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桐城]根 据 地

桐川

[size=3]根 据 地

●崔国斌

1

当我为这一切而叙述时，一个令我激动的场景又一次出现了，那是一团色彩，它燃烧着：地平线上一团特别的色彩。

——一个漂泊者的心灵图景。它在我的叙述之路上，是一个特殊的目的地。不过在它出现之前，故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能够让人产生冲动的声音，是一个陈放在心底的最深的梦境，是远方：一个小小的村落。生活的风暴——一个无需诠释的幻像——将我从那里连根拔起，但我一直“生活在出发的纯真中”(博尔赫斯语)。然而后来的日子，正如里尔克的诗句所表达的那样：

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

我依稀记得，1983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离开村子到镇上读书的我，对那个地方的放弃是主动的，由此带来的正是美国女作家维尔斯特所说的那种为了成长而导致的“必要的丧失”。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丧失”，让我获得了故乡：离开之后的出生地。它由那些记忆中的故事、人物和场景所构成。但，当它后来进入了我的视野时，却被置换成了一幅印象主义的草图。现在，1999年12 月的一个下午，我独坐在房间里，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体验和回忆虚拟着一条回乡的道路。

我将要到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2

东阁，我无数次发出过这样的声音，也无数次地在心底默念：我的故乡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现在，那团色彩被1999年12月一个下午的阳光点燃，但为什么看上去显得有些斑驳？

我试图敞开自己，抵达，并走向它的深处。

我揣摩着这个感觉。

一条特殊的道路：村道。它在我的思想里反复出现过，我曾经对它作过这样的记录：

“……一条小路通向村庄的外面：

我想到离开。”

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从我记事时起，它就已经存在。关于村道，本雅明在他的《单向街》里写道：“一条乡村道路具有的力量，你徒步在上边行走和乘飞机经过它的上空，是截然不同的。”从他们话音里，我似乎听出了这样的意思：唯有步行，才能真正体会到村道的力量。

现在，我沿着自己虚拟的道路，步行在村道上，迎向那团若即若离的色彩。

没有其它人，只有我，还有我来自异乡的妻子和四岁多的儿子在移动。这是我某次回乡时的情景。为什么我至今仍然在想：一踏上村道，我顿时便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村道所通过的是那个作为故乡而存在的村庄的外景地：黄雀圩。 “黄雀圩里的沟渠纵横交错，象蜘蛛网一样，”我至今仍然能准确地说出自己上小学时在一篇作文里写下的这个比喻句。记得老师给了这个句子这样一个旁批：“比喻不当，反而成了夸张。”但我直到现在仍然觉得黄雀圩里的那些沟渠，与蜘蛛网确实存在着相似点：沟渠，阡陌与田埂规划出的“井”状田块。它的形成并不很久远，因为我的已经作古的老爹和健在的父亲曾经参与过这个围湖造田的过程。黄雀圩无处不是人工的痕迹，它给予着我愚公移山的教育。但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劳动日后竟成了我的父亲被“整”的唯一和全部的“证据”。那里，本应该是一片成就劳动者的土壤。现在，黄雀圩里的冬闲田显得异常平静，在下午的阳光里，沟渠边一排排的大叶柳已落光了叶子；水，静止着，它的流动只受闸门和水泵的控制，在这个时节，没有人去启动它。四周没有劳动的场面，我们甚至没有听到田野里的一声鸟叫，因而只有我才能从田野、空气和色彩里获得激动，妻子与儿子是无法分享的。

我想，家，似乎永远是一个不用*心的地址；但偏偏有不少人都为此而*碎了心。故乡，正是由“家”而抽象出来的一个名词，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它从自己的视野里消失。

3

那个把房子做到村口的是谁？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曾经是生产队的队屋所在地。在这色彩的入口处，我想极力使用普鲁斯特式的追忆，从记忆的深处唤出失去了的时光和原貌。当记忆中的情形消失于16年后的一个远离而陌生视觉时，我不觉又置身于维尔斯特的“丧失”之中。我该怎样说出这一切？

在那里，一些人和事又与我重逢，我的目光仍然只是在记忆里转悠。自然，我要叙述的只是往昔的村庄：故乡那种地方；然而，就象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却是我所不在的地方，一时要把自己从色彩深处获得的回忆和体验叙述清楚，确实是困难的。

东阁，我的出生地，故乡，它在色彩的深处已完成了16年的变形。而我一直在用“低地”这个词语形容它。

这与它原先可能是一个湖有一些关系，推断起来，那里就是古雷池遗址的一部分，但那些情形毕竟只是从上辈人的口述中得知的，我并无切身的体会。作为一个行政村，东阁实际上由两个自然村落组成：獾子冲和茅墩。我出生在茅墩，在我记事时，村子的名字叫做东方红大队。它是一个江边的村庄，长江从它的东侧滚滚而过，东阁，除了临江的一面，我从一开始便觉得它与相邻之地存在着某种坡度：而置身于其中的我在13岁之前几乎没有走出那个地方，以至于直到今天，我对望江这个县份的了解还只是刚刚开始。

