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友人]高才饱学李敬夫

桐川

[size=3]高才饱学李敬夫
□　吴汉卿

李敬夫，即是李诚。我曾草成两篇短文介绍其生平事迹，后见他人也有介绍其生平的文章。近年我在翻阅尘封资料中，发现我和他人所写的李敬夫生平事迹，其时间衔接多有差错，叙述的事实也有不准确之处，对相关的背景材料未交代清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个残缺不全的李敬夫。今特撰文对李敬夫作一较为准确，完整的介绍，以弥补对这位乡贤的失敬。
　　李敬夫，号诚，原名泽宗、曾名秀臣，敬夫为字。１９０６年生于贵池（今属石台）占大南源村的一普通农民家庭，幼年在晚清孝廉王朝忠开办的私塾读书，通读了《四书》、《五经》及唐宋八大家古文，过目成诵，被当地人称为神童。至１７岁时，塾师王朝忠自觉无能力授其课业。１９２３年即敬夫１８岁这年，至德县周凡设立宏毅学舍，聘请年逾花甲的“桐城派”末期著名散文家、光绪年间举人姚永朴（１８６１年—１９３９年）为学舍教务。在王朝忠举荐下，敬夫前往至德宏毅学舍深造。姚永朴阅过敬夫几篇作文，深为其清丽的文字，严谨的说理，恰到好处的用典，透熟的古文辞所折服，便将这位年轻才俊李敬夫推荐给致仕在家养病的姐夫马其昶。马其昶字通伯（１８５５年—１９３０年），“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曾任光绪年间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参与纂修《清史》，名驰天下。马其昶测试了李敬夫的古文辞，确实国学功底不浅，便收他为弟子，食宿于马家，马翁悉心传之古文辞真髓。并命其担任长孙茂元的童子师。马其昶长子名根硕，字伯周，天才颖异，年２０岁任陆军上校秘书，长媳郭氏湖南湘阴人、翰林院侍讲郭立三之女，亦有文才。茂元出生后，其父根硕即病卒。二三岁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宋人浅显诗句。后请来家庭教师，专为茂元授课，马其昶觉得这个教师才学不理想，正谋求高才饱学之人。敬夫来到马家，马翁喜出望外，其年茂元９岁。敬夫一边跟随马翁进习古文，一边用四管其下之法给茂元授业。一是由浅入深指导他用相传的刘大櫆、姚鼐诵读古诗文的声调诵文吟诗，在抑扬抗坠中体现文理辞气与精神；二是对《论语》、《孟子》中词语的解析全用姚永朴的讲义，对《大学》、《中庸》中词语的解析全用姚永朴之弟散文家姚永概之书，所选诗文亦皆用名家之善本；三是用乡里前辈的事迹自编历史人物故事讲给他听，让他增长知识，拓宽知识视野，从中得到启迪；四是或两日一课、或一旬数作，教他联字、联句、对对，指导他写日记、即事命题写作文。对日记、作文边改边讲，经过三年多的精心教习、辛勤劳作，茂元至１３岁时，不仅能下笔成文，文能成篇，而且敬夫已很难更改文中一字、一句。马翁常在亲友前夸耀敬夫才学，说“此子可畏”。
　　１９２７年李敬夫向马其昶谢恩再三，辞任至金陵，入南京国专系统深造国学。三年毕业后，又被马家聘为家庭教师，继续教马翁的外孙方管（即舒芜）和同马家世交、后成其为外甥婿的麻溪吴氏的吴孟复。其时方管与吴孟复分别９岁和１０岁。敬夫用授茂元课的方法教授他们两人，直至１９３３年方、吴两生入桐城中学，敬夫方才离开马家。旋即又被桐城的一些望族所办的经馆（高级私塾）聘为教师。先后培养出１０余名学者，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为三人即马茂元（１９１５－１９８９）、吴孟复（１９２０－１９９３）、方管（１９２１－）。在桐城任教的十余年间，敬夫结识了一批桐城文学名士，也使自己收获丰硕，学识更为渊博。所以他本人常说，“吾虽非桐城人，但出自桐城门下，终生受益匪浅，可谓半个桐城人”。清末民初，桐城文风方兴未艾，姚、马两家名震四海，一个异乡人能入其室亦很不易，而能授业其后辈，无满腹经纶的才华是万万不可能的。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９年李敬夫先后执教于石台崇实中学、贵池洁莹中学、贵池中学、昭明国专、巢县黄麓师范、江南文学院等学校。他讲课条分缕析，阐述透彻，释疑解惑，发人深省。尤以国文课讲得好，从古文字的来源和象形、含义、谐声等方面进行剖析。针对学生作文中“衤”、“礻”偏旁不分的毛病，他言简意赅：“衣”旁大都与服装、衣饰等有关，而“礻”旁则大都与意识、神鬼、祭祀等有关，使学生明析两者的区别，从此作文中很难见到这类错字。他还常用生动的故事，风趣的语言，调动学生听课的激情。如讲“兔”、“免”二字的区别，说兔子遇到危险就跑，开始还能看到一点尾巴，最后连一“点”也看不见了，当然也就免除了危险。这种通俗易懂的讲解，既增强了学生对字形字意的理解，又调节了课堂的气氛。凡课文中精彩段落，他除再三点明外，又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把词句念得铿锵悦耳，令听者精神振奋。
　　敬夫酷爱读书，对经、史、子、集、图、志、佛学、哲学等广泛涉猎，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和军事地理学，阅读了中国历代和现代西方的军事著作。他认为历史地理研究是地理学中很重要的一方，而我国地理研究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的正史中没有地理志，即使有又不免于太疏，地理学在正史中只是附庸。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给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领导写信，指出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地理研究所认为李敬夫是位难得的地理研究人才，决定调他到国家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安徽省有关部门认为他政治、思想都不积极要求进步，不适宜去北京工作。