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舒芜先生结邻

201 · 发表于 2004-8-28 23:12:30

与舒芜先生结邻

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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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的题赠本，立刻从最后一章看起，然后再回溯从前。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阅读次序，乃是因为我之真正熟悉舒芜先生，实在末章所述的干校归来之后，虽然我们两家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即已结邻。

　　舒芜先
生是我父亲的同事，他们一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一个在现代部，本来也少有工作上的联系。但孩子们总是最先熟起来，加上两家的女性长辈来往较多，所以，我对被称为“方奶奶”和“陈阿姨”的舒芜先生的母亲和妻子倒也感觉亲近。只是，那时与舒芜先生本人没有什么接触，正像口述自传中所说，我觉得他面容严肃，不易接近。

　　大概是1966年底或1967年初，因为父亲也有所谓“历史问题”被“革命群众”揭出，堕入“牛鬼蛇神”行列，我们家也失去了在东中街宿舍大院居住的资格（因为那里有出版社的书库与纸库，需要保证安全），而搬到位于崇文门外的豆谷胡同。于是，我家再度与先已迁至此处的舒芜先生家做了邻居。

　　那个院子仍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舍，虽然分为前后两进，但其实很小，当时只住了四户人家。其他两家政治清白，我们两家遭际相同，且早已熟悉，大约真有所谓“人以类聚”的情况吧，我家和舒芜先生家关系最密切。两家在南屋都有房，算是紧邻。先前已听说，陈阿姨因“抗拒运动”，文革开始不久，即被她任教的二十五中的学生们打死了。方奶奶此时也老了很多，背更驼了。那时，我们还是很少见到舒芜先生。因为两家的大人都在单位集训，平日有事，我们便找方奶奶商量。

　　两家的孩子先后下乡插队，我的父母和舒芜先生也在1969年的“十一”前，一同去了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家中各留下一个最小的女孩，我妹妹于是也被托付给方奶奶，在她们保留的那间小屋里加了张铺。两个月后，留在北京的家属们也被以战备的名义“动员”到干校。我妹妹跟随母亲，在远离向阳湖总部的汀泗桥“十四连”（由原人民出版社干部组成）读书，父亲和舒芜先生则同在“十三连”（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干部组成）种大田。

　　1971年初，我到咸宁干校探亲，在拥挤的向阳湖家属房中见到了方奶奶。那是在一个巨大的类似仓库的大屋里由塑料布分隔开的一户户人家，其密集与相似，让我怀疑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会不会走错“门”。而方奶奶用她一如既往的处变不惊，讲述了在这些“棚子”里发生的各种尴尬事。那种内藏嘲讽的平静叙事，很有些像是《世说新语》的黑色幽默版。

　　“文革”后期，当初以“革命”的名义自愿或被迫离开北京的人们，都在千方百计打通重归之路。我从1974年冬回北京后，即赖在家里，奔走于各医院，希望开出疾病证明，以便办妥病退手续。恰好，咸宁干校也在稍后彻底结束，两家的家长们才得以与早几年陆续回来的家人团聚。也是从这时开始，我总算有了接近舒芜先生的机会。我对他的称呼也由早先的“方叔叔”，改口称“舒芜叔叔”，感觉这样才能表示对他的尊敬。

　　小院的格局又发生了变化，满满地挤进了八、九户人家。我家除了留下存放物品的西厢房外，后来好歹又争取到一间东厢房。舒芜叔叔家则在原有的前后院过道边的一间正房之外，又将在小楼底层、号称“黑屋子”的一大间储藏室改为家用。那间屋子房门开向过道，从门口勉强可以透点光。里面倒很大，一分为二，舒芜叔叔在“外间”起居、写作，他的已结婚的大女儿便塞在完全黑暗的“里间”。那间黑屋子被舒芜叔叔风雅地命名为“天问楼”。

　　夏天的晚上，我们都在小院中纳凉。喜欢聊天的舒芜叔叔有时也会搬出一张靠椅，和我们一起闲谈。只要有他在场，谈天的水平便大为提高，带上浓厚的学问气。舒芜叔叔的记忆力令人吃惊的好，许多早年的文坛掌故烂熟于心，叙述时尽管不动声色，分寸却掌握得极佳，很能引人入胜。只是我那时功底差，有时他顺口背出的诗词，我不能完全领会，舒芜叔叔在详细讲解之后，间或也会再录写下来传示。在《舒芜口述自传》第五章提到的一首登在当年重庆《新民报》上讽刺蒋介石打内战的《虞美人》词，我就是在乘凉时听舒芜叔叔讲过的：

