书法 “知白当黑”的道理，与黄小仲辩论笔法“始艮终乾”问题……然后，身体力行，实验之，综合之，他说：“于是笔宗小仲，而辅以仲瞿，运锋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结字宗完白以合于小仲。”[5]最终以“裹锋绞毫 、逆入平出”概括之。在取法对象方面，包世臣列举了诸多自在、变态的北碑，并结合笔法，归纳分析，使用笔与取法合而为一。故我们给包派下定义为：用笔以包世臣宣传 “ 裹锋铺毫、逆入平出”为主，取法以包世臣倡导的北碑为范本，以邓石如为学习榜样的书法流派。

    梁启超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6]用这句话来形容包世臣是再恰当不过了。包世臣本人的书法虽不是很好，但他为时人规定了碑学学习的范围，为书法学习者阐明了新的笔法，并把邓石如作为学习的楷模，可见，包世臣不仅是当时经济专家，也是书法启蒙的教育家。

    事物的产生总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派”的形成也不例外。“包派”是在金石碑版被书法界广泛关注的背景中，在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的触机下，通过包世臣非凡的经历，过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广泛的交游背景，同时也借助出版业繁荣而使他的言论能广泛与读者见面的契机而得以形成的。由于金石碑版为碑学中兴提供了资料准备这一观点已被书法界公认，且论述已经很多，故略去这部分内容，文章旨在从新的角度去分析“包派”形成的其他原因

    经世致用——“包派”形成的学术背景

    任何一个书家都存在于他的时代当中，却不能飞出他的时代之外。包世臣所处的时代，正是清代学术从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时期。当时是，清王朝日趋腐败，再加上西方列强不断入侵，遂使中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清政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灾难。如此内忧外患的两难处境迫切要求社会变革，以求救国图强，今文学派适应形式，应运而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不满清代前期皓首穷经，不关心现实，一心津津乐道于古纸堆里的考据学派，他们关心社会，抨击社会时弊，干预政治，鼓吹变法，在学术上，他们倡导经世致用的有用哲学。

    包世臣有敏锐的眼光，敢于正视晚清社会政治现实，注意了解现实情况，要求改革和抵抗外来侵略。他对汉学无力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迫切问题而仅仅沉溺于名物训诂表示不满，抨击当时考据之学即不能旁通其大义又莫适于用的弊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经世思想。从22岁开始，他负芨出游，开始其幕府生涯。先是得到芜湖中江书院山长程世淳的赏识，被推荐给徽宁兵备道宋镕，后又为安徽巡抚朱珪作幕友。自此以后，他游幕四方，足迹遍及楚、蜀、苏、浙、燕、齐、鲁、豫等地。他曾被陶澍延为上宾，对江南的漕河、盐事、海运出了好多主意，并自称“海运、海淤、票盐，发之收之，皆由鄙人” [7]。林则徐去广东禁烟时，专门登门拜访，以求策略。因为他的所言所行都是符合时事的具体措施，故常被当权者视为宝典，他也因此闻名朝野，被时人褒为“国医”[8]。

    “针贬时弊的批判精神”和“改革时弊的经世思想”为今文学派的主要特征，包世臣作为经世致用的专家，其理论多为改革时弊的具体措施，然而，包世臣毕竟是卑微的幕僚而已，他的许多前瞻性的措施只有通过官府才能得以实施，他也一度因其谋略不被官府接受而感到无奈，但他的有关碑学的宣言却得以充分的传播，为世人所接受。这也难怪，因为书法理论的传播并不需要借助官府或某个官员的力量去实施，只要包世臣讲的有道理，切实可行，书法界就很容易接受。那么，包世臣是如何在他的碑学理论中贯穿经世致用思想的呢？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帖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反映出诸多不足，特别是刻帖屡次翻刻，已经失去了他原来的面貌，再加上统治者喜好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书风，帖学者在只取所谓“经典”法帖的封闭范围内，近亲繁殖，毫无生机，。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成为清代书法界关注的问题。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的问世，为清代碑学的中兴竖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在“两论”中，阮元指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9]看来，阮元对北碑进行研究的根本目的，仅是想让碑学能与帖学在书坛上享有同等的地位。他是在强调碑帖各有所长的基础上引出碑学理念的。遗憾的是，阮元仅仅是提出了碑学的宏观概念，没有做微观的分析与阐述，更没有就如何学习碑刻做详尽的分析，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包世臣身上。包世臣是在批判帖学的基础上提出如何改变帖学萎靡措施的，其碑学理论超越了阮元以碑学的开放学习范围冲击帖学的只取“经典”法帖的封闭模式的口号性的呼叫， 对以往清朝书风长期处于萎靡沉沦格局以及帖学没落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在笔法、取法范本、学习对象方面指出了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书法变革之路。