我始终认为，昔日的东阁，是极度贫瘠的，那里，没有一致的风俗习惯，没有一致的口音，那里，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东阁人。杂姓是移民的特征，这个历史的迁徙可以上溯到民国14年。在古雷池水域，围垦的甜头引来了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桐城、庐江等地的贫民便成了第一批垦荒人。直到解放后，还是从者甚众。在一定的地域关系里，碰撞，使得人们各自寻找自己的空间和群落；悲剧的产生正在这里：道德在人际关系的相互摩擦中被消耗直至大量流失。

我们家就是一个不幸的例子。

由于父亲的正直——在那种处境里，这是不幸的根源——我们一家被扣上了成份“帽子”。由于成份问题，连曾经参加过渡江战役，并随军到了大西南的二叔也受到了牵连；我的小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偷偷地踏上了入川的道路；而大哥，则不得不放弃学业，与小叔先后远走他乡，投奔二叔。父亲成了劳动改造的对象，曾一度失去了人身自由；母亲，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长期支撑着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家”。在我的弟兄中，只有二哥和三哥对那些日子真切地经历过，多少酸甜苦辣，我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家庭的蒙难对我没有构成深度的伤害。从我记事时起，母亲的贤慧和大度已经赢得了左右隔壁的敬重；父亲的坎坷也给他指出了“重新做人”的道路。但家庭成分的阴影却长期笼罩在我们的上空。为了摘掉“帽子”，父亲一直奔波到1980年。他努力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大队部的晒场上放露天电影的夜晚，大队书记对着麦克风向全场宣布了一个令我们一家欢欣鼓舞的消息。

我们终于变成“贫农”了。

4

家庭的沉浮和变故对我来说，是一个幻像式的背景，在我目力里：从童年到少年的快乐，不过是肉眼的一个错觉。但正是这个错觉，形成了我对故乡的情份。

在那里，我曾经有自己的一群伙伴，一个以游戏的方式维系的世界。那是一团梦游中的色彩：在池塘、在沟渠、在田畈、在江边、在树林、在草场，我们的天真、欢笑与泪珠是我记忆中最宝贵的部分。与现在的孩子不同的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使自己尽情地发挥，而这一切与成人世界几乎没有关联。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战斗片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题材，露天电影在公社巡回放映，给我们带来了黄继光、董存瑞、王成……我们的模仿也充满着火药味；那也是一个崇尚自然的年代，那更是一个崇尚母亲的年代。在我看来，故乡和母亲是不可分割的。埃里西·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使命》里写过这么一句话：“要理解决定一个人性格发展的因素（暂且不论那些固有的因素），必须从他对母亲的依附程度开始。”这话的有力印证者还有普鲁斯特。他沤心沥血写出的《追忆逝水年华》，从头至尾都堪称是一部写给母亲的倾诉之书。对于母亲的这种复杂的依附心理对我来说，同样也对应于那个村庄：它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村庄时代而存在的。

然而，我的村庄时代于1983年9月过早地结束了：一是母亲因脑溢血突然于那年9月4日的夜晚永远离开了我们；二是忙完了母亲的后事之后，我便打点行囊，在心灵虚空的阴影里离开了村子。

故乡的背景和村庄时代的结局，让我在色彩的哀怨里找到了自己；而我自己又仍然滞留在那团色彩的明快之中。

——我把那里叫做自己的根据地。

5

更进一步的地方：桐城，吕亭。一个跋涉的家庭，总是无法背离和放弃他们的发祥地。

这个地名一直至今天，都被我填在自己的籍贯里，它是一个概念，籍贯就是根的所在，它与自己的出生地无关。只是我对这个地方的了解难免失之于空白，除了路过，我没有从寻根的角度到达过那里。但它却具有归宿的意味，这在父辈心里的愿望更为热切。时至今日，除了母亲的遗骨被安葬在江对面的某个山坡上而外，桐城老家，静静地安息着世代先辈的灵魂。每逢清明和冬至，父亲总是把自己对先辈的敬意及时送达。他不止一次对我动情地说：“孩子，等你闲了，我带你到桐城上祖坟。”

这话听起来真叫人酸溜溜的难受。而我的行程到现在还只是个想法。我因此而歉疚。

“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有许多人死在途中”，在对故乡的叙述中，我反复默诵着那个老外里尔克的诗句，是的，离开了村子，就注定一生的漂泊。

故乡，是一团寄存着我们灵魂的色彩，我们将用毕生的精力走向它：进入生命的根据地和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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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

