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曾国藩作者：zhishu

蛰龙 · 发表于 2009-10-29 10:34:24

致九弟·余心不悦望溪之事
* ~) M8 `. H9 V 【原文】
沅弟左右：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惬，公牍中须有一事宝册，将生平履历，某
年中举中进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书中，与列祖褒赞其学
问品行之语，一一胪列，不作影响约略之词，乃合定例，望溪两次获罪，一为戴名世
《南山集》序，入刑部狱，一为其放人方某挂名逆案，将方氏响族，编入旗籍，雍正间
始准赦宥，免隶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请从祀孔庙，须
将两案历奉谕旨，一一查出，尤须将国史本传查出，恐有严旨碍眼者，易于驳诘①，从
前人祀两庑之案，数十年而不一见，近年层见迭出，向于无岁无之，去年大学士九四等
议复陆秀夫从祀之案，声胆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兹甫及一年，若遽违新例而入奏，
必驳无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惬者也。
望溪经每有贬词，最后《皇治经解》中，并未收其一册一句，姬傅先生最推崇方氏，
亦不称其经说，其古文号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亦另有宗尚矣，国藩
王于本朝大儒，学间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
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右私志之不甚惬者也。（咸丰十一年六月廿
九日）
【注释】
①驳诘：驳诉诘责。
【译文】
沅弟左右：
方望溪先生的事，于公于私都不满意，公牍中要有一本事实册，把生平履历，某年
中举中进土，某年升职降职，某年获罪，某年昭雪，以及生平所著书名，先人表扬称赞
他的学问品行的评语，一一罗列，不写一句空泛大约的话，才合乎公文的体例，望溪两
次获罪，一次是为戴名世的《南世集》作序，被列入刑部狱，一次是他的族人方某挂逆
案，将方氏全族，编入旗谱，到雍正时才准予赦宥，免于隶属旗籍，望溪文中说：“因
为我而宥及合族。”今天想请求将他陈列孔庙与孔子一起祭祀，要将两案历来所奉的谕
旨一一查出来，尤其要把国史中他的本传查出来，恐怕有严厉的圣旨碍眼，容易招来驳
斥诘责，从前入祀两庑的案子，几十年难见一次，近年来则层出不究，几乎每年都有，
去年大学士，九卿待义复陆秀夫从祀案，曾经声明以后外面不得群臣效尤，这还只一年
的事，如急着违反新规定而入奏，一定会受到驳斥是无疑的了。这三点是公事不令人满
意之处。
望溪经学，勇于自信，而前清一代的大儒，大多不太佩服，《四库书目》中对于望
溪常常有贬低他的地方，最后《皇经经解》中，并没有收他一本书，一句话，姬传先生
最推崇方先生，也不称赞他的经学，他的古文称为一代正宗，我少年时喜欢，近十多年，
也有了别的师从。我对本朝大儒，学问方面，师从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方面，
师从陈文蔡公。如果奏请从祀，要从这三个个开始，李厚庵与方望溪，不得不放在后面，
这是从私人角度看，感到不满意的。（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蛰龙 · 发表于 2009-10-29 10:35:06

zh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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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4 00:18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zhishu 于 2009-10-14 00:21 编辑

曾国藩梅、管、方、姚之后，桐城派的阵脚已不免散乱，尤其经过太平天国在东南一带的活动，对桐城派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也进行了猛烈了冲击。所以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详细地追叙桐城派文统时，慨叹“不闻桐城诸老之声欬也久矣”，而他也就以努力重振旗鼓自任。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故以他为中心的文派也称湘乡派。他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而成为摇摇欲隧的清王朝的“中兴功臣”，也为日薄西山的“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有《曾文公集》。

      曾国藩曾称姚鼐“持论闳通，国藩之初解文章，自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并尊姚氏于历代孔、孟、程、朱等三十二位圣哲之列。他的文论，既重张桐城姚鼐的旗号，实际上有很多变化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式突出“经济”。桐城派自方苞起标举“义法”，其“义”指“言有物”，范围应当说还是灵活的，但失之笼统，且在具体诠释和创作实践上常常仅囿于程朱理学，使作品越来越显得空疏。当时汉学正盛，考据家们以已之长，攻人之短，颇使桐城派难堪。姚鼐为摆脱困境，打出了理义、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旗号，以调和汉宋之争。对此曾国藩十分折服。

