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坐沙发椅"——送别冯亦代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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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坐沙发椅"——送别冯亦代伯伯

南方周末　 　2005-03-24 11:21:57



　　□王焱
　　
　　冯伯伯多年缠绵病榻，早已预感到有一天会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但是真的听到这一消息，我的心底还是禁不住升腾起一股悲凉之感(编者按：冯亦代先生于上个月23日逝世)。
　　说起来，冯伯伯的大名，我最早还是从“文革”期间的小报上得知的。我那时尚是少年，对那些从街头为父母买回的小报中披露的政坛秘辛，了无兴趣，倒是那些对“二流堂”大批判的文章，尽管意在挞伐，不过当时读了，却觉得这些被批判的“二流堂”中人似乎个个才艺出众，反倒比那些干瘪的批判有趣多了。现在回想起来，文人雅聚，如此命名，似乎不无“游戏人间”的意味，可作为一个文化群体，他们在以此自嘲的背后，却不但有着戛戛独造的意匠与创造，更有着一代文化人的社会正义感。谁能想到世事如白云苍狗，当时的一句玩笑，后来竟能一语成谶，演成一段难言的辛酸史。以致吴祖光先生晚年回忆起来，依然说是“一生毁誉二流堂”。如果将来有有心人撰写那个时代的文化史，我想绝对不应失落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篇章。
　　真正认识冯伯伯本人，还是我到《读书》编辑部以后的事。1979年《读书》杂志一创刊，就以其风格的清新、见解的明快而一纸风行。要说她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并不在于道出了什么终极性的“真理”，而在于她自居于一个“小”刊物，连开本也以小示人。她以一种与读者平等交流的态度，倡导读书思考、自由探讨的文化风气，而没有过去报刊上常见的那种居高临下、以鸣鞭教训他人为能的霸气。正是这样一种久违了的雍容风范，使我心折，让我神往。耐不住一时技痒，自己先后撰写了几篇文章投寄给编辑部。不想一个多月后，一位须发灰白的长者，忽然来到我当时寄居的亲戚家。他说他是《读书》杂志的，因为看到了我的来稿所以特意来找我聊一聊。从年龄、经历到读书的情况等等，一老一小，不知不觉竟然长谈到掌灯时分。临别时他问我，愿不愿意到《读书》做编辑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当时《读书》杂志的主编倪子明。就这样，不久我就坐在了《读书》编辑部的办公桌前，得以在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这些老前辈的麾下，朝夕亲炙他们的教诲，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段奇缘。
　　创办《读书》杂志的这些老前辈，或是当年在国统区从事文化工作的地下党员，或是那个时代从事进步文化事业的党外人士。这样一些来自三山五岳的老前辈走到一起，却能相互尊重，协作默契。他们合力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当然一出手就是不凡。他们为《读书》树立了一种高格kk既有思想上的睿智，也有文章家的趣味。老前辈们虽然不曾谈及早期如何想到创办这样一个刊物，不过透过朝夕耳目濡染，我也多少理解了他们的办刊宗旨，如果总结成一条，我想那就是：以文章家的手段，作思想家的事业。
　　老前辈们的性格各异，却都特色鲜明。老倪是位蔼然长者，原籍是地灵人杰的安徽桐城。他为人谦和似蜡、循循儒雅，处处谦让恬退，身上依然带有桐城文化的风韵。提到老倪，总会让人想起明季一位书生在燕子矶登高时所说的话：“寒江凄清，山骨俱冷。以是知热闹场中不可着脚。”与老倪的谦退内敛不同，冯亦代伯伯则以古道热肠为人称道。他在文化界中朋友遍天下，所以人人以“冯二哥”相称。据说冯伯当年的收入颇为不菲，但他不事积蓄，有了钱随手散尽，不是拿来办文艺刊物，就是资助左翼演艺事业，再不然就是周济文化界中那些落魄的穷朋友了。
　　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封闭，读书界渴望了解域外的新知识、新动向。冯伯伯在海内外文化界都有广泛的人脉。《读书》创刊伊始，他就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一长处，先后设置了纽约航讯、巴黎航讯、伦敦航讯三个专栏，为读者打开了几扇观察外面世界的窗口，令人耳目一新。这在当时的刊物之林，可谓开创先河之举。他不断开拓文化界的老作者资源，让很多多年被政治运动湮埋的文化前辈，带着他们各自丰厚的学识素养、多姿多彩的风格文笔，相会于这个杂志之中。这为《读书》杂志的质量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从特定意义上来说，以往那些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经受摧残最烈的，就是汉语文化那种清新隽永的优美文风，因此，救治文敝学荒的颓坏文风，这是从《读书》的灵魂人物陈翰伯到具体办刊的诸前辈的一个重要共识。我还记得，范用老板时常强调文章不要文白间杂，为文当如叶圣陶老人，一白如水；老倪则欣赏聂绀弩的溥博沉雄，文风老辣。有一回李霁野先生来稿，冯伯则特意要编辑部的年轻人传看，说要大家见识一下英国风格的散文。于今回想，正是在这些老辈的言传身教下，才养成了我们对于文体风格的敏感，使那一时期《读书》上刊载的文章或沉郁顿挫，或活泼灵动，风格万千，形貌各异，各种不同的文体风格都能荟萃于斯，从而使读者能多少领会和上承20世纪上半叶那个尽管内忧外患而文化却放出异彩的时代的风格与神韵。