是的，望江有不少桐城移民。

桐川

昔日荒滩变良田 种粮致富奔小康——宿松县种粮大户胡仁太的种粮致富路

来源：安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作者： 陈再高











胡仁太，男，汉族，初中文化水平，40岁，现住复兴镇占峦村范墩组，原籍桐城。复兴地区素称鱼米之乡，向来有盛产棉花的美誉。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宏观调控的强化、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胡仁太在所处的复兴洲区，打破常规，合理地利用起了长期被忽视的地理资源，承包荒滩1500多亩，他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科技种粮的投入，靠科技、靠规模赢得自身效益，他致富不忘乡邻，靠诚信，靠服务，取得社会效益和自身经济效益双赢的格局。

瞄准市场，选准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三农”问题日益重视，尤其不失时机地鼓励农民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农民积极种粮，先后启动了粮食直补、大户补贴和良种补贴等系列激励措施，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农民，胡仁太同志深深地感受到这些年来，国家颁布大量的惠民政策，也不折不扣地落实了政策。从粮食市场分析，尽管粮食市场放开后，粮价有所波动，但行情相对稳定。同时，胡仁太祖籍在粮区桐城，有一定的种粮常识，加之通过书本和传媒上学到了大量有关粮食种植的管理和经营，使得他毅然投身粮食生产。但是纵观复兴地区有限的土地资源，人均1亩棉地的环境，胡仁太想到了紧靠的黄湖，那里无边无际的荒滩自古以来都因地势低洼而发包养殖，那里有开发种粮的潜力！2003年2月，在该片湖滩的竞标会上，胡仁太一举中标，承包荒滩1500多亩，一包5年。

全心投入，为产业服务

经过长期调查和酝酿，在行家们的指导下，胡仁太决定改鱼池建田种植水稻，但荒滩围田星罗棋布，沟网纵横，整体高程较低，改为旱地保障性不大，因此偿试在地势低洼处取土围堤造梯田，种养并举。初步测定，要将围坝堤顶高程达到16m（十年一遇的水位）的首期规划，需投入资金26万元，以后的加固工程可以分年实施，而且只要免遭高水位淹没，当年的产出完全能满足土方工程的造价。主意打定后，胡仁太在当年4月份通过融资、贷款筹措资金21万元，经过三个月的日夜奋战，整体工程初具规模，当年投入鱼苗10万尾，播种中晚400亩,一个昔日荒滩形成了养鱼、种粮兼备的地方。

2003年从播秧到收割完全靠手工作业，劳役艰辛，成本较高，但当年仅粮食一项仍净收益6万多元。在艰苦中我尝到了甜头，找到了乐趣，也认识到缺少科技投入的不足。04年初春，胡仁太多方筹资，组织资金12万元，一次性购置了播秧机1台，旋耕机1台，水泵3台，小型挖土机1台，从04年开始粮食种植作业全程机械化和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早稻播下后，继续围堤加宽培厚，堤顶高程达16.5米，从此走上了规模生产、机械管理的台阶。

选用良种，优质高产

在市场竞争中，向来以质量取胜，作为粮农大户在稳产高产的同时应牢牢地抓住稻谷品质。胡仁太同志在镇农技推广部门和复兴中心粮站的指导下，根据市场需求，推广适应复兴种植的水稻良种和种粮新技术，产量和品质逐年提高。2003年，种植本地品种，播种面积400亩，单产400kg，总16吨，产值29万元，稻谷盈利6万元。2004年选择江苏高邮“运糟粳7号”，播种面积700亩，单产550kg，产值75.6万元，由于加工出的大米色泽鲜艳，口感纯美，稻谷一经上市，热销一空。2005年推广种植“两优培九”，面积扩种到1300多亩，由于气候适宜，成功管理，单产创本地区历史，亩产达600kg，产值164万元。在种植时与复兴粮站签订合同，秋季收后全部售给复兴中心站。随着旱田的逐年扩展，鱼池面积渐渐缩小减，鱼业收入只能是副产品，每年净收益近万元。

示范带动，致富更思进取

胡仁太在近几年种植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他致富不忘乡邻，致富更思进取。在今年的飞虱防治中，他利用自己的机械无偿支持周边粮农，请农业部门的科技人员来为自己和乡亲们共同查虫治病，并自己出资聘请农技人员为粮农举办科技培训班。胡仁太致富后，对荒滩周边的水系、道路进行了简易维修，方便了自己和群众。

总之，胡仁太同志依靠党的政策，凭自己的智慧和辛劳，以诚信为本，靠种粮致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

桐川

桐城迁移到沿江和江南一带的人真的很多，包括附近的宿松、望江，江南的贵池、东至、石台乃至徽州、宣城地区，甚至江西的彭泽、湖口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