然而，义理与考据并重，不等于就此能真正摆脱“空疏”与“琐屑”之病，使文章有切实的内容，为社会所关心。而当时的现实，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更使人迫切地感到空洞的教条、烦琐的考证，难以直接地起到救世除弊、振兴中国的作用。因此一些有识之士都转向经世实用之学，并要求以此来充实文章的内容。这股历史潮流也影响着桐城派的理论。早在刘大櫆的《论文偶记》中即指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姚鼐也重视诗文表现“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荷塘诗集序》）。在桐城前辈中，擅长经济功业最著的姚莹更明确地增加了“经济”一项而提出读书作文“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吴岳卿书》）曾国藩接过这一口号，一方面将“多闻”还原为“考据”，以装得更像直接继承姚鼐的样子，力主“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求闕斋日记类编》）。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将此四者与孔门的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联系起来，以增加其权威性。在这基础上，他稍加发挥和大肆宣扬，使得桐城文士人人皆知。他当时解释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的涵义和关系曰：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当然，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这四者并非并重，“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曾文正公家书》卷四《致诸弟》）又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可见，他认为尽管义理与经济相合，但义理为体，统帅经济；经济为用，落实义理。假如再加以考据多闻，文章内容就不但显得充实，而且会增强其现实性，更能发挥其社会作用。这一发展无疑会使桐城文士觉得找到了补救空疏之弊的良策，使桐城派文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重视文艺特性。曾国藩在《致刘孟容》书中，尽管承袭了前人的看法而强调了“知道”对于“明文”的重要意义，但坚决反对“崇道贬文之说”。并进一步指出了“道”与“文”之间毕竟存在着矛盾，各自具有特点，假如强行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而欲达“道与文兼至交尽”的地步是十分困难的。相反，假如将“道”与“文”分开，让“文”充分表现其个性，则能使古文写得更好。因此，他在《覆吴南屏书》中竟说：“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可说理耳。”这样明目张胆地提出文学作品之一的古文“不可说理”的主张在古代文论中是极不多见的。这种论调在《与刘霞仙书》中说得更加充分，并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当具有“怡悦”人心的特点和功用：

      由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离而为二。敝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习，荡然若丧其所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士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直把它的地位看得非常崇高，假如在后起的本身被视作“小道”的戏曲小说领域内还承认其娱乐消遣作用的话，那么在正统的诗文领域内则从来都是强调其政治、教化作用的。而且文与诗相比，更显得具有浓厚的卫道气息。那些持“作文害道”说的道德家的说教姑且不论，就是“文以载道”、“明理”等思想也有相当的消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散文得以健康活泼的发展。如今，曾国藩能冲破这一框框，大胆地提出“道与文相离为二”，并标出“怡悦”二字，指明古文乃不同於理学教条文字而“别有一番文境”，其目标是要产生一种怡情娱乐的功用。这可以说是一种在中国散文理论史上“扫荡旧习，赤地新文”的见解。

      正因为曾国藩对文学的特性自有其认识，故不计较当时文台上的骈散门户之争，而往往能采取比较调和和折衷的态度，主张“古文之道与骈散相通”（庚申三月日记）。他的《经史百家杂钞》也选录了若干骈赋。曾国藩之所以重视治古文者济以选学，也是为了补救桐城古文的弊病。桐城前辈强调文字清澄雅洁，不许将“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入古文，难免使桐城散文的语言流于简朴无味。曾国藩在《湖南文徵序》中指出了这一点，说汉学家攻击桐城古文即“所谓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假如桐城古文内容惟性理说教而“空疏”，形式又“淡远简朴”而乏美，则不是走进了死胡同吗？曾国藩不满方苞“不用华丽非常字眼”也正由於此。而当时整个文台上也逐渐滋长起一种骈散相通的看法，姚门弟子刘开在《与王子卿论骈体书》中就发表了“两者但可相成而不可偏废”的见解。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李兆洛、蒋湘南等都有类似的看法。曾国藩及时吸取了这些新鲜的观点，希望古文家学习骈文以重视小学训诂、音节神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就是为了在加强行文气势（下详）的同时，以增饰文采而救其短。

      第三、深入探讨文境。曾国藩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有对于姚鼐阳刚阴柔说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把姚鼐分析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与政治道德原则联系起来，谓前者为“天地之义气”，后者为“天地之仁气”（《圣哲画象记》）。“仁”与“义”在古代有不同的意义。《说文》：“仁，亲也。”“义，已之威义（仪）也。”段玉裁注引董仲舒说：“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则由中断制也。”曾国藩于两美之中偏尚阳刚，“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复吴南屏书》），既以补一般桐城古文偏于阴柔之不足，也反映了他注重“威仪”“断制”的封建政治道德方面的倾向。另外，他又进一步把文境细分为“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种，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曾赞曾国藩集“桐城派之大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饮冰室文集》卷七十）。这虽然主要是就他的古文创作而言，但也适用于对他的古文理论的评价。曾国藩在总结历史、针对现实、博采众说、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就古文创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质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都发表了比较通融的看法，有些地方明显地对前人有所突破。这些问题，又都属中国古文理论批评史上所长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而自他之后又“罕有抗颜行者”（（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因此，曾国藩的古文理论不仅集桐城派之大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于整个中国古文理论批评的一次小结。

   曾国藩中兴桐城派之所以在文台上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以特殊的权势和文学才能确立了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与他自始至终注意培养和团结一大批人材有着密切关系。据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所录，其幕僚前后共有八十三人之多。除最后十三人罕以文学见称外，馀皆文声藉藉。而就古文辞而言，其中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声名尤著，世称“曾门四弟子”。四弟子中，吴汝纶在文论方面的影响最大。

      来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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