    就笔法而言，包世臣广收博取，总结出适合写碑的基本笔法。《述书上》中，包讲述了他“学”“问”[10]参半的书法历程。1799年，包世臣向邑人翟金兰学习笔势。1802年，在游江浙时，向阳湖钱伯垌讨论兔毫、羊毫双钩与中线问题。同年又向邓石如请教书法，得“知白当黑”的道理，并用六朝书给予验证。1812年夏，又在阳湖与黄小仲同客扬州，朝夕辩论笔法“始艮终乾”问题。1816年秋，会晤朱昂之、王良士 、吴育等等。他还多次请教过张翰风于都下。当然，可贵之处在于，包世臣没有拘泥于一种说法，而是身体力行，实验之，综合之。最终以“裹锋绞毫 、逆入平出”概括之。

    包世臣不仅提供给当时的书法学习者以新的笔法，还在《历下笔谭》中介绍了大量可以取法的碑刻范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品评书法做出了新的标准，以“平和简静，遒丽天成”为神品，把“邓石如隶书及篆书”定为神品第一，这是有很大意义的。邓石如是当时鲜活的人物，这样就为当时的书法学习者提供了真实的榜样，包也充当了邓石如代言人的角色。

    如包世臣被称为漕运、盐事、河淤等方面的“国医”一样，在书法方面，包世臣也充当了一个“问字老人”的角色，以书法教育家的身份回答着当时书法不惑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为碑学学习者指出了一条阳关大道。他的学生刘廉方在《书临平原祭侄稿后》有云：“安吴论书，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11]这一点包世臣也是自我欣慰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包时年69岁，他有一幅对联“三千余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款文为“道光癸卯三月于娄江舟次，泾县问字老人包世臣学篆”[12]。他自称自己是“问字老人”是有道理的。在他的书学论著中，我们也确实发现很多问答式的论述，例如：《答熙载九问》、《答三子问》、《自跋草书答十二问》、《与吴熙载书》等等。也正是包世臣的经世可行的碑学理念，所著《艺术双楫》，随以风靡天下。因此，我们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即属于清代今文学派大树上的一朵美丽的艺术奇葩，又不愧为书论长河中一排掀天的巨浪。而在书法史上形成的这排巨浪却是在清代整个经世致用的观念下催化形成的。

    过人之处——“包派”形成的个人条件

    包世臣的碑学思想固然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然“包派”的形成不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包世臣自身的成长因素和包世臣过人的人格力量。

    包世臣的一生充满着苦难、离奇。乾隆四十年(1775年)，包世臣出生在安徽径县农村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小聪明过人，勤于思考，读书能一目十行。儿时从尊甫郡学君学甫齔齿，曾读孟子至五亩之宅，“即问今日制民产，何以不如此？” [13]郡学君惊奇不已，稍长，亦与人比六韵之学，而出语能见本原。然而由于家境贫寒，包世臣不得不年幼失学。十八岁时，父亲患疥痔病，家里生活难以维持，他便种菜换钱，买药为父治病。即使这样的艰难处境丝毫没有阻挠他读书的信念。他“五载侍药隙，夙夜读选史，冥心探原委”[14]，就是凭着这股韧劲，包世臣阅读了大量书籍。有一次，两淮运使使郎曾公燠正在欣赏某人赠给他的百韵诗，感叹其写的精妙，包世臣看后，索纸笔，和原韵，顷刻立就，同座惊绝。可见包世臣思维的敏捷，诗韵掌握的深刻。贫寒的家境与过早参加生产劳动，使包世臣在青年时代便了解到了下层民众的疾苦，为他以后从事幕僚生涯、用经世思想救国济民奠定了生活基础。

    此外，包世臣是孤独、自负的先知先觉者。《包世臣全集》中，有不少包世臣过度自信的言行。当然，包世臣是当时的闻名朝野的著名幕僚，是河、盐、漕运等经济方面的专家，他对事情的因果分析往往能结合实际，有理有据，切实可行，也有自负的资本。他说自己“至于海运、海淤、票盐三事，发之收之，皆由鄙人”，口气是如此之大。事实也确实如此，凡是听取他的建议，履行事务的，均收到良好的效果。他还说：“天之生人盖有白痴失志、不审是非者。其从事诗书则用终身不通文理，名不出里巷者，其去乡井则有展转流离、露宿草食，比蒙一哀怜之者，而仆免于是。”[1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包世臣对读死书者的不齿，也反映了他的自醒与自信。更有意思的是，包世臣曾在几处在为别人代写了一篇书信自吹自擂，并在别人对自己的褒扬中津津乐道。作为幕僚身份的包世臣，他表现出这样的“自信”是符合幕僚身份的。他的这种观念也在碑学思想中有所体现，他曾自言自己是王羲之后第一人，其自负程度可想而知。