1953年，敬夫经安徽省著名历史学家李则纲举荐，到省文史馆从事地理研究。他如鱼得水，一头扎进故纸堆里，饱览群书，广寻博采，穷根究源，搜罗宏富。然而1957年因右派言论受批判，由研究员改为省文史馆图书管理员。他甘守清分，宠辱不惊，对地理研究痴心不改，锲而不舍，积铢累寸，就是在身处逆境的“文革”中也未间断。其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喊得震天响。1970年，合肥市武装部要他承担编撰合肥军事历史材料任务。敬夫夜以继日地查资料，仅用一周时间，就撰成一万多字的《合肥军事概论》。文中叙述了历代在合肥发生的战事，论证了合肥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今天与古代战争形势地理位置的变化异同，我们应该怎样准备才能适应备战形势的需要。此文得了有关领导的赞赏。此外，他还陆续撰写了《军事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三国战争志》、《唐代军事地理概论》、《历代军事地理概论》等专著。晚年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阐述中华文化变迁《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一书，刚写完一半，却悄然离开人世。享年72岁。
　　敬夫研究军事地理并非只是书生论兵。他常说，文人从军，弃笔从戎，古已有之。宋之辛稼轩，一代词之大家，能弃笔率义军抗击金兵；陆放翁一代文豪，至死不忘抗击金兵南侵；吴次尾乃一介书生，参加东林复社，明亡后，回里组织义军抗击清兵，兵败被俘，就义于贵池城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敬夫言行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支援朝鲜人民保家卫国战争。他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全身心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以一个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凭着自己多年的军事地理的研究，挑灯夜战，上书毛主席，就朝鲜战争未来的局势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军事部署，注意事项，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设想。中央领导批示，“此人若无政治问题，可录用安排。”公安部曾派员来占大区政府调查他的身世，意在录用，他因不明就里，怕有牢狱之灾，坚拒随行。来人临行前，吩咐当地政府好生款待他。
　　更为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是李敬夫学行兼优。在桐城的十余年所教授的后生对他极为崇敬，其中日后成了学者、名人者也没齿不忘他的师才师德师恩。他们深知自己成才，一是在少年时靠李敬夫锤炼了过硬的基本功，二是从李敬夫身上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和道理，不仅常给他写信问安，继续向他求教，有时还不远千里登门看望他。得知他辞世的噩耗，撰挽联、作哀悼诗赋，字里行间，饱含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感人肺腑。在其后的十余年中学教学生涯中，授徒数以千计，这些门徒在耄耋之年，回顾青少年时的学校生活和往日师长，必提到李敬夫之名，称赞他的渊博才学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就连与他年龄相差50岁的李克强也是十分崇拜他的忘年学子。十年动乱中李克强辍学在家，李敬夫睿目识英才，发现李克强求知欲如饥似渴，且又天赋过人，生怕“读书无用论”的政治形势误掉这位有志少年的锦绣前程。便不顾自己体衰视弱，主动积极地指导他读书，既满腔热情又严肃认真、专心一意地给他说文解字，五年如一日使只有初中学历的李克强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李克强无论是在北大读书时，还是登上团中央书记、河南省长和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的高位，都永记不忘李敬夫的教导、授业、哺育之大恩大德。他在《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说“学者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名副其实，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名不副实，这是少数。还有一类则是有实无名，这一类究竟数量如何，很难估算，因为他们鲜为人知。我所认识的李诚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他（李诚）是一位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汉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吴孟复教授和知名学者舒芜同称“李敬夫是学行兼优，高才饱学的一介贤儒。”上海师大教授、著名楚辞学专家马茂元说“敬夫师，是我学业的奠基人，更是我治学的楷模。”
　　李敬夫留传于世的著作除文中介绍外，还有《古诗文择讲》、《清代安徽学术》、《池上文存》、《李白秋浦诗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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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芬阁

