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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不“轻信”的方孝岳 王剑丛
近来偶然翻阅今年恰逢90诞辰、已经纸页泛黄的《新青年》,竟看到我早年的老师———方孝岳教授的一篇文章:《我之改良文学观》,由此联想起关于他的一些轶事。
据方孝岳的儿子舒芜著的《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所述,方孝岳名“时乔”,“孝岳”是他的字,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初祖方苞的后裔[网编:此说有误]。早年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22岁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预科,29岁的胡适见到他时,说:“真没有想到你是这么年轻!”方孝岳后来还辗转任教于华北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时间最长,前后达30多年。著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春秋三传考证》、《左传通论》、《尚书今语》等多部。
也许太过于专注学问吧,方孝岳的家庭婚姻生活并不如意。桐城五大家,张姚马左方,结成复杂的姻亲网络,方孝岳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双方的父母指腹为婚的,新娘子马君宛的父亲马其昶也是桐城派的传人。但是,没几年便发生了婚变。他的第二位夫人生了两个女儿后又离他而去。不过他的家庭生活虽然不如意,他的人生道路还算过得去。他那理性、审慎的个性使他在逝世(1973年)前的几十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风浪中,一次次逢凶化吉,没有翻船。
据《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四期记载:1956年,中山大学的教授们评职称,以方孝岳的学术成就和资历,他本来应该可以评上二级教授,但却被评为三级,许多人认为不公平,要他去申辩,但他很理智,就是不说。1957年,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专门到中山大学来找老教授开座谈会,会上陶铸的话很有感染力,他说:办大学,我们哪里懂啊?我们是从山上来的,办大学,那就是要凭在座的各位先生。他这么一说,立刻有许多人发言,毫无保留地提意见,场面很感人。1957年,方孝岳的儿子舒芜被打成右派。文革时,父子谈起了此事,方孝岳对儿子说:“你们就是太相信了,我就不信,中山大学开座谈会,陶铸来动员鸣放,话说得恳切无比,我一言不发,别人暗地里催我谈谈我评级不公的问题,他们发言,把话往我这里引,我还是一言不发,哪里像你们把事情全当真。”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真的在会上表达他对评职称不公平的不满,那么“对现实不满”的帽子就会等着他。由于他的理性与审慎,他没有“轻信”,因而逃过一劫。舒芜缺乏经验,太“轻信”了,就被打成右派,方孝岳的女儿、女婿,也同样因“轻信”被打成右派。一家五口有三个右派,实在令人不胜唏嘘。而方孝岳反而安然无恙,其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方孝岳的《我之改良文学观》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从文章的观点来看,也可以发现方孝岳是一位极审慎、极理性的人。五四时期,他对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表示了热切的支持,认为这是划时代的“盛举”,但对有些人对我国的传统文学采取彻底批判、彻底否定的虚无主义的立场,却持不同见解。他说:“吾人既以西洋文学之眼光,考我国文学史之得失,则不可不将西方文学之异点,表而出之,知其异点,然后改良者有序可循。”方孝岳没有对旧文学一笔勾销,也没有盲目西化,他认为既然以西洋文学的审美标准作为考察、衡量我国文学的得失,就必须先研究东西方文学之不同点,知其长短,两相比较,进行改良,才有章可循。
陈独秀独具慧眼,对这篇文章特别加了按语,表示赞赏。自此,方孝岳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成了好朋友。据舒芜发表在2005年5月第五期《万象》上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所言,方孝岳结婚时,陈独秀、胡适在百忙中还参加了婚礼,使旧式婚姻充满着新派的气氛。但女方的家长是老派学人,不愿与他们相见,拒绝出席婚礼,弄得有点尴尬。后来,舒芜也以文名世,更因卷入胡风案的是是非非,而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
1958年全国开展红专问题大辩论,所谓大辩论,其实就是大批判,批判那些只专不红的知识分子,中山大学中文系把容庚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拿出来批判。据说,不管谁批判,容庚总会反驳,唯独对方孝岳的发言,容庚没有反驳,默认了,并非方孝岳与容庚有什么私人交情,而是方学问渊博,为人理性,讲话实事求是,也许是他的人格赢得了容庚的尊敬。(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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