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桐城

空气

五千年中华文化不同的时间定格于中国大地不同的地域，17世纪时定格在了桐城。这一次停留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坛两百多年，而于桐城的影响则成为永恒。

桐城因其为桐城派的发源地而声名远播。作为桐城派的桐城，它包括今天的桐城市和枞阳县。桐城地处皖鄂赣交界的安徽西南部，这是一片空灵神奇的土地，“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为江、山咸阳之地。盖古桐城春秋时附于楚，三国时隶属吴，后因其地又西邻湖北，东望江浙，便有“楚头吴尾”之称。

桐城物产丰富，山川亦“秀绝人寰”。明代理学家陈献章游桐城，写下《题王判府相桐乡深处》诗，说桐城是“十里溪流十里花，居民多在水之涯”，“僻静园林开栋宇，宽间田地种桑麻”，“天下原无此地佳”。

最能体现桐城“地佳”的，莫过于其境内之浮山。浮山突起于平川，三面环水。登临这“山浮水面水浮山”的浮山，人似乎要随山飘飞。春江水涨季节登山，鸟瞰浩淼的湖水，令人油然有“湖光荡漾欲飘天”的幻觉。浮山又以怪石、奇峰、幽涧著称。唐代诗人孟郊以“鬼斧何年开石室”称浮山之洞；宋代王安石游历浮山后，感悟到朱门的“翡翠鲛绡不值钱”。据说东汉道教丹鼎派创始人左慈曾隐居浮山，自后，浮山就成为历代朝廷官宦、方外高僧、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之地。据现存山上483块摩崖石刻看，唐之白居易、孟郊，宋之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明代陈献章，公安、竟陵两大文学流派创始人袁宏道、袁宗道、钟惺，都游历过浮山，留下了石刻、诗篇。

生长于桐城的明代大哲方以智说，浮山的“石头壁立常伸指”。方氏得以有后来如是成就，恐与桐城“石头”时常“伸指”指点不无关系。而只有方以智，以至于桐城人，才能体悟到桐城“石头”的“伸指”。正是经此悟化，得使斯地与斯地的人一齐活了起来，终于在明清时代孕育出了灿烂的桐城文化。

说桐城文化，首先得讲桐城文化的象征——桐城文庙。作为明清以来当地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文庙雄踞老城中心，其南面临广场，东西北三面为名人故居集中的老街所环拥，有如众星拱月。文庙始建于元代仁宗延元年（公元1314年），明洪武初年移建于今址，后因兵火与风雨侵蚀，明清两代修葺达19次之多。如今的文庙依然格局堂皇，古朴典雅，颇有皇家建筑风范。

文庙建筑群以大成殿为中心，以“御道”为中轴线，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棂星门、泮池、泮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东西长庑等。门楼正中鎏金“文庙”二字，系赵朴初题书；红砖围墙上“万仞宫墙”四字据说是慈禧御笔。大成殿内供奉着一圣四贤十二哲的坐像。当年每至秋闱，这里便香烟缭绕，士子不绝。传闻“天启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百科全书” 式大哲学家方以智、“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以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等众多名臣硕儒，于成名前均从泮桥上步入大成殿祭孔，以致金榜题名，故誉“泮桥”为“状元桥”。迄今，人们仍视登斯桥为吉祥如意之乐事。

不知是因为桐城浓厚的文化气息催生了文庙，还是因为文庙的兴建促成了此地的文风昌盛。总之，自有此文庙以来，桐城文化就开始崭露头角。桐城士子们似也从那一天起就不遗余力地为文庙增光添彩，因为他们的努力，一个驰骋中国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横空出世，终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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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学界将他们连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统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绵延200余年，麇集作家1200多人，留下传世之作 2000余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派。近代国学大家马厚文有诗为赞：“黄舒山水古今奇，释氏衰微儒士追。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

从明中叶以来，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桐城派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而渐大，至姚鼐而鼎盛。方、刘、姚为“桐城三祖”。方苞为学为文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志向。又提出“义法”主张，“义”为言之有物，“法”谓言之有序。在任翰林院侍讲时，编成《古文约法》，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乾隆初年，该书成为钦定古文教材。“义法”理论由之受到士林普遍重视。刘大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经刘大之力，桐城派开始具有全国性影响。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乾隆四十二年，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姚鼐为文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至今仍被世人称为古文读本精赅之书。其弟子数以千计，弟子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南北诸省，皆有传人。至姚鼐，桐城派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了“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同时还形成众多桐城派的别支。有名的如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阳湖派”，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侯官派”。

姚鼐之后，桐城派开始衰落。到了近代，又出现了一个天下士人以桐城派为正宗，从学者“如蓬从风，如川赴壑”的“中兴”局面。这不能不归功于桐城派士人为学为文的“近代转换”。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在为政为学为文方面，都为变法图强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政者如“桐城中兴”之主的曾国藩，为中国洋务筚路蓝缕；如桐城派名士薛福成，其经世之文，被当时士林推为“首屈一指”，他对西学的研究和西方社会情势之了解，被黄遵宪誉为方今于此者，“无逾先生”。“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用古文言变法图强，革弊布新，被时人誉为“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辞，国朝名家无此境界”。对桐城派的近代使命最为自觉的当推吴汝纶。他认为其时文化的急务是翻译介绍西学，可当时天下士人崇尚的是八股文、考据之文、案牍之文，用这类文字翻译，既不能达西学之真谛，又不幸而陷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境地，自为“有识者方鄙夷而不顾”，其何能开启民智？于是他和弟子及同人，对桐城派古文进行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收效巨大的现代应用转换。桐城派文风转换最为成功的代表当推林纾与严复。他们用桐城派简洁典雅通俗的古文，翻译西方的小说与学术著作，其著作风靡全国，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成为古文现代应用的典范。力主白话文，反对“桐城谬种”的胡适，事后也不得不承认，林纾、严复的古文应用，取得了“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然而让桐城人津津乐道的远不止这一群名载千秋的大文学家，更有历史上著名的“父子双宰相”张英和张廷玉。

