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瑰丽的皖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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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瑰丽的皖江文化

作者：汪军（桐城学者）

　　朱书首倡皖江文化
　　今年是桐城派著名文人朱书（1654~1707年）诞辰350周年纪念，他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朱书世居宿松杜溪，生于潜山，又隶属桐城派，并与桐城派开创者方苞、戴名世关系友善，这些经历使朱书的视野更容易遍布古皖大地，并逐渐形成强烈的皖江地域意识。在其倡导皖江文化的纲领性文章《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中，朱书开篇即道：“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池，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的地理范围即安庆府六邑，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就如同徽州文化称作新安文化一样。安徽自1667年建省以来，一直是以皖山（天柱山）及其向东延伸的余脉划分皖南皖北，《古今地名大辞典》“皖山”条解释：“通称（皖）山南曰皖南，（皖）山北曰皖北。”皖山以北的皖北地区属于两淮文化体系，两淮文化横跨皖北苏北鲁南豫东，以道家文化为主要特色。皖山以南的皖南地区则有两大文化板块，以歙县、婺源为中心的徽州文化和以安庆、桐城为中心的皖江文化，皖南其它区域如宁国府（今宣城市）、池州府（今池州市、铜陵市）、太平府（今芜湖市、马鞍山市）、广德州（今广德县）、和州（今和县、含山县）、无为州（今无为县）则受徽州文化和皖江文化交叉影响，它们在一起构成了徽皖文化圈，亦称皖南文化圈。与江南、浙江的王学（阳明学）风貌不同，朱子学是徽皖文化的核心，不管是徽州的新安理学、徽派朴学，还是皖江的方氏学派、桐城宋学，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身影———朱熹。
　　移民与皖江文化
　　在文中，朱书以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为限，提出了“皖人”和“古皖人”的概念，区分了土著文化（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正是它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才形成了皖江文化。皖江文化勃兴于明清时期，明代中晚期万历、永历年间诞生的方氏学派是其成熟的标志，而元代以后也是朱书此次征纂皖江文献的重点，“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则亦惟元以后至今为甚盛。”值得注意的是，朱书特别强调了移民对皖江文化的促进作用，“皖人”非“古皖人”，真正的“古皖人”（原住民）只有十分之一二，迁自江西的占了十分之五，迁自其它地区（主要是徽州）的则占了剩下的十分之三四。在元末至正（1341~1370年）至明初永乐（1403~1424年）前后近一个世纪，来自赣东北和徽州府的移民或避战乱，或由明政府组织，聚集在鄱阳湖畔的瓦屑坝，这是一个古老的渡口，移民们在此乘船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也驶向了一个未知的远方。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陆地的最后记忆，对于丧失了家谱和祖先记忆的移民后代来说，江西鄱阳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据美国学者希拉里·J·比阿蒂和中国学者曹树基研究，在元末明初的近一百年间，迁往安庆府的移民总数约为32.6万人，占同期安庆府总人口近八成，与朱书推算的“土著才十一二耳”极为接近。著名学者葛剑雄也高度评价了移民对安庆文化的贡献：“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是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却在二三百年后的明末清初造就了安庆地区的杰出人才，如方维仪（1585~1668年）、方以智（1611~1671年）等。到清代更是要才辈出，如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马其昶、吴汝纶等都是全国知名的。尽管其中的方氏、姚氏出于明以前的土著，但这些学者赖以产生的环境却主要是外来移民造成的。”另外，在方言语区上，安庆话也属赣语区，“与湖北东南地区紧邻的是皖西南赣语区，以安庆为中心，包括今安庆地区各县及池州地区的东至县，与赣东北的语音类似。”（上述引文均出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
