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徽商文化

寒香天仙子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

　　1847年胡雪岩筹建杭州胡庆余堂时，选择精通业务的经理。他测试过三个候选人：第一个精通算计，认为开办药店的目的当然是赚钱，成为经理之后，可以每年赚白银十万两。胡雪岩听后一笑谢绝。第二位主张头两年少赚，以后再赚大钱，胡雪岩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店，就要敢于首先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岩认为深得我心，当场决定聘用他。为了打响药店的牌子，胡雪岩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的中医，一起收集研究中医的古代验方。对这些中医，胡雪岩待为上宾，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一旦他们为药店研制出一种新药，就给予优厚的报酬。在胡庆余堂的店规中，有一种“功劳股”，就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奖给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种红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获得者去世为止，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



　　“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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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香天仙子

徽商特性：缘何徽商多儒商

　
　　历史上，徽州商人不仅很会做生意，而且不乏好读书者。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清代绩溪县人章策，自幼爱读圣贤书。成人后，在浙江兰溪随父习贾行商，并因经商得法致富。他的爱好是买集善书，因而积聚书册万卷，并孜孜以读，每日商务再忙也从不间断。

　　明代休宁人汪应诰；出身于盐商世家，诗书五经却无不精。汪氏宗谱记载他曾经商于闽粤一带，称其为“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对《通鉴纲目》等诸典籍研究很深。传说他商务得闲时，常读书到了如痴似狂的地步，有时甚至能在书房中整整坐上一日，专心致志地阅读。每当有人临科考试茫然不知论题的出处，偶尔来求教时，他即能告之此题出于何处，求者回去翻书，竟不差分厘。

　　同代人黟县胡春帆，更是非同小可。相传他每到一地，必先入书市观书，尔后再做生意。他通常一买就是几百本，致使后来“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虽然家为富商，他却始终保持着徽州人祖辈传统的节俭美德，举家老少概不锦衣美食，唯有求书见慷慨。

　　著名盐商吴鈵，徽州歙县人氏。据史书记载道：“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可见他一生是很勤奋的，后来是“昼筹盐策，夜究简编”，较有成就。

　　明末时，徽州婺源县，有个商人王尚儒，十五、六岁就离开家乡赴荆楚经商。当时正值战争频繁的多事之秋，商行里规定轮流守夜值班，以防不测。同行们无不认为是项苦差事，而尚儒则以此为乐道：夜读通宵，有公费油膏，无人干扰，真乃是美差!他主动向商行提出：愿代诸同事守夜。上下自当拥戴不提，同事们更是感激不尽。于是他夜夜读书达旦，学问长进很快。

寒香天仙子

徽商：百年品牌 诚信当先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商家在营市利人的同时从中获取合理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嘉靖22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亦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徽商在各行各业，正因为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才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因素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