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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简介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 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时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对于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后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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