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杨黎光连续三届荣获鲁迅文学奖之际

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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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和才智镌刻历史

——写在杨黎光连续三届荣获鲁迅文学奖之际

文章来源：深圳特区报

由于杨黎光多次谢绝采访，本文只能算是记者本人对“杨黎光现象”的解析。

2005年6月26日，为全国文学界瞩目的第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在美丽的深圳隆重举行，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深圳市文联联合举办“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讨会”和“杨黎光创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120余位作家、评论家满怀激情地莅临鹏城，当代文学界的一批评论中坚和创作新锐踏上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文学新秀与文坛耆宿齐聚一堂，共话深圳文化的美好未来，畅想祖国文学艺术的灿烂前景。这样高规格的文坛盛事，使鹏城市民在美丽的夏季迎来了又一次文化和文学的盛宴，享受了一次脍炙人口的精神大餐。

在这道璀璨的文学风景线里，杨黎光无疑是其中的一大亮点，一个聚光点。他以自己的勤奋和才智激情关注和报道一个个重大社会热点事件，成为国内惟一一位连续三届摘得中国最高荣誉文学大奖—鲁迅文学奖桂冠的作家，他的创作因此被称作中国报告文学界的“杨黎光现象”。而“杨黎光创作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更使人们了解到深圳文学的潜力和良好发展态势。国内一些著名学者、评论家在会上真诚坦言，对杨黎光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审美眼光非常挑剔、素有“当代文坛第一编”美誉的原《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先生认为杨黎光“连中三元”，展示了他雄厚的创作实力，是深圳文学与广东文学的骄傲。著名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认为：“杨黎光用报告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和优异表现，表明自己已经站到了我国报告文学作家最优秀的行列。”长期从事风格理论研究的老评论家何西来感慨地说：“我愿意负责地说，我们是到了可以而且应该对杨黎光的创作风格进行认真深入地研究的时候了。”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学院派评论家丁晓原教授则强调，“杨黎光的存在，使文学资源并不丰富的深圳，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开始呈现出自己独特而醒目的位置。从这一点来看，杨黎光堪称是深圳的‘文学形象’。”

面对这一系列中肯、诚挚的赞许和评价，荣誉面前的杨黎光显得非常冷静、理智和低调。他在当天晚上的颁奖会上接受主持人的现场采访时说：“记录历史不仅是历史家的使命，更是文学家的责任和义务。我只是尽了一点责任。”

以通俗的外壳盛载严肃的思想追求

最早认识杨黎光，是在市里某文化单位举行的一次答谢媒体迎春宴会上。说实话，那一次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不近人情”。记得他风尘仆仆地莅宴不久，不到二十分钟便起身告辞，说有工作在身，不能久留，大家都怀疑他是否吃饱了饭。然而，他就那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走了。那时，我已久闻他的大名，知道他是深圳文学界写报告文学很厉害的一员猛将，曾因写过轰动全国的深圳反腐大案——王建业特大受贿案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及至我后来有机会成了他的同事，才真正领会到那种只有工作狂人才有的“拼命三郎”式的作风。作为一名报业集团的副总，他份内的工作已经非常繁杂、冗忙。然而，他每天从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下班后，别人都睡了，他才开始了写作。他的三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生死一线》和《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都是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写成的，那真是用生命换来的心血之作，真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然而，辛苦归辛苦，他的兴趣和价值却得到了实现。他的创作速度之快、创作量之大、引起的轰动效应之广，在业内是出了名的。

熟悉杨黎光的人都知道，他最初是以小说创作走上文坛的。他首先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其次才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

