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设市后的首任市长何其巩

hzjs

　　辛亥革命后，历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政府盘踞北京等变故，最后蒋介石利用北伐战争胜利，建立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从此，北京改称北平。１９２８年６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首任市长为何其巩。
　　何其巩，字克之，生于１８９９年，安徽桐城人。１８岁时从安徽来到北京谋生，他认为在文盲遍地、风气未开的中国，光用犀利的文笔唤醒民众，很难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于是投笔从戎，进入西北军在冯玉祥部下当了一名上士文书，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当时冯正急于想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他知道何其巩当过教员和记者，对地理、历史等比较熟悉，于是派入伍不久时年２５岁的何其巩去苏联留学。何其巩在苏联只住了１年，学了一些共产主义理论。回国后，冯玉祥提拔他为西北军边防秘书。不久，升任秘书长，并再次派他率领一个西北军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政治。
　　其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逐渐形成，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冯玉祥把军队交给张之江后去了苏联。在他出国之际，张之江顶不住直鲁联军的压力，被迫退出北京，撤往南口。１９２６年８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通电率全军加入国民党。９月，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进军陕甘，与南方的北伐军互相呼应。何其巩于此时被任命为国民联军司令部秘书长，并随军由陕西经潼关进入河南。不久，国民联军改组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仍任总司令，何其巩也跟着改任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秘书长。１９２７年６月至１９２８年，何其巩又转任河南军团及党政行政长官。１９２８年６月，北平特别市成立，时年２９岁的何其巩被任命为北平市的首任市长。
　　何其巩在上任之初，在市政府市政会议第一次常会上就做出一项决议：“财政公开，造成廉洁政府。”在何其巩任内北平市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没有贪污腐化的案例。
　　北平市政府成立之初，何其巩即在市政会议第二次常会上提出临时动议“本市政府教育经费案”。决议：“先由财政局将崇关项下旧定之中小学经费三万五千元拨交教育局，其余二万五千元由市长及财政教育两局长迅速设法发放。”
　　在市政会议第四次、第五次常会上，都重点讨论了贫民救济案，作出了“由市政府发起，以市长为主席，并请在野名流及慈善家加入其事务”，后来成立了定名为“贫民救济总会”的机构。它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贫民救济机构。
　　此外，何其巩在北平市长任内还做过提倡国货、举办文化展览会、兴办北平市民银行等重要工作，甚至还提出过收回租界的议案。这说明了何其巩实不愧为一个头脑清楚的青年市长。
　　何其巩任职仅一年，１９２９年５月８日在主持完市政府市政会议第３６次常会后，便称病不再上班。回到家乡安徽任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１９３３年，他再次到北平，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委员会秘书长。１９３５年，任冀察政务委员。这最后一个职务他是不大情愿接受的，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亲日派为主，他不愿意名列其中。于是他便在次年转到北平中国大学校董会工作，并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北平沧陷期间，何其巩一心一意办教育，坚决不任伪职，他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合称为在北平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曾令何其巩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北平特派员。不久，发现何其巩不是他的嫡系，并且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人，赶快撤销其名义。何其巩回到中国大学。１９４７年，他辞中大校长职，在北平隐居。１９５５年，何其巩病逝，享年５６岁。

　　

童中

不错.只是时间不长,政声不扬.

快雨堂

值得骄傲！

hzjs

何其巩与中国大学
何其巩（1899—1955），安徽省桐城县人。年轻时曾先后在江淮大学学习法政和农蚕专业。后因参加五四运动，末得毕业便被开除。20岁就任芜湖农场场长。半年后至北京南苑，投入冯玉祥帐下，任秘书室秘书。后至苏联考察，不久同冯玉祥回国，参加冯玉祥国民军五原誓师，冯委何为国民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北伐战争后，在冯玉祥的推荐下，何其巩当了北京改为北平后的第一任北平市长，时年仅29岁。何任北平市长仅一年，蒋介石即任命阎锡山的亲信张荫梧接任北平市长，这是蒋冯暗斗的结果。

何其巩任北平市长时间虽短，但却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如主持改建原中央公园并易名为中山公园，修建了中山堂，为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建立铜像。在圆明园西侧，主持修建“三一八”烈士陵墓，安葬烈士，亲自撰写碑文。

1933年以后，何其巩逐渐转入教育界，先任华北大学校长，一年后转入中国大学任代理校长，后被南京教育部正式任命为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初任中大校长，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前任校长王正廷委派亲信祁大鹏为教务长，代王正廷控制中国大学。祁压制学生抗日运动，迫害进步师生，搞白色恐怖。在地下党领导下，进步师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驱祁运动，并推戴董事会常务董事主任何其巩为中大校长。这时教育部派来的另一个接管中大的人，也被广大师生赶走，南京方面出于无奈，始同意何其巩为中大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何其巩接受多方面的要求，留在沦陷了的北平，为了收容、教育华北、东北（伪满洲国）广大青年学子。从此何其巩一心一意努力办好中国大学。

