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文壇風騷，文都桐城飄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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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GOOGLE派的  呵呵

桐川

好帖!我路过!大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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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　晚清政治家、文学家。能诗文。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后期身居高位，招揽很多知名文士，利用桐城"私立门户"，创立湘乡古文派。对桐城派古文有继承，有发展。论学主张义理、考据、词章并重，并以"经济"来充实，讲求经世济时之道，对于纠正桐城派古文脱离实际为文空疏的文风有一定作用。"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重视字句声色的修辞技巧，主张以一定骈体的"华丽文采"来矫正桐城派古文语弱的弊病。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文学史上有称他为桐城派"中兴明主"的说法。论诗受宋诗派影响，推崇杜甫，标榜黄庭坚，又不拘囿于宋诗派，对后来"同光体"诗派的产生影响较大。各种著述较多，有诗文集１６卷，编选有《十八家诗钞》２８卷，《经史百家杂钞》２６卷，并日记、奏议、家信、家训数卷，统其名为《曾文正公全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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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支派有主要有湘乡派、侯官派、阳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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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八编：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魁、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即因此得名。

　　“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1668—1749)开始建立的。苞字凤九，号灵皋，又号望溪。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又书货殖传后》)。“义法”是方苞论文的唯一标准。他所谓“义”，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实际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出发的基本观点。他所谓“法”，指的是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等等。从这方面看，他是概括了向来古文家在章法、用语上的一些成就的。如章法上，他主张“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书萧相国世家后》)；在用语上，他主张“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见《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这就是他所追求的“雅洁”。这样，虽不免洗涤过甚，陈规戒律过多，但还是便于学者掌握古文的写作方法的。

　　刘大魁(1698—1780)，字耕南，一字才甫，号海峰。他补充了方苞的理论，以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文之实”，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是“匠人之能事”(《论文偶记》)。到了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既欲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又以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辞类纂序》)：显然又是刘大魁理论之补充。“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是与清中叶的统治思想适应的。他们强调“义”或“义理”，强调义理和文章的统一，特别强调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传统古文更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在写作实践上，“桐城派”古文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选取事例和运用语言，只期阐明立意(义的具体化)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所在，不重罗列材料，堆砌文字。他们的文章风貌一般简洁平淡，而鲜明生动不足。特别由于求“雅”，语言避忌太多，虽觉妥当自然，终乏活气。他们也有一些较为可取的作品，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桐城派”古文在当时是孤立的，它受到汉学家和骈文家的共同排斥，钱大昕直谓方苞“未喻乎古文之义法”，“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并同意“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与友人书》)。后来李兆洛也“谓义充则法自具，不当歧而二之”(《答高雨农》)。