杨黎光出生于历史文化名城安徽省安庆市，他在一篇《我的文学路》的散文里提到，他最初的文学引路人是他的舅舅和一位儿时的邻居，他自小便受故乡“桐城派”文化传统的影响，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的书籍。读了大学中文系后，他萌生了当剧作家的理想，然而，大学毕业后，他却在命运的驱使下去了党校和共青团工作。他当了七年的宣传干事，给失足青年做思想教育工作。然而，毕竟是爱好文学而有才气的有心人，他把失足青年的故事写成了一篇篇文采斐然的纪实文学，在当地报刊发表了，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在当地渐渐地有了名气。直到有一天，他的文学才华被安庆市文联的领导发现了，于是，他被任命参与创办我国首家《法制文学选刊》，兼任编辑部副主任。那是1984年。在这期间，杨黎光在《海员文艺》、《法制文学选刊》、《啄木鸟》、《满江红》、《振风》等省内外文学刊物发表了《月光曲》、《恼人的夏末》、《失足者的跋涉》、《历史奇冤——布哈林案件》等一批纪实文学和中篇小说。他的文学才华终于浮出了水面。我们打开《杨黎光文集》第一卷来读这些作品时，仍感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皖南文化古城的纯朴而又浓郁的民俗风情，那种细腻的白描手法，那种富有很强的悬念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套的戏剧化的情节，那种看似繁杂实则合理的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吸引人一口气读下去的娴熟清新、行云流水般的叙述语言。

然而，一说起自己何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话题时，杨黎光总是执拗地坚持认为以1990年他创作并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走出迷津》（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标志。这就是杨黎光的风格！我觉得，他的这种气度，不仅是一种谦虚，更多的是秉承了“桐城派”文化传统的严谨与认真。杨黎光绝不是一个浮躁的人，尤其是在文学上。

《走出迷津》围绕某化工厂化验室突然爆炸起火事件，将一个扑朔迷离的谋杀案件与一个曲折委婉的爱情悲剧自然、巧妙地衔接在一起，以前者为小说的情节结构框架，着重展示和挖掘后者的社会内容与思想意义。该作表现了一群现代青年的生活和人生道路上所陷入的迷津，对他们的生活道路、精神世界的描绘及对其陷入迷津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探究，是这部小说最富思想光彩的部分，是以通俗的外壳，盛载严肃深湛的追求，因而它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侦探或犯罪小说，成为一部相当厚实成熟的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佳作。该作由杨黎光本人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青春门》后，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1991年下半年，杨黎光用半年时间写完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混沌》，该作于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有相当思想深度和独特艺术风貌的作品，也是杨黎光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落笔于皖南山区一个小小的山村苦木岭，写的是生活在这个小山村的芸芸众生从解放前到“文革”后近半个世纪中的人生命运和种种纠葛，以及一对被“发配”到此的母子的不幸遭遇。这部小说构思非常独特，通篇使用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以葛铭孩提时代随右派母亲来到苦木岭的见闻和二十年后重返苦木岭调查杀害吴伯的凶手为线索，把二十年前后的故事组织起来。故事跌宕起伏，结构富于创造性，更重要的是，它借用推理小说的外壳，表达的是作者对历史与人性的追问。这部作品出版后，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以通俗的推理小说的外壳，表达深邃人性思考的有深度与力度的佳作。

探究社会转型时期人的行为异化与心灵蜕变

当我们回首杨黎光走过的文学道路，会发现，历史竟然有这样惊人的巧合。1992年，这一年，不仅是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分水岭，也是杨黎光个人生命历程中值得特别一书的转折点。在这年的元月，在小平同志南巡深圳发表重要谈话的前一个月，杨黎光断然南下，从不发达的内地调到深圳工作，开始了他人生历程中新的选择，从此掀开了文学生涯的新的一页。他先是在《深圳法制报》编辑文艺副刊，接着创办《深圳法制报·星期天版》，以大篇幅报道热点焦点事件引人注目；不久，他调到《深圳特区报》工作，从基层一线干起，担任过夜班编辑、专版编辑、记者、编辑部主任、特区报副总编、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以及深圳晚报总编，成为深圳新闻战线上有名的作家型的记者，被评为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跨世纪优秀人才”、“广东省第三届金枪奖”、连续两届“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和“深圳市宣传文化精品奖”、“深圳市优秀专家”等。

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际化都市和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深圳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来深圳后的多年生活，使杨黎光逐渐意识到，这里的现代都市生活竞争激烈，节奏很快，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感到小说已经不能及时反映急速变动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的独特体验，于是转向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杨黎光说：“数年的积累和思考，使我的创作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开始探讨当代人的精神追求，研究商品经济下人的行为异化。我关注着商品经济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冲击。从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欲望的冲突来研究当代人的精神寄托。我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探讨这一重大精神课题。我力求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细微的观察、富有哲理的思考和论述，提出一个当代最宽最广也最实际的问题：什么是人的最大财富？”