呵呵，从李敬夫转到舒芜了。
看楼上二位过招，煞是有趣。
一矛一盾，有抵有挡。且躲开刀光剑影，三里街的一块又一块好盾牌，尽数受藏。

桐川

[size=3]李诚先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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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一明

　　笔者偶于报上见到占大（原属贵池，现属石台）为李诚老师塑像，感触之余，曾写过两篇稿子，分别刊于《池州日报》及《新安晚报》。几位热心朋友惠赠了几篇有关先生的文章，捧读之余，深有所感。特就有关问题略抒己见，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并就正于方家。

急待出版先生遗著

　　从几篇文章上得知先生生前著有《敬夫杂著》、《池阳杂俎》、《合肥军事概论》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等书。（先生去世前，拟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但未竣工，此书与《中国历史地理》是否为一书，尚不得而知？）据我的记忆，先生于１９４０年前即已开始著述，迄先生仙逝时（１９７７年）约４０多年，其著作估计尚止此几部？然仅这几本著作，至今尚未一本付梓出版，实为学术界的重大遗憾！

　　目前的情况是“出书难”，学术著作以其销售量小被视为冷门书，出版社极少愿意承印此类书籍，一般是自销大部分，或是自费出版。

　　李诚先生是我省罕见的学者。他于抗美援朝时，曾就朝鲜战争的发展局势、战略战术、军事部署、注意事项……等写成长文，上书毛泽东，引起中央的关注，并在文上批示：此人若无政治问题，可录用安排。先生此文若无真知灼见，是不可能产生这样效果的。

　　我以为，先生的学术成绩不仅属于他个人，而属于全县、全省甚至全国。我谨希望有关领导方面，能组织一下，号召一下，让学术界、企业界共襄盛举，组成编委会，搜集、审核、编辑、出版先生遗著，这是一件功在当代、福庇后人，具有重大意义及深远影响的工作，且所需经费不多（估计为几万元），想有识之士定会大力支援与促成的。

先生治学的派别

　　先生曾自称：“吾虽非桐城人，然出自桐城高师门下，与桐城派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谓半个桐城人。”（引自吴汉卿：《一位尘封的学者》）。

　　李诚先生于１９２１年赴至德县（今东至），入桐城名士姚永朴主办之宏毅学舍，姚甚喜李，后又荐李赴桐城，就马其昶先生求学。马是桐城派末期的代表人物，光绪间曾任学部主任，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曾参加撰修《清史稿》，是誉满全国的著名学者。李诚于马之门下数年，甚得马之欢心，成为马之得意门生之一。马后以年高，遂请李教其孙辈。以马老的学术地位，这一教席决非普通教书先生所能获得的。数年后，李告别恩师，东下江陵，考入南京国专，三年毕业，开始执教生涯。

　　由此可知，李与桐城派的关系极深，但也仅是“可谓半个桐城人”，而不是桐城派。

　　但《占大镇志》上有：“……有人称李为桐城文派最末的一代名家。”肯定先生为桐城派，然所据的是何人的文章却未详述。

　　笔者抗战时于丁香树洁滢中学聆听过先生两年的课，兹据我的记忆介绍如下：

　　某次上国文课时提到了桐城派，先生谈了以下看法：桐城派的鼻祖是方苞、姚鼐、归有光等，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学识博大精深，所作文章都有深厚的学问底子，含意深邃、形象生动，又深入浅出，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创立了桐城派，影响很大。到了后期，一般的所谓桐城派，缺乏深厚的学问底子，只学了些做文章的套子，徒有其表，缺乏内涵及功力。像马其昶这样根底深、讲究做学问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大意）。