张英是清初理学名臣，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他为官清正谨严，一生深受康熙宠信，康熙称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为人又极谦和，遇同僚“善气导迎，未尝有迕”，家居则乡邻以至仆隶“常得其和，……无所寄怨”。有名的“六尺巷”故事就源于张英。

此巷位于文庙西南不远的西后街，巷南原为张英府（旧称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巷长100米，宽2米。其时，相府家人与吴氏因地界发生纠纷。家人遂驰书京城，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诗，旋即拆让三尺，吴氏深为感动，也退让三尺，于是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据说1956年中苏两党出现分歧，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还曾吟咏此诗。如今在六尺巷立有两座刻有“礼让”和“懿德流芳”的牌坊。行走于六尺巷间，感觉有一种别样的清凉雅静，仿佛灵魂受到一次洗礼。试想以首辅之尊礼让三尺，恐怕不光吴氏深为感动，就连天下人也都要为之感动了。桐城人在这样一种礼让之风里生活，真是够幸福的了。

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在中国历史上，张廷玉并非著名宰相，但却是中国历史上连任二十四年、任期最长的一位宰相。任上深得雍正、乾隆两代皇帝的信任。雍正生性多疑，但独独相信张廷玉，二人甚至 “名曰君臣，情同契友”，这一点与张廷玉的性格有直接关系。良好的家风使他养成了为人谨慎、不事张扬的性格，他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雍正也称他“外和平而内方正”。及至乾隆朝，汉臣的比重逐渐上升。当时讷亲被称为“满洲泰山”，而张廷玉则为汉臣众望所归，称为“汉江砥柱”。乾隆皇帝对这位三朝元老也敬重有加，当时张廷玉官至军机大臣，封至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死后，乾隆下诏以皇族礼仪厚葬，加谥“文和”，配享太庙，成为汉臣配享太庙第一人，并开清代文臣封伯侯之先例。所以他的墓园也叫“文和园”，位于风景秀美的龙眠山麓，墓道旁排列着形态各异的神兽和石刻，颇有皇家气派。墓园里还有两块雍正亲题御碑，称他为“赞猷硕辅”、“调梅良弼”。

桐城文化如此兴盛与桐城人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桐城私塾起源很早，到明代已遍布城乡，明清时期桐城“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许多贤达智者，淡泊名利，乐于乡里开办教育。方学渐便是“以布衣振风教”的典型。桐城派的大儒们首先也都是大教育家。明清两代，县学和私塾为桐城培养的进士达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实为罕见，以至时有“满朝进士半桐城”之说。

及至近代，新学兴起。传统教育发达完善的桐城，面对新事物亦不甘落后。从文庙向西北去不远，便是著名的桐城中学，其创始人即是被誉为“近代教育先驱”的吴汝纶。这位吴先生曾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办起中等教育来游刃有余。1902年吴汝纶游历日本，有感于日本近代教育的发达，回国后便着手创办桐城中学，成为安徽最早的三所中学堂之一。“桐中”的校址当年曾是桐城派文人聚会讲学的地方。走进校园，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众多石刻点缀于林阴之中，一不留神便与名人撞个满怀。校园里有一棵参天银杏，相传是姚鼐亲手所植，人称“惜抱轩银杏”。“桐中”的校歌借词入谱，记载了吴先生等先辈创业的辛劳，洋溢着“桐中”人对这位“校父”级人物的崇仰和爱戴之情。桐中的学子们也丝毫没有辜负吴先生“代起人豪”的期许和“勉成国器”（校训）的嘱托，章伯钧、朱光潜、慈云桂等彪炳中华近现代史册的人物就是“桐中”学子的佼佼者。

章伯钧少时就读于桐城中学。1922年，与朱德、孙炳文等一起赴德留学。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他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两大民主党派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朱光潜，16岁入桐城中学，他先后在英国和法国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通晓多国语言，是中国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第一人。他于60年代撰写的《西方美学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他长期献身于教育事业，为培养和扶助新人花费了许多精力。身为美学界名副其实的老前辈和权威，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却是：“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

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之父”的慈云桂，18岁毕业于桐城中学，其后在湖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读。1958年，在艰苦的环境下，研制成功了晶体管计算机。1977年，他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经过6个春秋的奋斗，终于研制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型计算机，为推进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桐城的教育还造就了一大批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诸如方东美、方孝岳、方令孺、马茂元、舒芜等。在桐城，教育与文化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一方面桐城的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誉满文坛的大儒，另一方面桐城的文人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又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使得桐城文化很快向全国乃至海外传播扩散。著名文史学家罗哲文在考察桐城时写道：“想过去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看今朝人文重崛起，再度领风骚”。文都桐城，代有传人，也就有写不尽的桐城文章。（来源：《人物》杂志 作者：查昌国 沈志富）

杜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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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原名：《桐城－－天下高文归一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