　　谈来谈去何时了，胜败知多少。庐山昨夜又伤风，协商不堪回首一场空。

　　图章签字应犹在，只是面皮改。人民能有几多油，哪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当时对这种改编南唐后主名篇的形式很感兴趣，1975年夏回插队所在的集体户时，便模仿此作，写了首打油词：

　　南南北北何时了？岁月知多少。茅庐前度又遭风，池小不堪回首泳游中。

　　陶瓷饭碗应犹在，只是同人改。问心还有几天收？可似春潮带雨向东流？

　　中间几句说的是，那年夏天我回户前，暴雨曾破墙灌入屋中，高及炕沿。隔壁所住的当地插队知青因屋漏墙颓，搬入我们北京户。

　　那些年，因为在乡下无可消遣，我也抱着一册王力先生编写的《诗词格律》，学作起旧体诗词来，有时不免在家信中抄上几首。望女成才的母亲很当回事，便拿给舒芜叔叔看，请他指教。我为已在北京工厂工作的妹妹写过一首《桂枝香》，其中诸如“做产业工人，神怡心旷”一类的句子，据母亲转述，也曾经得到舒芜叔叔的称赞。而我自知其稚嫩，只把这话当作鼓励；但也有些许不安，担心母亲的热心会让他为难。听方林（舒芜先生的二女儿）说过，她爸爸每次给一位经常抄录自己诗作请求指正的老先生回信，都要煞费苦心地寻出若干好处来。

　　不过，舒芜叔叔对我确实很看好。虽然1977年恢复高考，我对自己的作文极不满意——除了开头与结尾的呼应略见经营，其他关于“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的叙述实在乏善可陈——舒芜叔叔听过我的汇报，却显得比我更有信心。在我被扩大招生录取后，他非常高兴，甚至用了我如不中、是无天理一类的说法，令我有知遇伯乐之感，尽管我还不敢自信为良骥。

　　在那以后不久，舒芜叔叔把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借给我，意在指点我读书之道。可惜我虽则进了大学，却仍未开窍，《答问》里开列的书名都是闻所未闻，不知从何读起，也不好意思向他求教。放了些时，就又把书还给他，辜负了他的提携美意。倒是“文革”后期，爸爸在琉璃厂旧书店买了一部《诗毛氏学》，当时听方奶奶提起，著者马其昶是她的父亲，这使我对舒芜叔叔的家学渊源更为钦佩。当然，我也听到过爸爸向人介绍舒芜叔叔出自[color=red]桐城[/color]方家时，他的认真辨正——他家与方苞家并不同宗。

　　我上大学的那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提高本社工农兵学员的业务水平，开办了培训班，学养深厚的舒芜叔叔被任命主持其事。开班的那天，我也去旁听，只见舒芜叔叔衣着整洁，神采奕奕，口若悬河，那一种从容自在，我前所未见。原先也听说他调来出版社前，曾在四川、广西的几所大学国文系做教授，陈阿姨便是就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时，上过他课的学生，那时，舒芜叔叔比他的学生大不了几岁。这次现场观听的印象是，讲台本来是更适合舒芜叔叔发挥才干的地方。

　　后来，我从走读生变成了住宿生；再后来，舒芜叔叔也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家也随之安在了皂君庙的社科院宿舍。我和他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从报刊上读他的文章则越来越多。

　　有两件事不妨一提：一是九十年代初，我们曾在荣宝斋买了些木刻水印彩笺，请一些师友题字，送给舒芜先生的那份没有写。当时以为他忘记了；读了《口述自传》，才知道他一向自认字写得不好：“所以，现在有人要求我写毛笔字，我是最怕了。”（20页）另一事是，陈平原在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时，曾约请舒芜先生撰写周作人的古典文学研究一章，我们都认为他是做此题目的最佳人选，但他终于没有完稿。从自传中也可以了解到，那篇文章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更是没有这个力量来写大文章了”（363页）。

　　我自己愧对舒芜先生的一件事是，前两年，《读书》上发表了一篇谈论女性缠足的文章，舒芜先生看了以后非常不满，认为其中多有歪曲，他觉得我还算熟悉那一段历史，希望我写文驳正。我因为人在国外，很晚才读到文章，时间拖过，就没有回应。但这件事还是让我体味到舒芜先生对学界动态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女性那种彻底的同情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