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快雨堂

　 　　方东树治经思想的核心是通经以致用，这也是他对清代汉学提出批评商兑的立足点。他的这一思想除了来自桐城理学之教，也与清初实学致用的风气相关。

　　明代后期，王学由极盛趋向衰落，阳明的“良知”之说渐导致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仅使学问走向空疏放荡，益且导致“满街都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思想盛行，致使道德日益败坏；而另一方面，元、明以来，以程、朱开科取士，大开利禄之途，导致为其学者不过以此为取富贵、沽名钓誉之手段，对于程朱之学实无所得。理学思想在明末实已难以维系士人之学术信仰，再加上朝廷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及清兵的入侵，最后导致亡国被异族统治的结局，更加促使明末清初的知识界对明代的学术作出反省。于是，有顾炎武大倡“经学即理学”之说，认为“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批评学术界“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 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不良风气，提出要恢复古之实学，可见，顾炎武所倡导之实学即“修己治人”之古学，实即强调修德与致用，反对明季士人的心性玄谈。要之，顾炎武的论学宗旨，本有“行己有耻”和“博学于文”二端，惜乾嘉学者只发挥了“博学”一端，究心于考先王之典，却忽视了综当代之务。方东树在对清代汉学考据提出批评的时候，亦有分别对待，他在《汉学商兑序例》中将汉学分作三派：
　　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而其人所以为言之指，亦有数等： 若黄震、万斯同、顾亭林辈，自是目击时弊，意有所激，创为救病之论，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杨慎、焦弦、毛奇龄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若加乎《儒林》之上，缘隙奋笔，忿设敲辞。若夫好学而愚，智不足以识真，如东吴惠氏、武进臧氏，则为嗣于是非。
　　顾炎武虽为清代考证学之开端，方东树对其却甚有肯定，认为他所提出的为学宗旨实是目击时弊，有为而发，意在矫枉。钱穆也认为方东树在这里对汉学提出的批评“良有见地”。方东树在另一篇文章《书后》中也提到“近世言考证之宗，首推深宁王氏(应麟)、亭林顾氏、太原阎氏”，而又认为“王、顾二家之书体用不同，而皆足资于学者，而莫能废，非独其言霰实而无诬妄之失，亦其著书旨趣犹有本领根源故也”，而至阎若璩已不逮，“体例不免伧陋，气象矜忿迫隘，悻悻然类小丈夫之所发”，不及“王、顾两家渊懿淳蓄、话意深厚、类例有伦”，方氏认为此“存乎其人之识与养”，而“识与养”即存乎人之“本领根源”。所以他尽管批评顾亭林等人禁言心性，为博溺于心之语，开启后来乾嘉学风，但亦承认顾亭林辈于“立身大节、学问根柢，不愧通儒”。
　　方东树于清初讲程朱的理学家中最推崇张履祥和陆陇其。道光十六年(1836)秋，方东树之弟子苏悖元携张杨园(履祥)全集来示，东树读后，“信悦服如冻饿者之获饔飧布帛”。他称道：
7 V7 r# ?2 Z) L/ L! V) {9 G- I　　近代真儒，惟陆清献公及张杨园先生为得洛闽正传。自陈(白沙)、湛(若水)不主敬，高(攀龙)、顾(宪成)不识性，山阴(刘宗周)不主致知，故所趋无不差，而清献与先生实为迷途之明烛矣。
, A) q: o, r/ r. P. c* M. V% Y 　　认为张杨园学术上最大的贡献在于辨阳明之失，订阳明之误，故深信前辈称杨园为“朱子后一人非虚语”，故在谒见学使嘉兴沈维躏侍郎时“启告以宜奏请从祀，并为刊布遗书”，极蒙沈嘉许，且授以陈梓所订年谱，方归而读之，惜其尚未尽善，故属弟子苏悖元重为编次。可见方东树对张杨园之著作思想极为重视。
" s; C  A& g# @, b% g 　　陆陇其一生亦宗朱子学说，著有《读朱随笔》、《三鱼堂文集》等，严辨王学之失，十分坚决地崇朱辟王。

他在反省明代学术之失和明亡历史教训后，认为应当尊崇程朱之学，主张躬行实践，以程朱之“实”补姚江之“虚”。他想通过重建朱子学说的权威来纠正王学空疏误国的偏失。在学术宗旨上，张杨园、陆陇其等基本一致，他们虽然并未越出理学的蕃篱，但要求把理学从空疏引向笃实，这是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方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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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萧穆记载，方东树得清初王源的《居业堂文集》二十卷，读后于上书：“此集乃文献所寄，宇宙不朽之编，非寻常文士之比，学者当共惜之。”集中丹黄评语极细。王源，字昆绳，乃颜元的第二大弟子，与李塔同门，他特别痛恨理学虚伪之病和门户之争。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指出：“东树一生，以卫道自任，于世儒之非毁程朱者，诋斥不遗余力，而推重王氏此集至于如此，良由源之宗旨正大，议论宏通，可以感人者为不浅也。”我认为，除此以外，王源的经世思想也是方东树认同他著作的一个原因。王源以为社稷生民建功立业为最大心愿，因此，他的文集中多经世之略，有论兵法之文，有论地理形势之文，有探讨土地、田租、商税问题的文章，也有对现行政府官僚制度提出了切实改革方案的文章。

　　在方东树所生活经历的嘉、道之际，正是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方目睹乾嘉学术界埋首考据与现实脱离的风气及社会国家日益动荡不安的局面，深深感到“知识学问与现实世界的断裂”所带来的危机感，故批评乾嘉学者“学不知要，敝精耗神，与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指出他们所谓的学问，不是真正的学问，只能称之为“嗜好”，无用于国家社会人民，而真正的“君子之学”，应当“崇德修慝辨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能够由己及人，达到体用皆治。方东树于此际提倡经世致用，一方面与当时龚自珍、魏源、陶澍等倡导的经世潮流暗合，一方面也继承了清初学者实学致用的学术思想，用以针砭现实世界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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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忠平 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龚　敏

程璟

方汉良，应该是桂林方十四世。居孔城南山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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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晚年以“仪卫”名轩，学者称仪卫先生。在清代中期学术史上，他以《汉学商兑》一书闻名，被视为与汉学对抗的宋学势力的代表。他七十时有诗云：“观妙同门叩玄牝，发书陈箧汰阴符”(《再读放翁七十诗句》)二句，自注曰：“少时曾注《道德》、《阴符》二经，老甘息机，《道德》时所研寻，《阴符》为无用矣。”他少时曾作《屠龙子释义》和《阴符经解》，二十八岁时作《老子章义》。在与姚莹的一封书信中他自道：“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可见其少时为学颇杂，然于百家之学中，却显然更钟情于义理心性之学，这与当时所尚是背道而驰的。当他二十八岁授经陈用光家时，致书姚鼐，自述“近大用功心性之学”，姚鼐闻此，在与同乡学者胡虔的一封书简中表达了极大的欣慰和寄望之情，谓“若果尔，则为今日第一等豪杰耳。”他三十岁时，姚鼐又在与陈用光的一封书简中赞许道：“敝郡殊乏人才，更求一方植之乃不可得。”方东树博观百家之书。然其自谓“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无二，以观他家，则皆不能无疑滞焉。”由此可知方东树选择朱子之学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是个人兴趣的选择和独立思考的结果。除此之外。其家学、师学、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学风的影响也是形成他思想特色的重要因素。本文拟从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学风这四个方面来讨论方东树的学术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