    包世臣闻名朝野、人皆共知与他的以上的不断表现自我不无关系。据姚柬之回忆：“屡试春明，与同舍生询乡贯，闻隶安徽，即问贵省有包君，岂识之乎？……揭晓在礼部看榜，每闻榜下人云 ‘安徽包君被放，登第人可想，吾辈亦足自豪’” 。[16]包世臣一生参加过无数次的考试，最终只捞得一个小小的县令，颇为遗憾，然当时的士人以包世臣自比，有如此大的影响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包世臣还有一段坐怀不乱，守身之严，操持之固的经典事迹，被时人传为佳话。乙丑（1805）夏初，包世臣负襆被从扬州乘船至芜湖，但炕舱已满，只剩下半个舱尚有位置，和包世臣同一舱的是二十左右的少妇。此少妇纤跗丰发，肌肤鲜皎，引来众多注视的目光，当时是，包世臣无可更换其他地方，少妇也只能凑合着关房舱门而睡。包世臣与少妇入睡后，引来好多倾而静听着，却没有发现一点声息。第二天，到东梁山，包世臣独上山寺眺望，一会，少妇也下船。这样前后二十个昼夜，包世臣竟然没有和少妇说一句话。评曰：“古人坐怀不乱，不过一宿，如包君者少矣。” [17]是呀，时年包世臣30岁，在这样的年龄阶段能如此坐怀不乱，是属不易。又有资料说：“南河苇荡久败坏，惟慎伯悉其要，因出使佐白泉司其事。采毕出运，有啖以白金二万，求堆收仍旧勿驳诘者，慎伯拒之。” [18]贫者不受嗟来之食，虽然包世臣一生瓢泼流离，仅仅靠出谋划策维持生计，对于天上掉下的二万白金，只需他视乱政而不见，马上可以归为己有，而包世臣却宛然杜绝，其人格魅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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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有关包世臣的过人之处，勾画了一个鲜活的幕僚形象。这些鲜活的特征或为幕僚身份之资本，或转化为包世臣的伟大人格，有此超人之处者，自然受人关注与爱戴。

     广泛交游——“包派”形成的人际关系网

    历史上能著述立说，并自我宣传者，大都有天才的演讲才能和善于交游的本领，包世臣显然属于此类。他过人的演讲天才和广泛的交游为他的碑学理论的传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在史料中可以找到了不少关于包世臣演讲家式的游说形象的描述：或曰“口若悬河”[19]、“言语妙天下”[20]、或曰“善谈论，娓娓千百言，皆使人意消”[21]、“ 才望博辨，足以动当路之观听，一言而活亿万”[22]。

    包世臣正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各个社会阶层，鼓吹自己的碑学理念的。他为人重情重义而少一般陋儒之自鸣清高，他的朋友上至硕儒下至屠贩均在其列，他也因此被人称作交接品类不齐之类。为了说明的方便我把包世臣的交游分为三种：1、以幕僚身份游说于众官之中；2、以学问家身份谈笑于文人书坛；3、以布衣身份交流于僬夫屠贩间——布衣之交。

    1、以幕僚身份游说于众官之中。

    包世臣以深谙河、盐、潜、兵诸政，有经济大略著称东南。是嘉、道、咸时期著名的幕僚。十九岁时，他受中江讲院故歙侍御程公世淳的知遇，程世淳把他举荐给徽宁道宋公镕，当时正值奉大旱，命包世臣作 《诛旱魃文》，包世臣一蹴而就，于是名声大振，从此开始他的幕府生涯。嘉庆元年至四年，包世臣先后受聘于安徽巡抚朱桂、湖北布政使祖之望、川楚左参赞明亮。后为清廷平息起义出谋划策.又以知兵闻名。嘉庆十四年(1809)以后，包世臣入京会试，连续考了十三次，均不中。此间他常常出游，足迹遍及南北诸省，兼作刑、钱幕僚，以此谋生计。所谓“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潜、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正是此一时期包世臣身为布衣而名动公卿的写照。在道光初年筹划海运中，上至户部尚书英和、两江总督陶澎，下至江苏金匾县知县齐彦槐、青年幕僚魏源等人都曾受到他的影响。在施行海运过程中，包世臣更亲拟章程、具体筹划，发挥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由于他涉足领域均为当时巨政，包世臣在幕职上为当局的出谋划策，得到当时当权者的赏识。道光十五年(1835)，61岁的包世臣终于以一等签江西任职，还未赴任，母亲去逝，包世臣守制家居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赴江西任新喻县知县，因处理潜务遭人陷害，一年即被撤官。此后，又游走于大江南北，此时鸦片成为清政府的头疼事件，包世臣早在二十年前已对鸦片和英人有着高度警觉和深刻分析，这使他此一时期又成为时事顾问和外事专家。钦差大臣林则徐、参赞大臣杨芳南下赴广东查禁鸦片时，或将包世臣召至舟中，咨询竟日，或下顾荒寓，征求对策。
  