关于当时中国大学的情况， 1942年10月31日解放区《晋察冀日报）刊载的于力先生撰写的《人鬼杂尾的北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北平城内有一所私立大学，是中国大学。近年经过校长何其巩氏努力整顿的结果；学校地位蒸蒸日上了。对于当地的敌伪，也很能灵活应付，维持着相当的距离，和相当的温度。不过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能维持到多久，谁也不知道，乃至校长本人也不见得有什么把握。据闻何氏曾被北平日寇宪兵队传讯过，未来的命运，正自难说呢？”。

以上这段话，正是在日寇铁蹄下何其巩与中国大学的写照。

8年期间斗争是复杂曲折的，汉奸慑于他的威望（有些还是何昔日的旧友），千方百计地拉他下水当汉奸，他坚决不同意，又不能深加得罪，只有尽量周旋。就这佯汉奸们对中国大学只能容忍敷衍，不敢过苛。日本人也是苦无良策驯服何氏以接收中大。8年期间日寇曾几次直接找何其巩麻烦。一次是1937年9月6日，日本武官今井武夫强令何其巩到他们的兵营，恫吓备至，不过当天即放回。日寇占领北平两个月，就想给何其巩和中国大学一个下马威，迫其就范。再一次是1944年4月5日（清明节），日寇将何其巩拘入煤渣胡同宪兵队监狱。这与何氏曾营救蓝公武、张东荪、王之相、张懋德（张靖，中共党员）等案件有关。何自认为必死，因而拒绝一切问讯，断然绝食。一连4天，日寇无可奈何了，派了一个高级人员，到监狱向何说：“外面的舆论对阁下太好，我们一定释放，但请复食。”并且当即将好汤好饭送到何的面前。何从日本人的讲话和态度看，释放不像是假的，便当即回答：“绝食是抗议，当然要出去，果真让我出去，必须在13日以前，这一天是中国大学的返校节（校庆），如果不放我，舆论更要扩大，而且学生会抗议闹事。”对方答应可以办到。至12日下午，真的把开释手续办好，将何邀至客厅叙谈。何问还要等什么？他们说等天黑再用汽车送回。何笑着说，可以不必。于是日本人把他送出大门。第二天即中国大学返校节，清晨何其巩到校。大学部和附中两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共4500余人（校友与来宾不计），在学校大操场举行检阅。大家惊喜校长脱险，齐声欢呼，同时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整个活动师生热情极高。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德、日、意轴心国日渐衰微。何其巩、张东荪、张懋德、许宝 、黄伯高等人组织的北方救国会已觉察到胜利的曙光，经常齐集在北池子何其巩寓所，讨论以后的局势。大家一致同意，今后仍必须佯同日伪拉拢，以便及时取得一些真实消息，防止其威胁。

总之，在长达8年的日寇铁蹄下，为使中国大学能够保持是一个中国人自己办的高等学府，何其巩费尽心力。他坚决不让日本人插手中大。8年间，学校无一日本人，除每周有两节日语外，绝无一节奴化学生的课程。同时，外文课开设英、德、日三门，学生可任选一种。学校还不挂日本国旗。当时中大财政情况极为严峻，除学生的一点学费之外，经费无着，一个教授每个月只能领到两袋面粉。虽然如此艰苦，但教授们坚决不去日本人办的大学去教书。有人向何校长建议，不妨暂时接受一些日伪的经济援助，以济燃眉，何校长认为这是饮鸠止渴，绝不可行。他说如果接受日伪的金钱，他们必然要派人来校控制，无异引狼入室。故8年沦陷期间，何其巩东摘西借，从末接受日伪一文钱。

何其巩还尽力维护和帮助留在北平的爱国学者和教授。

当时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学者，人人清贫自守，不肯与日伪合作。这些人不仅生活困难，而且由于在家赋闲，常受日本人骚扰，甚至受到迫害。何其巩就把他们延揽到中大教书，虽然薪水菲薄，但使这些人都有了栖身之所，保全了名节，并能发挥所长，为国育材。

在何其巩的努力下，中大在8年中日益兴旺发达；修建了校舍，建造了“理化馆”大楼；将院系增加到三院九系，由中国学院改建成中国大学；在师资方面，在燕京大学停办之后，该校部分优秀教师如郭绍虞、胡鲁声、袁贤能等等，都被延请至中大任教；学校招生年年有所扩大，收容了大批华北、东北失学青年。

就这样，在敌人的铁蹄下，何其巩先生凭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稗阖，与敌伪周旋，和魔鬼打交道长达8年之久，使中大保全下来，使自己保全下来，终于熬到了胜利，实属万分不易。

作者简介：赵乃基，1946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原邮电部劳动工资司工资处副处长，北京市民革成员。

hzjs

就这样，在敌人的铁蹄下，何其巩先生凭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稗阖，与敌伪周旋，和魔鬼打交道长达8年之久，使中大保全下来，使自己保全下来，终于熬到了胜利，实属万分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