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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为重建学术世家鼓与呼 邸永君
回顾中国文化发展史,有一道奇特而靓丽的风景,那就是学术世家。文化和学术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长期积累、薪火相传,才能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注重文化本位,且崇家世、重人伦,久之便形成了浓厚的家学传统。即在同一家族之内,或父子相承,或叔侄相绍,或祖孙相继,将一个家族逐渐形成的学术优势保持并光大,使得后人能够在较高的学术起点上继续发展,因而达到其他家族子弟所不能达到的水平和高度。这样,使得学术在稳定中发展,文化在传承中提高,学术世家也就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例如,汉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三国时期的蔡邕、蔡琰父女,曹*、曹丕、曹植父子,东晋的阮瑀、阮籍父子,颜之推、颜师古祖孙;唐代的王通、王勃祖孙,姚察、姚思廉父子,李善、李邕父子,杜审言、杜甫祖孙,杜佑、杜牧祖孙;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李格非、李清照父女等等。
[color=#ff3030]时至清代,学术世家仍势头不减。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据《清史列传》载,清代最盛之翰林世家乃六世翰林之安徽桐城张氏。自康熙朝张英始,其后又有其子廷瓒、廷玉、廷璐、廷琢,其孙若潭、若霭、若澄、若需,曾孙敞,玄孙元宰、来孙聪贤共六代十二人得入翰林,且代无间断,诚为空前绝后之隆恩荣选。从时间方面考察,以张英得馆选之康熙六年(1667年)始,至聪贤得馆选之嘉庆十年(1805年)止,该家族绵延于玉堂达150年,足见其家风崇文重教之盛。[/color]
考察上述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当是古代中国与欧洲各古老王国拥有稳定的贵族世系的情况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伴随着周期性政治危机的爆发,往往导致王朝更替,玉石俱焚,千古一系的贵族如凤毛麟角,只有被历代统治者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家族可算是跨越朝代而经久不衰者。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又无成熟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今日得势,刮地三尺,明朝被逮,物尽充官。所以,绵延千载的富家巨室也鲜见于域中。但对文化的推崇,却是一以贯之的传统,若想让家族跨越王朝更替而经久不衰,就必须让子孙读书应举,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也。至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已非常稳定而成熟,对社会生活影响之大,实难以形容。在汉族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科举世家。这些家族中拥有科举功名尤其是进士功名者绵延不绝,形成了厚重的尊师崇文的家风,在传统社会中享有崇高声望,产生过巨大影响。
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这种尊师重教、绵延不绝的传统一直持续到近代。如俞曲园、俞平伯曾祖曾孙,商衍鎏、商承祚父子,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梁启超、梁思成父子等。然而,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古老的文化传承体系出现了断裂,学术文化世家已泯然不存。这是当代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的原因到底何在?当然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近几十年之中,种种变故接踵而来,批判矛头首先指向文化学术领域,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直到“文革”,人文知识分子累受重创,一日数惊。在这种情况下,国学大师莫说学术文化世家之承传,就连自身亦难保全。再传学术,不仅自己获罪,还要殃及子孙,真是得不偿失。“文革”收场,拨乱反正,政治环境大大宽松,然而拜金主义又开始盛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门庭冷落。绵延千载的优良传统竟在几十年中便被荡涤殆尽,足令人扼腕叹息。
杰出的学术文化世家是中华文明的骄傲,学术文化世家的消逝是时代的悲哀,反映的是时代变迁中的文化断裂和整个社会的学术水准的降低,因此决不可小视。这绝非私人或家庭小事,而是社会问题。学术文化世家的重新构建,关乎未来中国学术之兴衰。我们应努力营造一种氛围,既能发挥诸位大师及其传人的潜质和努力,也要让外部社会条件与文化传承的规律相互适应。在文化学术制度建设方面。首先应当允许甚至鼓励有杰出成就的学术大家招收和培养子女或子侄做自己的研究生以继承父业。博大精深的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文化有极强的继承性,诸多研究课题或项目,往往需要一代甚至两代、三代学者前赴后继才可圆满完成,除了团队合作、学术文化世家往往更容易承担上述学术重任。探讨一下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现象的原因,为学术文化大师的产生而筹划,为学术文化世家的传承后继有人而鼓呼,应是一项具有忧患意识、超前意识的明智之举。(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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