    2、以学问家身份谈笑于文人书坛。

    包世臣不仅以幕僚身份游说于众官之中，以此实现自己的经世思想，而且在文坛书法界广泛交游，切磋交游，互为滋养。如经世专家魏源、龚自珍、常州李兆洛、武进张惠言及其甥董士锡、阳湖张琦、张敦仁、款县凌廷堪、荆溪周济、吴县沈钦韩、张际亮、李祖陶等等，均为当时学界名流，包世臣与他们交游，在学术上互有促进。当时活跃在江淮一带的各家各派，与包世臣都有关联。他的学术，是建立在广泛汲取众长的基础上的。作于嘉庆九年的《述学诗》正好说明了他的与当时明硕的交往经历。

     “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问难析其疑，一一铭心将。刘生(逢禄)绍何(休)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经)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惠言)氏。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侯。私淑从董生(士锡)，略悟消息旨。读书破万卷，通儒沈(钦韩)与李(兆洛)。益我以见闻，安我之周殆。郑学黄(乙生)心通，许学钱（坫)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亲模楷。乃见善恶途，判异如河济。乃令苟得怀，涣若冰释鼻。”[23]

    黄乙生、钱坫是朴学专家，刘逢禄是今文经学者，张惠言是阳湖派古文领袖、常州学派巨子，李兆洛、沈钦韩是一代通儒……包一方面与这些学术届的知名人物切磋技艺，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包世臣的知名度。

    如果说包世臣在幕府和文坛的交游奠定了他的在经济和诗文方面的地位，那么他在书法圈子的交往则直接奠定“包派”的范围。正如包世臣说的那样： “君学书三十年，尽交天下能书之士，备得古人执笔、运锋、结体、分行之奇，其法双钩，悬腕、实指、虚掌、逆入、平出、峻落、反收，而归于气满，盖兼秦篆、汉隶，以为六朝正草书，遂称书家大宗。”[24]

    翻开清代书法史，凡包世臣生活年代的书法大家，几乎都与包世臣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邓石如、何绍基、伊秉授、钱鲁斯等均是包世臣的书法挚友，单看看《国朝书品》中包世臣列举的书法行家，足以反映出他对书法界的了如指掌，这里不再一一综述。

    3、布衣之交

    对于包世臣交游的论述，似乎不能忽略他与那些地位卑微之人的往来。这也是包世臣交往的重要方面。史料记载他“虽舟子、舆人、樵夫、渔师、罪隶、退卒、行脚僧道，邂逅之间，必导之使言，是者识之，否者不加辩驳”[25]。正是包世臣能深入下层民众，了解社会现实，他的措施才能切合实际。同时，他的名声也在广大的底层民众当中得以广泛的传播。如忠勇智仁、奇功迈等的武庠之人朱必亮、陈仙圃；尚义有勇的邱以园；助人为乐的黄古愚；路件不平、拔刀相助的张孟如；忠贞不虞、不侍二主的王岩芝等均为包世臣的布衣挚友。正因为此，他被一些士子讥讽为 “交接品类不齐”[26]。在包世臣全集中，还能找到了许多他与下人的平淡往来。那些为人写的寿序和墓志，以及为笔工写的序言等等，都折射出他与下曾民众之间融洽的关系。

    言论及时传播——“包派”形成的又一必要条件

   包世臣的碑学理论能造成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形成“包派”与他的言论传播途径的广泛不无关系。通常情况下，一种言说的传播不外乎三种途径，一是口碑相传；二是传抄其著作；三是如同我们今天的书籍出版物。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三种途径同时运用于包世臣的碑学理论传播中，特别是出版物的广泛发行，其印刷数量是惊人的。包世臣曾扬言自己的言论是“一出而万口传播” [27]，他也正是利用了这种口碑的传播力量来唤醒“达于大有力者”的注意。此外，包世臣的著作还被当时视为宝贝，广泛传抄，正所谓“脱手流布” [28]。但是，我们认为，第三种途径才是包世臣碑学广泛传播的决定因素，当然，这与印刷术的不断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印刷术是中国的重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传统的印刷方式不外乎两种-----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而这种传统的印刷技术伴随着明清印刷业的发展，其水平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的清代印刷机构的繁荣可谓前所未有，刻书地区南方以杭州、苏州南京为中心，北方以北京为核心，出现了许多私人的刻书机构。

