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桐城派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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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散文作品浩繁，以文从字顺，清通驯整，精严雅洁为特色。清代以来，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刘大櫆的《刘海峰诗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轩全集》85卷，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12卷，方宗诚的《方柏堂文集》92卷，刘开的《刘孟涂文集》44卷，姚莹的《中复堂全集》98卷，戴钧衡的《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全书》19卷，马其昶的《抱润轩文集》22卷等。1984年由北京师范学院王凯符、漆绪邦选编的《桐城派文选》一书，收入上列作家散文作品93篇，集中代表了桐城派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文选表明,桐城派得以绵延久远，成为一代文章正宗，其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不容忽视。其论说之文，虽乏宏博，但辞句精炼，逻辑性强，间有卓识；游记之文，写景状物，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且能寄寓对世情之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记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明晰。总之，桐城派散文大都平易近人，清新可读，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流派特色，并在艺术风格方面又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戴名世主张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寓雄奇犀利于简洁朴实之中，长于史传，杂文、游记亦颇具特色。方苞“以义法为宗”，为文静重博厚，出语朴重，其代表作《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剪裁精当，笔墨简洁，绘形传神，真切生动，被后世一直列为古典文学教材。刘大抛“以晶藻音节为宗，虽尝受法于望溪，而能变化以自成一体”。其文气肆才雄，恢宏壮阔，所作《答吴殿麟书》，气充势足，挥洒自如，辞采华富，表现了刘文“洋洋乎才力之纵恣，无所不及”的特点。姚鼐的散文艺术成就较高的是写景文，他“以神韵为宗”，为文“纾徐卓荦，撙节粱括，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以上均引自戴钧衡与方宗诚合编的《桐城文录》)。所作《登泰山记》等游记，观察敏锐，描摹维肖，色彩鲜明。姚鼐以后一些作家的散文，诸如姚莹“雄奇真切”，刘开“纵横晓畅”，方东树“沉雄坚实”，吴汝纶“恣肆老练”，马其昶“思深辞婉”，均具有各自艺术风格。
此外，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的散文创作同样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文章风格在大体上继承了桐城派的庄重典雅的同时，又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从容而稍带刚气，林纾的婉曲而偏于柔弱等。

童中

[quote]原文由 [B]尚古桐城[/B] 发表:
何谓义理、考据、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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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粗理解即吾的个人理解,文章三要素
义理:文章的中心思想即论点
考据:文章的论据
辞章:文章的修辞,文笔,写作技巧等
换种说法:
义理:文章写得深一点
考据:文章写得实一点
辞章:文章写得美一点.

尚古桐城

谢谢指教。

尚古桐城

何谓义理、考据、辞章？

尚古桐城

谁能将“义理、辞章、考据”三点说的清楚些？到底是什么内容？

童中

义理考据辞章是作文的基本.

tczy

了解桐城派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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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槐、姚鼐均系桐城籍，故世人将他们及其追随者称作“桐城派”。桐城派兴于清康、雍，盛于乾、嘉，衰于民初，是清代散文流派中势力最大的一个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仅见。
桐城派文论的核心是义法。明确提出义法说和对义法的内涵进行反复阐述的是方苞。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及《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及《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基本上是宋儒的义理，但又力戒空疏，强调济于实用；“言有序”，是说文章讲究表现形式，要有章法结构。义法的完整概念，是指有内容、有条理、结构谨严、合乎体制的文章。义与法的关系，有主有次，相辅相成，内容和形式要成为完整的统一体。方苞认为，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内容决定着形式。一篇文章写作时，“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所不得不然”（《左传义法举要》）。义法说还包括对谋篇布局“尚简去繁”的要求和对语言文字“雅洁”的提倡。方苞认为，“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古文约选序》）。也就是说，只有剪裁得体、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才是好文章。
方苞揭橥义法，标举雅洁，力图以清通质实的文字，倡明程、朱理学，实际上并未真正窥到散文文学的深堂奥室。其后的刘大在义法说方面，又加以丰富和补充，强调了散文应具备的情感和气势。他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固然居首要地位，但艺术本身却有相对的独立性，提出了神气音节说。其主旨见于《论文偶记》：“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所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气随神转”；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然论文者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所谓“神”，大体是指作者的性格特征、思想修养在艺术上完满而成熟的表现；所谓“气”，大体是指流注在作品中的气势及其所呈现出的面貌；所谓“音节”，则是指长短相间、错综配合的句式结构和抑扬顿挫、琅琅可诵的语言因素。后来桐城派文人都把因声求气奉为不易之旨。
方苞兼论义法，刘大以法为主，姚鼐则扩充和发展了方、刘之说，使桐城派文论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姚鼐论文的主要创见有以下3点：
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他说：“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姚鼐生当乾、嘉考据风盛之时，他将宋、汉学和辞章结合起来论述文章和学问的息息相通，正是他论文解识宏通之处。这对扩张桐城派的壁垒起了很大的作用。
提出选文和作文的标准，即“文章八要”的主张。他在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的序目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者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他所说的神、理、气、味，是指文章的思想、精神；格、律、声、色，是指文章的形式及语言的音韵文采。精寓于粗，即内容寓于形式。从而概括出散文创作艺术的特征，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艺术论。
提出文章风格的阴阳刚柔说。他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观其文，讽其音，则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柔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他将不同的艺术风格概括为阳刚阴柔两大类，认为这两种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又会产生多种多样的风格来。他还认识到文章风格主要是作者才性和气质的表现，可以通过艺术形象来分析和显示作者的风格。这是对古文家在文学风格理论方面的概括和总结，是桐城派文论的精彩之处。
姚鼐之后，桐城派支流日繁，歧见时出，在艺术理论方面很少有重要的新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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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文论

