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舒芜先生谈旧体诗词

恬诚恒勇

我是安徽桐城人。桐城在清代和民国初年，以“桐城派”闻名。桐城派是散文的一个流派，而亦自有其诗学。姚鼐的诗，在清朝是一位名家。曾国藩的《十八家诗抄》，是影响很大的选本。姚鼐的弟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被认为桐城派诗歌理论的代表作。方东树是我的曾祖父方宗诚的老师，他们又是本家远房兄弟辈。我的伯祖父方守彝，我的祖父方守敦，可以说是桐城派诗人的殿军。到了我父亲一辈，作诗填词自然都会，但没有成名成家的诗人。倒是两位新诗人出在我家，一位是方令孺，最初以新月派女诗人的身份出现，是我的姑母；一位是方玮德，当年与陈梦家齐名并称为新月派的两个后起之秀，是我的堂兄。我幼年非常崇拜这两位。我注意到，祖父明知他的这个女儿，这个孙儿，（特别是玮德大哥是祖父最钟爱并亲自教育成长的长孙）是在写新诗，祖父丝毫没有反对的表示，而与他同辈的桐城诸老，大抵都还是视白话诗文为不能容忍的异端邪说。玮德大哥在抗战前不幸早逝，祖父有沉痛的挽联，第一句就是“才名风度早惊人”。我特别注意这句话，认为这是祖父以文字形式肯定了大哥的新诗，这“才名”当然主要是作为新诗人的才名。
　　从家庭的这种影响中，我从小就形成了几个观念：一、新诗要代替旧诗词，是自然的，无足怪的，必然的，无法阻止的。二、并不是不会作旧诗词的才去写新诗，许多新诗人本来能作很好的旧诗词，他们是在新时代，觉得新诗才更适合表达自己的诗情诗意。三、现在既已有了新诗，你要有诗意诗情，而不愿受旧诗词格律的束缚，你可以写新诗，不必勉强作旧诗；如果要作旧诗就得遵守基本格律，那是历史形成的，不能也不必改变。
　　我也知道，新诗兴起以后，仍有一直认真作旧体诗词，以此为主要事业的，包括我的同辈，甚至比我还年轻的，其中有的达到了相当成就；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旧诗词要被新诗代替的总体命运。我更没有忽略，中国新文学家，从鲁迅、周作人开始，旧诗词作得好的，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但他们的主要事业仍是新文学；即使郁达夫那样发表旧体诗最多的，也仍是以余事为之。这些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全都遵守旧诗词的全套基本格律，没有谁在这上面再搞什么“新格律试验”。
　　我后来做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编辑、研究工作，我常向学生说：第一，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不是要成为旧诗词文言文的作家。但是，第二，为了研究，都应该学着写旧诗词，作文言文，写得好不好在其次，重要的是你自己尝过此中甘苦，对古人的作品才有亲切体会，否则总隔一层。第三，现在的青年人，除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要写诗还是应该去写新诗，完全不必把精力用在束缚太多的旧诗词上；即使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如果他想兼搞诗歌创作，也还是应该以写新诗为主，上述为了研究而写旧诗词，仍然是辅助的研究手段而已。第四，谁要是真对旧诗词写作感兴趣，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当然都有自由，但是希望他们对于旧诗词的基本格律要遵守，不能不管，不能随意改变，诗中情意则应该是新的，现代的。概括起来，也可以说就是要做到“旧瓶装新酒”。
　　近二十年来，旧体诗词在报刊上发表的很多，出专集的也不少，我接触的有限，只知道平生师友当中，能作很好的旧体诗的，大约可归为两个系列：一是聂绀弩、荒芜、黄苗子、邵燕祥、吴祖光、杨宪益（以交游先后为序）这一系列，以聂绀弩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点是“以杂文入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形式上近似“打油”，而皆遵守旧体诗词的基本格律，聂绀弩的对仗之精工新颖，每令人拍案叫绝。老诗人虞愚论聂诗曰：“放马驰骋，有意跑到‘打油’的边界，一勒马就兜回来，一步也没有过界。”此评多少都可以适用于其他几位。他们的旧体诗词，可以说是当今“旧瓶新酒”的最高成就：这不是我一人之私言。另一个系列是吴孟复、吴白

桐川

鲁谼方氏确实代有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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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