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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概念模糊。论史首重时间,然杨著最不以为然的好像恰恰是年代学。仅时间判断失误或表达不确的,就达数十次之多。如杨著曰:"……明永乐年间,又颁行了《性理大全》。元代袁桷曾对此评论云……"(第404页),请问,元人怎么能评明人的著作呢?杨著又在《旧唐书·地理志》中,发现了宋代岭南的"蛮俗"(第220页)。在论证乾嘉以后的江浙考据学家的新偶像时,杨著以明末清初的方以智的理论作释(第304-307页)。在叙述近代岭南的学风传递时,杨著说:"……九江弟子康有为承其风……何启、梁廷楠、黄遵宪……沿其绪,遂成地域文化之规模"(第120页)。我们姑且不究何、黄与康谁出道早,仅说梁廷楠(1796-1861),他是康的祖父辈,梁逝死时,康有为(1858-1927)才3岁,怎能说梁"沿其绪"呢?我们在第232页又读到,[color=#ff3f00]"清代桐城派文章,乾隆之末曾风靡全国……湖湘一地如曾国藩等人行文均仿桐城之体。可是在广东岭南一带却找不到一个桐城派古文大家"。[/color]然曾国藩(1811-1872)生于嘉庆16年,乾隆末还没有出世,怎能把他当作乾隆末的古文大家呢?区域文化史表明,乾隆末桐城派盛行时,湖南和广东半斤八两,几乎都找不到古文大家。同样,如果说嘉庆时岭南对考据学还"罕有闻其学"(第232页),那么,此时的"三湘七泽间"朴学也"寂焉少闻"⒁。这样,杨著精心选择的两个"反衬出白沙学统"在清中叶的岭南尚有"蓬勃生命力"(第232页)的例证,不仅显得毫无意义,而且,还反映了作者对两大区域在清代各阶段的文化发展水平缺少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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