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文章鉴赏《狱中杂记》

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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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②，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③。有洪洞令杜君者④，作而言曰⑤：“此疫作也⑥。今天时顺正⑦，死者尚希，往岁多至日数十人。”余叩所以⑧，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⑨，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⑩，屋极有窗以达气(11)。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馀。每薄暮下管键(12)，矢溺皆闭其中(13)，与饮食之气相薄(14)。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15)，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16)，无可旋避(17)，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18)，杀人重囚，气杰旺(19)，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20)，其骈死(21)，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22)。”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23)，有五城御史司坊(24)，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25)，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26)，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27)，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28)。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29)，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30)。然后导以取保(31)，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32)，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33)，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唯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馀(34)。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35)。积忧愤，寝食违节(36)，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


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37)，同于往圣，每质狱辞(38)，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倘仁人君子为上昌言(39)：“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40)，别置一所以羁之(41)，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倘举旧典(42)，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43)，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44)！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45)。”余同系朱翁、余生(46)，及在狱同官僧某(47)，遘役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48)，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49)，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50)。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51)，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52)，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53)，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54)，然犹质其首(55)。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56)；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57)。主缚者亦然(58)，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59)，勾者十四三(60)，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61)。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62)。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63)：“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馀，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64)。”主梏扑者亦然(65)。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66)：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67)；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68)；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69)，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70)。”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71)，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72)，犹未敢然。功令(73)：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馀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74)，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75)。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76)，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77)。”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78)，倘复请之(79)，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80)，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众皆以为冥谪云(81)。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82)，经秋审入矜疑(83)，即免死。吏因以巧法(84)。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85)。噫！渫恶吏忍于鬻狱(86)，无责也；而道149之不明(87)，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88)，其枉民也(89)，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90)。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91)。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92)，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93)：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94)，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桐城派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间，我（关押）在刑部监狱里，看见犯人死去而从墙洞里拖出
去的，每天有三四个人。（狱中）有个原洪洞县的知县杜君，站起来说道：“这
是瘟疫发作了呵。

现在气候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这时候）多到每天十多人。”我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杜君说：“这种疾病很容易传染，传染上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敢同他一起居住。而狱中有老监四座，每座老监有五间房子，看守们住在当中一间里，在房前的墙上开有窗户，用来通光，屋顶也开有天窗，用来透气。旁边的四间牢房却没有开窗，可是关在里面的犯人经常有二百多人。每到傍晚便落了锁，犯人的尿尿也都封闭在牢房里，同食物的气味混在一起。再加上严冬时节贫穷的犯人在地上睡觉，等到春天地气上升，很少有不生病的。监狱里有个老规矩，天亮了才开锁，当深更半夜的时候，活人跟死人脚靠脚头靠头地躺着，没有办法避开，这就是传染上的人多的原因。

更值得奇怪的是，那些大强盗和犯案多次的贼，杀过人，案情重大的囚犯，精气特别旺盛，染上这种病症的十个当中没有一两个，有的即使染上了，随即也就好了。那些接连死去的，都是因为罪轻被押以及被牵连的，被当作人证而不该受法律制裁的人。”我说：“京城里有顺天府的监狱，有五城兵马御史衙门的监狱，为什么刑部衙门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竟多到这种程度呢？”杜君说：“近年来的诉讼案件，（只要）案情稍微重一点，顺天府、五城兵马御史衙门就不敢专擅判决；再加上掌管京城九门守卫工作的步兵统领访查、缉捕、检举、盘查出来的犯人，统统归刑部监狱关押；而十四司的郎史、员外郎当中的那些喜欢多事的，以及官署内管文书的小史、典狱官、看守们，都以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稍微有点牵连的，就一定用尽方法捉来。

如果进了监狱，不管有罪无罪，一定给戴上脚镣手铐，关在老监里，使（他们）痛苦得无法忍受了，然后就劝导他们去找保人，放他们出狱住在老监的外边，估计他们家里拥有的财产作为勒索的标准，而得来的钱就由官和小吏瓜分了。中产以上的人家，都竭尽自己的资财来找保人，家产少一点的，要求去掉脚镣手铐住到老监外面的板屋里，费用也要好几十两银子。

只有（那些）非常贫穷无依无靠的犯人，才戴上刑具关押，一点也不宽容，还把他们做为标本警告其余的犯人。有的同案被囚的人，犯罪情节严重的反而出来住在外面，而罪轻的、无罪的却遭受那披枷戴锁的痛苦。他们心里积聚着忧愁愤恨，睡眠饭食又违背常规，等到生了病，又没有药物治疗，所以常常造成死亡。”

和我同案被关押的朱老先生、姓余的书生及早在狱中的同官县的僧某人，先后传染上瘟疫死去，他们都是不应该受到重罚的。又有个姓什么的用不孝的罪名控告他的儿子，（他）左右的邻居（受牵连）被戴上刑具关进老监，整夜大哭大叫直到天亮。我对这些事有感触，就拿杜君的话普遍询问狱中的人，大家说的都一样，于是便写了下来。

桐城派

这是桐城派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作品。
从中可以看出清朝时期的监狱的残酷和腐朽的社会状况。

很多时候，新文学派以为桐城派就是仿古守旧，是错误的。
桐城派同样是锐意改革和向往社会改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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