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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Z% z/ ]3 j! h, b中国文坛上符号式人物、文化老人舒芜去世了。《明报》的报道标题为“ 文字狱告密者作家舒芜87岁病逝北京。”这个说法是这个网络时代的标题党作派。但2009年好像流行“揭密”,章诒和掀开了黄苗子告密的历史一页。而今又有人盯上了舒芜。有趣的是,章诒和也是祖籍桐城。所以抚今追昔,想到了桐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不少文化人的遭遇来。可以说每个故事都有说不尽的伤痛,只是盼望老一辈文学家的遭遇不要重演。但恐怕重演是少不了的。萧伯纳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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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1 j% O7 X7 e胡风一案,岂能把帐都算到舒芜头上,而让制度、社会和历史摆脱干系?舒芜先生所作所为固有他的过错,可是是谁让一个时代的文人同根相煎?如果舒芜当时不发声,毛还要不要找机会整知识分子?这是不用多细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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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从《桐城古今》的序言当中认识舒芜的。他给家乡这本书小书写的序里,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他说这话他是从戏文里看来的:“洪秀全,曾国藩,齐来坐席又何妨?”可以想见作序时的心境,或许是盼人生的恩怨纠纷,能换到另外一个处境之下,一笔勾销。应该说,人与人之间,谅解了,和解了,接着往前走,这才是王道。但恐怕现实没有这么容易,他活了多久,就背负着胡风案的尴尬多久。如果说给《桐城古今》写序的时候,舒芜先生还有所期待的话,后来他选择了沉默。据他女儿透露,他去世前未曾留下任何一言,或许这也是一个姿态,恩怨与成就,全归为虚无吧(桐城方言中“舒芜”和“虚无”同音)。3 R* [& ^; q; s. R. T, M* [
4 A: z2 ?$ o2 n% I如果不是因为胡风案,以舒芜的学识和研究,早就是一“国学大师”了。这不是为他在胡风案中的所为开脱。开脱也不会成功,因为余世存为他的辩解都可以被一一破解。生前舒芜曾深刻反省“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但是这么说也没有用,似乎他始终要背着这个历史旧案一辈子。( h5 ?+ p4 u) b2 T8 Q8 Q6 U# n
/ ?+ b' d" V3 i# s4 A/ [这旧案也是悬案,由于牵涉甚广,且有政治、文艺、个人多个维度,故尚存诸多争议,真相也未必只是一个版本。还望文学史研究者能在舒芜先生去世后,多去调查,从不同视角去还原历史本原。由于事涉主观判断,感情介入,判断之前,应以当时原始资料为准,分析文本之间的差异,和事件的顺序和关联,并将其文章放入恰当的语境。不然,说他是,言他非,都脱不了排队找立场的套路。而正是这个套路,在当时的文坛刮起了腥风血雨。8 Y1 @' h5 H; S5 x( V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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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桐城好像老和文字狱牵连在一起。可是如果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上来看,两次文字狱其实一脉相承。当年康熙为了戴名世的《南山集》,要将戴名世一家灭族:“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戴名世遭此厄运,其实也是他出言不逊得罪了当朝权贵。“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睥睨一世,以司马迁自居,在《送蒋玉度还毗陵序》中写道:“今之所谓才士者,吾知之矣,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而士之论才士者必归焉。”结果当时的那些当朝权贵(要知道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他们很多也是文人),很不感冒,结果被都御史(相当于今日检察院院长)赵申乔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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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申乔是何许人也?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的父亲。当年得第二名的就是戴名世。可是后来戴的名声更盛于赵熊诏,这就好比杨雪仪当上了港姐,结果反倒不如亚军张曼玉一样。所以有人说,赵状元的状元,是其父亲走后门活动来的,戴名世才应当是状元。赵申乔怀恨在心,有机会公报私仇的时候,他不用才怪。见《南山集》中引方孝标“南明”年号,赵仿佛找到了 “硬伤”,毫不客气地向皇上告密了。那时候不叫告密,叫“参上一本”。9 C a! R'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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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康熙怎么又会信呢?这个又得说到君臣相处的复杂了。桐城出了两个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两人都韬光隐晦,并不招摇。家人造房子,和邻居发生地基纠纷,宰相修书一封给家人“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足见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城府深不可测。皇帝要用一个人,习惯这种做事谨慎低调,老成持重之人,不习惯戴名世这种头上长角的人物。而当时桐城文风很盛,有人叹:“天下文章,皆出桐城乎?”以至于科举考的时候,桐城有“五里一进士 隔河两状元”一说。桐城派大家方苞,李光地称他 “当与韩、欧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结果却也犯了“政治错误”,给“悖逆”的《南山集》作序,结果被抓个了现行,还好只是废为白衣,留廷察看。看来还是默默做事最好,一出头,皇帝就给你拍下去,让你知道你的的本份是什么。! B% E" w% I3 w* T) ^1 h
$ A' O0 w5 i$ K6 k舒芜本名方管,是桐城的“鲁谼方”,方苞是“桂林方”(我自己也是桂林方),但觉得讽刺的是,每次文字狱都少不了方家。虽然方苞和舒芜在这两次文字狱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性质大同小异,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说了错误的话,他们的写作,被怀揣他意(美国人说这叫hidden agenda)的统治者做了文章。张业松先生在《书屋》的文章颇有见地:“舒芜先生脑子里还是缺了最要命的一根筋:他似乎始终就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胡风的对手们牢牢地绑缚在胡风的战车上,身份极其特殊,只要他开口向着对方说话,就是‘起义’。”舒芜先生之所为,也有他无奈的一面:“《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我相信他后来确实也活在忏悔之下,谁曾料想他会在一个扭曲的时代,变成一个“猫爪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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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们希望用知识分子来达成某些目的的年代,三缄其口才是好办法。可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文人要不就站在统治阶级的一面,要不就是对立的一面。一个人可以选择孤芳自赏独善其身,可是更多人是不甘寂寞的,一有呼召,连李白都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按照中小学总结中心思想时的说法,这叫“远大抱负”。总而言之,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二元而不是多元的。现在的大学校长,都还是部级省级官本位,可见到现在这个传统还在,你要不听我的跟我干,要不请你走路,My way, or high way。知识分子不独立,会是民族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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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c+ n: r$ t$ v' k: c! p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关心国计民生,不过最好站在边缘去关心,不要和统治阶级零距离。当然也未必要站到对面。不然的话,你要不被政客利用,就被政客的反对者(或许也是政客)利用。另外,政治总是一阵风一阵风的,并无特定原则,理想主义的方法是玩不转的,它受制于现实需要。舒芜先生文革后潜心研究红学、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会不会想到,连鲁迅都有被赶出课本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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