　　桐城派散文理论，早期受影响于方以智、钱澄之，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则是方苞，后经刘大櫆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形成。

“义法”说：方苞专治古文，首倡“义法”说，主张“言有物”、“言有序”。其关于“义法”的完整议论见于《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启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 《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经而法纬之，然 后为成体之 文。”方苞借谈《史记》论“义法”，涵义明确。“义”即思想内容，指宋儒义理，也就是纲常之理。 “言有物，即要求文章有充实的、可以致用的理学内容；“法”指文章的艺术形式，即文章的作法。“言 有序”即要求文章剪裁得体，结构严谨，语言雅洁，趋于规范化。方苞根据“义法”剖析具体散文作品时 多次指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而学“左”、“史”的“义法”，必须研读唐宋 八家之文，从中揣摩体会。这使习古文者有轨迹可循，易于成就。
“义法”说，仅限于经传义理，篇章法度、详略、虚实、措注、排纂等，但对于文采、形象、风格、 境界等有关散文艺术美方面均未涉及。
　
“神气”说：刘大櫆在接受“义法”说的基础上，突破了“因文以见道”的框框，而在并不完全依 附于道的散文艺术方面，发挥了自己的见解。他在《论文偶记》中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 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传，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 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神即精神，是作者心胸气质在文章中的表现。“义”偏于思想,"神" 偏于感情，更富于个性；“气”指洋溢于文章中的气势，“气”决定于“神”，“神”“气”统一，形成 文章的艺术境界，或雄伟、或飘逸、或静穆、或深沉。并提出了神气见于音节，音节见于字句，或字句见 于音节，进而求神气的途径。他在《论文偶记》中还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 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者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 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刘大櫆关于神气与语言关系论述，具体切实，提供了一个散文创作、学习、欣赏的门径，有其独到之 处。但把字句、音节、神气的关系归结为一个凝固不变的公式，不免拘泥和片面。
　
“义理、考据、辞章”说：乾、嘉时期，汉学大盛，宋、汉两派门户对立日益尖锐。而清政府在继续 张扬理学的同时，看到汉学可以吸引大量知识分子“皓首穷经”，有利于政治上的的安定，同时，宋学的 明理和汉学的通经，就其内容实质也并不矛盾，因而采取了调和宋、汉两派的策略。姚鼐正是在此情况下 坚持“义法”说基本观点，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和“以能兼长者为贵”的主张。他 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 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 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 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 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
姚鼐认为：“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 者，君子之文也。”(《复汪进士辉祖书》)其意与方苞“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相同。但 在“义法”之外加上考证，则可以更好地防止空言义理，使理有所凭，文章内容更加坚实，可收“既物以 义理”之功。故姚氏认为：“以考证助文章之境，正在佳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对当 时宋儒、汉学两派的对立有所缓和，有利于扩大古文家的门户，对桐城派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作家集 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与“阳刚、阴柔”说：姚鼐对“义法”与“神气”说的重要 发展，表现在他注意并阐发了古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他融合方苞“义法”说与刘大櫆的 “神气”说，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中 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 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 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而遗其粗者。”
上述“理”，与方苞所谓“义”同；“神”、“气”与刘大櫆的“神”、“气”相近；“味”为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格”、“律”为作品的格式与法度，近于方苞的“法”；“声”即刘大櫆所谓“音节 ”；“色”为辞采。神、理、气、味作为“文之精”，包括了散文的思想、形象、境界；格、律、声、色 作为“文之粗”包括了散文的格式、法度和语言音韵词采的艺术美。精寓于粗，二者融合而成文。如此论 文比“义法”、“神气”论文都较完整而丰富，这对古典散文艺术是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对古文的创 作、学习、欣赏亦具有启发性。另一方面，姚鼐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文章之美”。这是 方苞、刘大櫆未能触及的。在《复鲁絜非书》中，姚鼐具体阐述了“阳刚”和“阴柔’’各种风格美。认 为阳刚、阴柔不可“一有一绝无”，应是主刚而含柔，主柔而含刚，阴阳相生，刚柔相济，才能达到美的 境界。“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忘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 则必无与文者矣”(《海愚诗钞序》)，肯定了散文风格的多样性和作家艺术风格的美学价值。

至此，桐城派的文论，大体臻于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