　　如果再做进一步挖掘，这些来自江西和徽州的移民，原籍是婺源和鄱阳的又占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桐城方氏、枞阳何氏祖籍都在婺源，怀宁邓氏祖籍鄱阳，现代如太湖朱湘祖籍婺源，宿松叶尚志祖籍婺源。笔者去年发现了桐城高林汪氏家谱，祖籍也在婺源大畈。为什么安庆人祖籍多为鄱阳、婺源？打开地图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鄱阳旧为江西饶州府治所在地，辖境较现在大得多，在南宋时期由于毗邻首都临安，北方士族大量迁入，文化高度发达。而且，在多山的江西，鄱阳是一片难得的平原，人口大量繁殖，具备向外移民的条件。婺源虽属徽州府，但与徽州其它县邑不同，它不属新安江水系，而属长江水系，婺源诸水通过乐安江流入鄱阳湖。在地图上看，婺源一角凸出伸入江西境内，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婺源行政隶属几次反复，最终还是划入了江西，与鄱阳同属上饶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婺源是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朱子的家乡，传承朱子学说的徽系学者也多为婺源人和鄱阳人，婺源籍的有李季札、汪清卿、程洵、滕珙、程永奇、祝穆，鄱阳籍的有饶鲁、董梦程，其中饶鲁开创的双峰学派和董梦程开创的介轩学派对宋元学风影响颇大。了解了这一背景，就明白了皖江文化何以呈现朱学风貌，它更多地是来源于移民文化的影响。在元代以前的土著文化（古皖文化）阶段，主要贡献在佛教禅宗领域，儒学色彩很淡。但禅宗与宋明理学又有相通之处，彼此极易融合，可以这么说，安庆土著的古皖文化和来自江西、徽州移民的朱子信仰，是皖江文化的两大源头。
　　古皖文化之花———皖山禅
　　对于古皖文化阶段，朱书的视野主要侧重于儒学和传统的诗文领域，所以“传者寥寥”，颇为遗憾。“夫汉以来千余年矣，今名史凡二十一部，若汉文翁、朱邑，吴陈武、陈修，东晋何氏，宋龙眠三李之伦，都可指数。至经盛于汉，诗盛于唐，文盛于宋，吾皖必多其人，而传者寥寥，何也？毋亦后之人不能表而出之，或至存者日亡，亡者日尽也。”但如果将文化视野从儒学领域移开，投向中国文化的另一瑰宝———禅宗，就会发现一朵绽放的古皖文化之花———皖山禅。18世纪，皖江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姚鼐在其著名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打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并借程晋芳、周永年之口道出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但如果仔细解读这一篇文章，就会发现姚鼐实际上道出了皖江文化的两次高峰，明清以来桐城儒家文化的勃兴是一次，而古皖禅宗文化的勃兴也是一次。文章中这一段话尤为关键：“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耶？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始矣。”黄舒即黄州、舒州，这一地区也正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与姚鼐在文中表述的“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相吻合，在这里，姚鼐道出了皖江“儒士兴”之前，还有一个“释氏兴”，而这恰恰是朱书所忽略的。
　　自东晋梁陈至宋代的六百余年间，在今安庆北部的皖山地区，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瑰宝———皖山禅文化。在六祖慧能开创禅宗之前的原始禅宗阶段，皖山主脉天柱山和司空山是禅宗重要发祥地之一。在禅宗成熟阶段，皖山东南麓的余脉如太湖四面山、白云山，潜山太平山，桐城投子山，枞阳浮山，都是高僧汇集之地，寺院林立，海会寺、太平寺、投子寺、华严寺在禅宗史上都曾赫赫有名。皖山禅话可以写一本书，非只言片语能讲完，我只想谈谈皖山禅在中国禅宗形成和发展史上两次重要的融合。在禅宗的形成阶段，有来自印度的达摩禅系，也有中华本土的大乘禅系，这两个禅系的最初融合即完成于天柱山三祖寺。三祖僧璨继承了二祖慧可的衣钵和达摩禅系，而天柱山地区也是大乘禅高僧宝志出没的地方，据《五灯会元》所载：“宋泰始二年（466年），发而徒跣，着锦袍，往来皖山剑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挂杖头，负之而行。”这种历史的机缘，使僧璨得以有机会融合达摩禅系和大乘禅系，并创造出早期禅宗的最重要成果———《信心铭》。禅宗成熟时期形成了五宗七派，其中以曹洞宗和临济宗影响最大。北宋年间，临济高僧浮山法远住持浮山华严寺，欧阳修听说浮山法远禅术奇逸，特地造访华严寺，浮山法远因棋说法，令欧阳修叹服。时曹洞宗六世祖大阳警玄见诸弟子碌碌为无，无人能传其衣钵，便将衣钵授予浮山法远，委托其代为寻找传人，后来浮山法远将衣钵传给华严寺高僧投子义青，投子义青成为曹洞宗七世祖。曹洞宗高僧委托临济宗高僧寻觅传人，这在禅宗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标志着曹洞、临济开始走向融合。晚年，浮山法远在会圣岩下完成了著名的《浮山九带》，是中国禅宗的重要文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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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真是好帖子！自豪