    印刷术的高度发展为图书的快速印刷提供了可能，也为图书的有效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包世臣碑学理论能在当时能广泛传播，难道与他的书籍的发行没有关系吗？回答曰：“非也”。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作为正是出版物应在道光初年，有记载曰：“道光甲申，年且五十，高堰决，粮艘不达河北。当事采及海运之议，而举行多不如指，于民仍无益。故有《中衢一勺》三卷之刻。阅数年，扬州柳荫庵住持性恬字碧溪。嗜诗与书，见世臣论文论书诸说，抄录十数首为二卷，付梓人，名之曰《艺舟双楫》，以配《中衢一勺》。二书既出，外间欲得者多，闽、粤、浙皆有翻刻。”[29]清代初期，江浙一带的刻书作坊相当丰富，其规模也相当庞大。当时是，书籍印刷方式仍采用雕版和活字，但技术已经相当娴熟。书商为了盈利，往往以增加印刷数量来降低成本，虽然关于这次出版数没有确切的数字，其印数自然不会太少，更何况闽、粤、浙皆有翻刻。可以想象这次包世臣著作的印刷量是惊人的。书籍一出，人们就可以通过阅读正式出版物来了解包世臣的碑学思想，免去了传抄的麻烦，也加快了包世臣思想的有效传播。而后来的再次出版则令人诧异，资料曰：“《安吴四种》合刻，始于道光二十四（1844年）年，用聚珍版印行五百部，因讹字较多，咸丰元年，重付剞刊《安吴四种》。印二百部，版存金陵。咸丰三年，存版毁于兵 ，同治十一年，其子包诚再刻于鄂，名校订重刊《安吴四种》。”[30]此次再版，包世臣在道光甲辰（1844年）秋九月二十六日记录的笔记中明确指出《安吴四种》拟求活字版排出数百部 [31]。所谓“聚珍版”即木活字。清代以木活字排版印书，乾隆三十九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包世臣的道光二十四年的书籍版本正是用“外聚珍”的方式印刷的。《安吴四种》包括《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人们在阅读《安吴四种》的同时，自然要通过《艺舟双楫》中的书论部分了解包世臣的重要碑学主张。《艺舟双楫》在前后几十年时间内，印刷数目惊人，实属罕见。他死后，他的儿子又把著作再次刻版印刷，滋润着当时的书法学习者。康有为在《书镜》中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32]此时，碑学已经深入人心，风气已定。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说：包世臣的多种有效的碑学传播途径为包世臣和书法学习者打起了一坐交流的桥梁 ，特别是正是出版物的大量印刷为“包派”的形成增添了又一个充足的条件。

    注释：

    [1] 杨守敬.学书迩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05
    [2]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756
    [3] 何绍基.东洲草堂书论钞.明清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481
    [4]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829
    [5] 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C]. 安徽：黄山书社，1994：367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迹出版社，2000：11
    [7] 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235
    [8] 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53
    [9] 阮元.北碑南帖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637
    [10] 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64
    [11] 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63
    [12] 叶鹏飞.中国书法家全集•阮元•包世臣[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13] 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57
    [14] 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C]. 安徽：黄山书社，1994：301
    [15] 包世臣全集•说储•小倦游阁集[C].安徽：黄山书社,1989:24
    [16] 姚柬之.书安吴四种后.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55
    [17] 姚柬之.书安吴四种后.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55
    [18] 姚柬之.书安吴四种后.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55
    [19]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包世臣.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65
    [20] 姚柬之.书安吴四种后.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54
    [21] 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65
    [22] 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储[C].安徽：黄山书社,1989:66
    [23] 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C].安徽：黄山书社,1994:302
    [24] 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63
    [25] 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64
    [26] 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储[C].安徽：黄山书社,1989:22
    [27] 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C].安徽：黄山书社,1994:9
    [28] 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C].安徽：黄山书社,1994:3
    [29] 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C].安徽：黄山书社,1994:3
    [30] 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C].安徽：黄山书社,1997:572
    [31] 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C].安徽：黄山书社,1994:3
    [33]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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