　　这一段话，说明先生对桐城派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观点。

　　有次我在先生宿舍里谈起了《说文解字》，便问：“先生是不是攻‘小学’的？”先生笑着回答：“《说文解字》我涉猎过，但我不是搞文字学的。”我又问：“先生是攻什么的呢？”他答道：“我是搞魏晋的。”停了一下，他又严肃地说：“我是今体魏晋的，古体魏晋太难了！像章太炎老先生才是搞古体魏晋的。”

　　旧体诗中分古体与今体，听说过，不甚了了。３０年以后才搞清其区别。魏晋文学也听说过，其中又分今体、古体，则是闻所未闻，远远超过我的知识范围，我也不敢再问，先生也没加以解释。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先生先期受业于桐城派大师，但并非桐城派。他在古典文学中涉猎甚广。至１９４２年前后，他治学以今体魏晋为主。至其晚年（６０岁以后）是否有新的变化，则不了解？先生崇古，说《古文观止》是“村书”（见李克强：《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他１９４２年即攻魏晋，至老年却成了清代康熙时才创始的桐城派，这种可能性甚小。（起魏晋至清康熙其间相差１４００多年，而桐城派的影响主要在清朝。）这只是笔者一孔之见，深望方家教正。

先生仅是地理学家？

　　论者对先生的称呼颇不统一，如“经史学家”、“现代史学家”等，从原则上讲，这是正确的。然在实际分析时，都偏重军事地理。

　　目前所知先生的著作，约有四五种，其内容也不局限于军事地理。

　　１９４２年我上学时，即已听老师、同学们讲过：先生在研究、集录历代重大战争之资料，似在编著一本研究古代战史的书，这就必然要涉及兵法、战略战术、战争缘起及始末、天时地利人和……等，当然军事地理也是重要的一环。如认为先生只是军事地理学家，则大大缩小了先生研究的领域。

　　当时，我常去先生宿舍，每次都见桌上摊满了书，他手执毛笔，奋笔疾书。一有人来，则取张报纸盖上，他既不想为人所知，我也不想浪费先生的宝贵时间，闲谈几句，即便辞去。

　　五十年代，我回安庆，曾听老同学谈起：先生曾将自己的著作寄到北京某出版社，过了多时，稿子被退回，附有一信，大意为：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有原则区分，我们不可能以古人的作战思想去指挥现代战争。据此分析，先生的著作似不是军事地理，而是通过军史研究兵法、战略战术等内容的。

　　现在看来，编辑的意见有其历史局限，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结束，抗美援朝又复开始，中外战史研究可能尚未提到研究日程，持这种观点不足为怪。而现在军事教学、科研单位很多设有军史研究部门，这是后话。

　　综上所述，我认为先生不仅是位军事地理学家，还是一位军史研究专家，其研究对象囊括了军史的一切方面。

　　这篇小文目的是唤起大家的注意，如果先生的遗著得以出版，使大家得以了解著作的内容，这些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不用研究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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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在桐城任教的十余年间，敬夫结识了一批桐城文学名士，也使自己收获丰硕，学识更为渊博。所以他本人常说，“吾虽非桐城人，但出自桐城门下，终生受益匪浅，可谓半个桐城人”。

老汉

老汉认识吴孟复先生。
先生过世已经快10年了。
先生是研究桐城派的大师呀！

舒芜的岳父就是马其昶。

天山雪莲王

不是很熟悉.

桐川

被马家聘为家庭教师，继续教马翁的外孙方管（即舒芜）和同马家世交、后成其为外甥婿的麻溪吴氏的吴孟复。其时方管与吴孟复分别９岁和１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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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庐江人，不过既然属于麻溪吴氏，那么祖上一定是桐城人！

老汉

手头有一本《吴孟复评传》。
先生（1918-1995），过世前为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199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先生的《桐城文派述论》。
1995年2月1日病逝。
1985年黄山书社出版《刘大魁文选》。
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刘大魁集》（点校）。

三里街

[quote]原文由 [B]老汉[/B] 发表:
舒芜的岳父就是马其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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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吧？！我的印象，马其昶应是舒芜的外祖父，方孝岳的岳父。

桐川

“马翁的外孙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