　　[color=red]“桐城派”一个支流“阳湖派”[/color]，以阳湖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恽敬(1757—1817，字子居)的古文理论与“桐城派”基本相同。只在写作实践上有一些差异。他的文章较有气势，不象“桐城派”那样拘谨枯淡。语言取法于六经史汉，旁及诸子杂书，因而也较有词采。在手法上，“散行中时时间以八字骈语”也是“阳湖派”的一个特点。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少为辞赋，后来写古文，取法于刘大魁的弟子王明甫。他为文学韩愈、欧阳修。但他更有名的是在词的创作上。他反对浙西词派，开创了常州词派。主张意内言外，比兴含蓄，“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主观上是要提高词在诗史上的地位，使词与风、骚同科。实际是进一步把词引向恍惚迷离、无病呻吟的道路。后继者有周济(1781—1839，字保绪)。他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认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这就是要求词反映现实，批评现实，词应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不应仅仅成为个人“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沈互拾”的无聊玩艺。他有《宋四家词选》，特别推尊辛弃疾，以为“进之以稼轩，感慨时事，系怀君国，而后体尊”，具体地说明了他的现实主义观点。周济卒于鸦片战争前夕，他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已非常明朗尖锐，他的词论比张惠言前进了一大步，反映了现实的要求，是当时进步的文艺思潮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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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曾国藩>>:
二十二岁的桐城才子吴汝纶，先是抱着听传奇故事的心情来听《挺经》的，现在觉得乏味，他一贯耐不得沉默，左右张望了一眼，指着旁边的武昌古文家张裕钊对大家说：“诸位发觉没有，廉卿兄的头发都变青了。”
张裕钊虽只三十九岁，却头发花白，他不满意自己未老先衰，昨天特地染了。于是众人的眼睛都转向正在吃饭的张裕钊，弄得张裕钊很不好意思。
“陆展染须发，欲以媚侧室。”吴汝纶调皮地背了两句南朝何长瑜的诗来讥笑他。
“我哪有什么侧室啊！”张裕钊大笑起来，望了一眼对面的李善兰说，“我看壬叔兄比我大十多岁还满头乌发，不染，对不起他呀！”
大家都笑了起来。笑过后，曾国藩说：“挚甫提到侧室，我倒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有人跟我说，‘如夫人’失对。我想了几天想不起，你们想想有什么好的下句。”
“有！”话音刚落，吴汝纶便急着嚷起来。
“快说呀！”大家催促。
“同进士！”吴汝纶冲口而出。
“对得妙！”有人喊。
曾国藩听了，脸色一变。俞樾看在眼里，暗暗骂道：“这个鲁莽的吴挚甫，卖弄小聪明，这下闯大祸了。”他沉下脸，举起筷子指着吴汝纶说：“你混说些什么！”
这时，吴汝纶才意识到失言了，满脸通红，局促不安。
“挚甫，你帮我解了一个大难题。”曾国藩很快恢复了常态，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今后好好努力，桐城出了你这样才思敏捷的后起之秀，桐城文派的振兴大有希望。”
听了这句话，吴汝纶和在座的全体幕僚无不感动不已。吴汝纶心想：今天假若是遇到黄祖那样的人，说不定无意之间便把脑袋丢了！”
“中堂大人，你老说起桐城文派，我记起前天接到吴南屏的信。”说话的是二十六岁的年轻人黎庶昌，贵州贡生，以上书论时事受朝廷重视，派来安庆军营。曾国藩见黎庶昌气宇不凡，古文尤其作得好，甚是喜爱，便留在幕府中。黎庶昌与吴南屏是文字之交的好友。
“南屏信里说了些什么？”曾国藩一向看重吴南屏的文才。
吴南屏为人疏懒，极少写信，这次来信，必有要事。
“他说要与中堂打官司，先叫我露个信给你老。”黎庶昌的话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一齐停下筷子注意听。
“他有什么事要跟我打官司？”曾国藩不解。
“为《欧阳生文集序》一文。”黎庶昌答。
前两年，欧阳兆熊将其早逝的儿子欧阳勋的文章汇编起来，刻了个集子留作纪念。欧阳勋曾向曾国藩请教过学问，于是欧阳兆熊便请老友作篇序言。那时曾国藩还在建昌，一口答应。
“这篇文章犯着他什么了？”曾国藩觉得有趣，笑着问。
“吴南屏说，他对中堂未经他允许，就将他列入桐城文派在湖南的传人大为不满。他说一则根本就不存在桐城文派，二则他素不喜欢姚鼐，中堂硬要把他划为姚鼐派，他很愤慨。还说什么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中堂之心，殊未必然。”
“哈哈哈！”曾国藩大笑起来，他想起咸丰二年回湖南，在岳州城里听欧阳兆熊讲“岳州四怪”的往事，真是个“怪才吴举人”！
“我说什么事，就为这个。莼斋，你给他回一封信，就讲曾某人说的，他吴举人的大名列入桐城文派传人一案已定谳了，他要跟我打官司，会无人受理。最好还是照我们荷叶塘有钱人的样子，拿出五百两银子来贿赂我，我再写篇文章，为他洗刷这个冤案，私了算了！”
当黎庶昌还在作古正经地说“南屏是个穷书生”的时候，满厅幕僚早已捧腹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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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桐城文庙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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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吕同沧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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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膺服于桐城派的福建侯官人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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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一唱，嘿，还就一和，我加入一个。
“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