　　后来在和冯伯闲谈中我才得知，他在“文革”中从干校回京，为宵小所困，早早便萌生退意，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我的朋友们则告诉我，那时他和夫人郑安娜在自己的家里办英语讲习班，给那些在动乱中失学的年轻人教授英语。他还像当年在重庆文化界那样喜欢扶危济困，热心提携和奖掖文学青年。很多人因之受惠，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尽管他是老一辈的人，但在文学理念上却毫不僵化因循，对于“后文革”时期包括“朦胧诗”在内的新锐文学的兴起，也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参与创办《读书》杂志，仿佛使冯伯又回到了盛年，让人依稀想见当年他在重庆文化圈中的风采。不过他对自身经历中的那些不快，从来都绝口不提，仿佛“一说便俗”。对于这些坎坷与横逆之来，他老人家的心态，大约也如《翻译名义集》中所说，“大人堪受，如华雨象”罢！
　　冯伯伯那时的居室中，四壁萧然，惟有一床一桌一几，图书一架而已。说起《读书》的老前辈里喜聚书籍者，范老板与冯伯都是。不过两人收藏的境界却大为不同。范老板喜欢让人浏览欣赏他那以五四以来新文学为主的众多藏书，并能为你详说这些图书的掌故源流，但最怕你开口言借。在他看来，年轻人不了解这些书籍的历史，未必能够真正爱惜。冯伯则为人洒脱，他的藏书中，人有好之者辄随手与人，让人回想起《世说新语》中那位以“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知名的阮遥集。他家的墙壁上有一幅他自己的肖像漫画。漫画中的他眼含笑意，口衔烟斗，神采飞扬，极为传神。有一次他对我说起要将文章结集的事。我说现在的人出集子，书中多用正襟危坐的标准像，奄奄而无生气。您出文集，不妨以这幅漫画肖像作为封面，可以开一开新风气。当时自认为童言无忌，不过随口说说，不想事后真被他采纳为《龙套集》的封面设计。书出版后他郑重题签送我一册，说是感谢我给他出的好主意。
　　冯伯素来衣冠楚楚，似乎永远不失温文尔雅。惟一的例外是，有时编辑部聚会，“老顽童”丁聪伯伯会讲起抗战时期大后方文人落魄的逸闻轶事，惟有这时，出于为贤者讳，冯伯伯才会微露难堪，他会用近乎央求的口气对丁伯伯说：“哎呀，小辈面前不好讲这些事的。”于是，一堂老小都笑了。
　　作为国内译介美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先驱，冯伯伯以此知名，也因此为人称道，但他的晚年其实是更愿以散文家名世的。越是到了暮年，他老人家笔耕愈勤。1990年代在北戴河度假时遇到他，常常看见他携带书籍文稿，伏案疾书。年事愈高，他的散文愈近化境，好比陈年的醇酒佳酿。苏东坡说：“大凡为文，初则五色绚烂，气象峥嵘，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读冯老的散文，就使人常常生发出这样一种感触。他对当代汉语散文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与成就，但愿不会被人忽视和遗忘。
　　记得当年有一次冯伯写文章，想起“眼睛吃冰淇淋”一句，却怎么也回想不起上句来了。遍询他人不得，他就以此作为考题说要考考我。急切之间我不知怎么想起大约是“灵魂坐沙发椅”，结果，得到他老人家不无溢美的奖誉。可我没有想到的是，印象中永远雍容儒雅，眼里常含笑意的他，弥留之际回首平生，竟说，他的一生就是一个“难”字。世路多坎坷，人生常苦辛。让我就以这句话来为他老人家送行吧。愿他的灵魂安坐在沙发椅上，长入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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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前辈们的性格各异，却都特色鲜明。老倪是位蔼然长者，原籍是地灵人杰的安徽桐城。他为人谦和似蜡、循循儒雅，处处谦让恬退，身上依然带有桐城文化的风韵。提到老倪，总会让人想起明季一位书生在燕子矶登高时所说的话：“寒江凄清，山骨俱冷。以是知热闹场中不可着脚。”老倪是谦退内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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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人不能再“处处谦让恬退”了！

枞阳已失、杨桥再失、罗岭又失，我们还能“处处谦让恬退”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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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起则起，无须一退再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