1995年，杨黎光以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长王建业特大受贿案为题材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这成为他个人创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成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一部力作。这部报告文学将笔触伸向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腐败现象，以深入的采访、敏锐的观察，挖掘王建业的心灵蜕变历程。该作从1995年7月14日起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后，被《十月》、《中华文学选刊》及全国40多家报纸转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先后发表评论文章，不仅在深圳引起了轰动，而且在全国新闻界和文学界也刮起一股探讨灵魂家园的旋风，受到广泛的欢迎，赢得了杨黎光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才名。1996年8月，中国作协在京召开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研讨会。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这部作品通过对两个罪犯的剖析，提出了当代最大的精神课题。王建业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变时期，我们很多人都在经受着考验，遍尝诱惑之苦后，仍然难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正是由于对历史转型时期人的灵魂畸变的深刻揭示和理性思考，《没有家园的灵魂》于1997年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五年后，再度摘取了“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桂冠。自此，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创作进入喷涌阶段，《美丽的泡影》、《伤心百合》、《梦醒魂不归》、《验证一个传说》、《打捞失落的岁月》等作品陆续问世。这样，他就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群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用行动主义的吃苦精神记录重大历史事件

在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创作道路上，他的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报告文学《生死一线》颇值得一提。这部作品的写作，再次体现了杨黎光作为一名“行动主义者”的文学信念。1998年夏天，东北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嫩江流域的吉林省镇赉监狱的1万多名犯人被洪水围困。于是，出现了我公安干警冒死相救的感人场景。杨黎光奔赴抗洪前线采访时，锳在齐腰深的洪水中一呆就是十二天，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包括犯人，亲身体验了在特大洪水来临的特殊自然条件下，监狱以及犯人这些特殊人群的真实状态。这部作品从1999年8月16日开始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它以文学家的生花妙笔详细记录了我公安干警千里营救1万多名监狱囚犯的感人故事，凸现了公安干警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锲读完此作，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他在《人民日报》撰文推荐此作，认为它较好地实践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轻骑兵”的特点，称赞杨黎光是记者型报告文学作家中比较优秀的代表。

《惊天铁案》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杨黎光创作的又一部报告文学力作。对张子强这样一位独具个性的罪犯，香港社会对他的神秘传说一直不断。为以正视听，办案单位邀请以心理挖掘见长的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真实、全面地报道此案。杨黎光进行了近两年深入细致的采访，三进香港、澳门，实地考察和采访有关当事人与现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准确深刻地剖析了张子强的一生，艺术地再现了“9810”大案侦破的过程。这部作品曾于2001年至2002年在《深圳特区报》、《香港商报》、《海南日报》等全国10多家报刊连载和电台广播，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第二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深、港两地的读者对此作品反响强烈，认为它是有关张子强犯罪集团覆灭过程的最全面、最真实、最生动的文本。杨黎光从作家探索人性幽秘的角度，深入罪犯的内心世界，详尽地写出了张子强等人逐步堕落的过程，使该作成为一部既有一定的艺术品位，又深受读者喜爱、非常畅销的热门书。

2003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完全可以视作天灾的疠疫，那就是“非典”。在“非典”高发期，杨黎光深入“非典”隔离区的一线病房采访了42天，近40个单位，120多人，于第一时间写出了反映广东人民抗击“非典”的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写抗非的作品多如牛毛，如何在同类作品中写出新意、脱颖而出？杨黎光进行了深深的思索。他除了对事件的描述之外，更从一个科学的高度，对疫病与人类相伴相生的关系作了理性而有学术意义的思考。对此，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周建平博士认为，“学术意识为杨黎光的作品增添了严谨与客观性，增加了深厚度和可信性。”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锲则说，“在众多反映‘非典’的作品中，《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是一部立意高、角度新、有着独特认识价值和警世意义的精品。”