童中

顶一下

龙眠久子

谁有汪军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声.

池大为

练潭太平人，安大中文８９．做人很成功．[em28]

潇洒园主

《现代皖籍作家艺术论》一书对皖中文化有较深刻的阐述，书称桐城文风影响了中华文坛，更涵盖了皖中大地，浸润着这里的文人志士。

步行者

论坛上的东西太杂，建议设一个桐城文化学术讨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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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气还有待提高，扩版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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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点评安徽节选：

如果提起文化的话就不得不提起“桐城”，皖江文化是以桐城为中心，在有清时代，桐城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桐城古有“七省通衢”之称，文风兴盛，早在明中叶，就有结社讲学之风，有力地推动了皖江一带文化的繁荣。后来，中国文学史上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等，又都是桐城人。桐城从这时起，便注定要成为一座名城；中国文学史上，也注定要有一个新的古文派别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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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a00][size=5]读 汪 军[/size] [/color]

[size=2]作者：于皖枞

汪军出了本书叫《我在皖江的日子》，安庆报界为此很是热闹过一番。汪军曾送我一本签名本，我将它与王蒙、刘心武、王朔等文学大家的签名本一起存放于书架上。闲来读上几页，天长日久，倒觉得这本并不厚的册子竟沉甸甸而凝重，有一种令人割舍不下的回味。

反复思量，这令人割舍不下的，是浸透这书中的对沉寂已久的皖江文化的近乎于偏执的挚爱与呐喊。

和汪军相识还缘于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清节堂开了一家小有名气的德林书店，他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是安庆日报的通讯员。有一天，他突然陌生拜访了我，要给德林写报道，说他喜欢德林的文化品位，安庆古城不能没有这样的书店，他真心希望有更多的安庆人能走进我的书店。他说的很恳切，语速很快，感染力很强，让人无法抗拒。不几天，他的新闻稿“书市闹海智者胜”便在安庆日报登载。他很自信地写道：“安庆是座文化名城，高档次的书籍不愁没有销路。”尔后的德林发展模式也不无印证了他的市场判断，汪军的才气从此令我难忘。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充满书卷气、说话夹带着些许桐城口音的白面书生，迟早会在文坛闹出些动静来。然而不几年功夫，他却辞去了政府的公职，下海办了一个德兴房地产。说实话，我很是为他惋惜过一阵子。不曾料到，他的房产居然颇为兴隆。我为他欣慰之余，也不禁为他担心起来，怕他一旦成为富贾一方的款爷，安庆文坛从此便少了一个文化才子。

但当那本皖江走廊丛书《我在皖江的日子》放在我的案头时，这时的汪军的确已不很容易读懂了。

毫无疑问，在汪军的身上正交织着现实主义的冷峻与理想主义的光芒。

他充满活力，以至于在商海游刃有余，并显示出不凡的才华，但他又异常虔诚地沉湎于故乡的历史文化，以至于“谈到皖江的人文传统、名士先贤，汪军总是如数家珍，总是情不自禁，甚至显示出一丝霸气……而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让汪军动情的地方了。”（叶卫东语）他认为，近代安庆浓缩了整整一部中国近代史，皖江文化真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念，先辈们永不满足和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既是皖江文化的传统价值，也应成为新一代安庆人的精神支柱。和汪军交往中，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他的这烙下深深忧患意识的皖江文化情结和执着。

在古城，他单薄的身影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来回奔走。他那张至今仍有些娃娃稚的脸，笑起来是那么灿烂而宁静，而深藏于内心的竟是一种与年龄、身份反差悬殊的忧国忧民的孤傲与冷峻，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业界，他从经济立足去链接皖江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他不忍现代经济的浮躁烟没令他一生炫耀不已的皖江文化。他像一个耕耘夜色的清道夫，默默地在为皖江文化拂去历史的尘烟与麻木，他要让沉寂已久且被人渐忘的皖江文化，在新经济腾飞时代鲜活起来。他因此而能从商海的狂热中，静下心来潜入浩瀚史海深处，寂寞地去考证皖江文化兴盛源头、沉寂因果以及振兴之路。

他对现实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又为史海中的文化断裂割腕叹息。他步入富裕阶层，却又沦为清贫的布道者。他全身心投入于整个皖江文化的钩沉和整合、探索、梳理皖江文化的脉络及其鲜明的商业文化色彩，以“赋予世俗的事务神圣化，同时也使生命变得充实而光辉。”（汪军语）从他身上折射出新一代皖江后人的亮色，丝毫不逊色于我们这安庆祖上的一代代名士先贤，且有后生可畏之勇，或许这正是我们寄望于皖江新经济的希望所在。

作为朋友，我当然希望他在经济上不断地阔起来，但从钟爱安庆历史文化的角度，我更希望他依然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光芒的书生，执着于新皖江文化的整理和传播。如今我们这座尚不富裕的小城，也许发财致富的人比比皆是，这方面不缺一个汪军；但现代安庆太缺少年青有为有血性且不为稻粮谋的思想跋涉者和文化传播者了，这方面至少不能少了一个汪军。

笔者后来去安庆师院办事，偶尔看见一份市府的关于成立安庆皖江文化研究中心的复函，这颇让人欣慰，毕竟重振皖江文化大业不是一个汪军所能重负的。不久，市委党校教授、传记作家、我的学友朱洪调安庆师院任此中心主任。第三届黄梅戏艺术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来古城安庆拍摄七个专题片，就皖江文化，汪军和朱洪一起接受了央视的采访，皖江文化将再次走向中国和世界。皖江文化成为热门话题，渐入佳境，汪军作为新一代皖江后人，会不会从此不再寂寞？

读汪军，其实是在读一种文化。汪军是一本安庆人耐读的书。

夜读至此，书房不远处四周夜夜哗哗不绝于耳的的搓麻声，格外刺耳，此时更像个空中围城，让人有些坐立不安。这样烦的时候，汪军便微笑而深沉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这样去读汪军，我也变得深沉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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