在杨黎光创作学术研讨会上，广东作家吕雷说，他亲眼目睹杨黎光在非典疫情最严重和人心最恐慌的时候，深入几十家医疗机构，采访接触了数百名医护人员，与一些患过非典的病人近距离接触，起早贪黑、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地深入各地追踪采访。“他那种学者的严谨态度和拼命三郎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4年6月，中国作协在京召开《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学术研讨会。有关专家认为，“杨黎光通过‘非典’溯源，对由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人类瘟疫进行了细致研究，用沉重朴实的语言剖析了‘非典’、瘟疫与文明的进程和人类的命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一部富有思想深度和科学精神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审美价值。”该作于2004年12月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使杨黎光成为国内惟一一位鲁迅文学奖“三连冠”得主。

为了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够安睡的“枕头”

杨黎光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从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到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他之所以能够长达10年保持长盛不衰的创作势头并三度摘取全国最高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其艺术制高点在哪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张志忠分析认为：“在生命与人性的临界点上开掘深度，在生存与毁灭的转换中，在正义与邪恶的边线上，在惩罚与拯救的交替间，寻找人的心灵中最隐秘最微妙的内涵，设身处地，体察入微，拷问灵魂，追溯真情。”对此，杨黎光是这样认为的：“我的创作成熟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欲望的考验，包括我自己。人们在遍尝诱惑之苦后，又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欲望的煎熬使人们‘睡’不好觉。我把这个精神家园物化成一个‘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能睡着的‘枕头’，我希望人人都有。”这就是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之所以冒着被打闷棍的危险，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种危险职业的根本动力。

著名文学评论家缪俊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南杨北何”的概念，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坛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南有杨黎光、北有何建明，这虽是一种以点代面的归纳，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杨黎光报告文学创作的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影响之大，获奖之多，确实形成了一个“现象”。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李运抟对杨黎光报告文学的特点归纳为：直接切入社会焦点的题材选择、艰苦的采访与细致的收集材料、广阔的视野与多角度的透视、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有机结合。他认为：“报告文学文体不仅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它还需要社会学的调查、历史意识和文化思考。由于杨黎光报告文学多是‘全景图’式，不仅显示出文学功底，不仅以新闻意识尊重生活真实，而且融合了哲学的思考、心理学的分析和文化的解剖，能辩证看待报告对象和深入思考，使作品的真实成为‘立体真实’。”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说：“从《没有家园的灵魂》到《生死一线》和《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标志着杨黎光报告文学的成熟和风格的形成，而‘杨黎光创作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无疑是对他的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在他的文学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杨黎光的报告文学，既有学者的知识渊博和严谨，也有记者的敏锐和快速，还有作家的文学才华，也有哲学家的思考深邃和深刻。如果要给“杨黎光现象”作一概括，那应该是：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一种报告文学作家的良知和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激情关注并努力抒写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探究和挖掘人的心灵裂变和精神家园失落的根源，以亲历亲为的第一手采访尽可能逼近与体察人物和事件的实境，注重理性的透析和情感的晕染，通过个性化的叙事语言，回答“人最大的财富是什么”的重大人生话题，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频频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

在这篇文章行将结束之前，我要补叙一个细节。那是在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颁奖会的前两天，杨黎光突然病了，而且是重感冒，身体的痛苦可想而知，然而，他没有倒下，他还在为当天的《深圳晚报》撰写“总编札记”，他仍在关心着当下的一个个社会热点事件，如城市抑郁症、劳务工被欠薪问题、网瘾少年、高考落榜等。那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只见他用矿泉水喝了药，然后又在修改他的文章，一副永不言败的强者形象映入我的眼帘。这就是杨黎光的作风，永不言累，像个“拼命三郎”。我想，之所以如此，他才能利用别人休息、娱乐、玩耍的时间写出一部部扛鼎力作，才能形成令人艳羡的中国文坛独特的“杨黎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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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不是，但还是很认同桐城派的

童中

是不是桐城人?

桐川

他在一篇《我的文学路》的散文里提到，他最初的文学引路人是他的舅舅和一位儿时的邻居，他自小便受故乡“桐城派”文化传统的影响，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的书籍

这就是杨黎光的风格！我觉得，他的这种气度，不仅是一种谦虚，更多的是秉承了“桐城派”文化传统的严谨与认真。杨黎光绝不是一个浮躁的人，尤其是在文学上。

tc_girl

呵呵,本人对杨黎光所知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