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辅仁会馆”到“桐城派”

一璐福星 · 发表于 2011-8-6 15: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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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枞阳《童氏宗谱》收藏赏读

　　几年前，我偶尔收藏了数十本枞阳《童氏宗谱》，原以为，此类古籍体裁狭窄，内容枯燥，大多没有什么文物史料和欣赏收藏价值，但在经过翻阅和整理之后，我不仅对枞阳童姓源流有所了解，对古人的尊宗敬祖及家族观念深感敬佩，并且坚信，枞阳童氏即便不是什么王公贵族、达官名流，但也绝非泛泛之姓、平常人家。

　　乡贤汇聚名流云集

　　明洪武三年，也即公元一三七零年，大明朱氏江山甫定，为了休生养息，治理国家，朱元璋下旨户部，进行大明王朝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安庆府桐城县的一个叫“道土坂”的地方(今枞阳县境内)，有一个叫童善庆的男子，他全家八口人，事产草房三间，所谓“户由”上不仅刊有由户部转发的圣旨原文，还有“安庆府提调官、知府赵好德、桐城县提调官、知县左彬”的落款，这个叫童善庆的男子，也即枞阳童氏四世祖。

   资料显示，该姓宗谱初修于明末天启二年(1622)，由“赐进士出身，詹事府协理府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待读学士”的何如宠和钱至立<万历诸生，钱澄之之父>作序，续修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由“赐进士及第、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起居注礼部尚书加二级”的张英作序。如果说何、张二相国等仅仅只是作了篇跋文的话，那么到嘉庆二十年(1815)三修和宣统元年(1909)五修时，则分别由姚鼐和戴鸿慈捉刀，并分别据其手书上版刻印<同冶十一年(1872)四修题跋吴廷栋,五修题跋另有姚永概等>，十分难得。特别是姚鼐在题写这篇跋文时已八十五岁高龄，这年也是他的忌年，因此很有可能是他的传世“绝笔” <见附图>。他们的题款分别为“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例晋朝议大夫、刑部广东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礼部仪制司主事、祠祭司员外郎、戊子科山东主考、庚寅科湖南主考、辛卯恩科会试同考官、壬辰会试提调官、充四库全书篡修官、嘉庆庚午重宴鹿鸣、钦加四品顶戴姚鼐”并置篆书“姚鼐之印”和“姬传”印各一方，其次为“诰授资政大夫、覃恩加一级、晋封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署户部左侍郎兼理钱法堂、总管三库事务”的吴廷栋和“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法部尚书、参予政务大臣戴鸿慈”，并篆印两方，之所以原文摘录先贤们自题的仕途经历，窃以为，它们较为真实可靠，或可勘误相关史料或弥其不足。为便于行文，凡为童氏某先祖作了传记的历代名人，也以大体时间为序，摘要作简单排列——
　　赐进士中宪大夫，江西按察使副使黄敏；

　　文林郎知安陆县事夏民怀；

　　敕封文林郎，江西道监察御史方学渐作《辅仁会馆碑》碑文〈以下简称《碑文》〉及《定夫公传》，并附《江南通志》；

　　方大镇为赵鸿赐、童自澄作《高士传》；

　　钱至立为其表兄童一纯〈童氏十世祖，钱母为一纯姑母〉作；

　　万历丑仲春上浣之吉、桐城县儒学署教谕事、举人陈嘉酞；

　　三品衔湖北侯补道黄帮俊；

　　钦加四品衔、特授铜陵县正堂杨绳藻；

　　钱澄之为其表兄童心铿作；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山东通省学政、按察使司佥事任塾；

　　乾隆丙午科举人、东流县教谕王灼，并篆印两方；

　　乾隆辛亥岁贡生、侯补训导吴中兰，篆印两方；

　　诰授荣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闽浙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汪志伊，篆印两方；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前任内阁中书、汉票签行走兼本衙门撰文加三级龙汝言，本人及“翰林修撰”篆印各一方；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兼刑部山东清吏司加一级胡方朔，篆印两方；

　　敕封文林郎、知江苏松江府奉贤县事张敏求，篆印两方；

　　赐进士出身、特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陕西道监察御史、稽查工部钱法堂事务、甲戌科会试同考官、史科掌印给事中加四级、记录六次孙世昌；

　　赐进士出身、苏州府教授孙起垣，篆印两方等。

　　理学泛滥会馆林立

　　枞阳，西周时为宗子国，西汉元封五年(前106)置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为同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又改为桐城县，一九四九年二月分桐城、桐庐两县，建国后改桐庐为湖东县，一九五五年更为枞阳县。有史以来，这里的青铜冶炼及青铜器特别是钱币的铸造较为发达，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这一带的经济却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文化事业也相对落后。据《桐城县志》记载：“明初桐城地属畿内，易得风气之先，县人竟相以读书为进取之阶，学风渐盛”。到明代中期，邑人何唐〈字宗尧，生卒年未详，正德进士，曾官至浙江按察使司提学副使、翰林修撰、兵部主事、郎中等〉因不满朝廷腐败，辞官归里后以讲学为业，首开结社讲学之风。嘉靖、万历年间，一些学子或因屡试不第，或无意为官，在桐城县教谕张绪的影响下，以陈真晟、王汝止为榜样，经年研习孔孟之道、经世文章，并四处游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赵鸿赐、童自澄和方学渐，后来被尊称为“桐川三老”。赵鸿赐，字承元，生卒年未详，但据方大镇《高士传》记载，卒年七十三岁，其父赵代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后辞官讲学；童自澄：1529～1612年，字定夫，因指石为师，题斋曰“静”，人称“静斋先生”，童氏九世祖，虽“妻配丁氏万贯女”，但因交游四方讲学之士而家道中落，乃“而贫为学”；方学渐：1539～1615年，字达卿，号本庵，人称明善先生，有“布衣鸿儒”之誉。据《童氏宗谱》记载，赵鸿赐“畅然升其堂、跻其室，遂与同志之士为陋巷会”，并立“十二戒约(略)。童自澄立社于“永利寺古道巷，月三会其学，以“良知”为宗，前后历二十余年，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才“相与醵金卜地，于射蛟台下筑馆，曰辅仁”，是年，童自澄已六十四岁。

　　方学渐在《定夫公传》中说：“学渐频至其馆订正新知，定夫亦时来桐川相为枹鼓，尝惠书”，可见“辅仁”与“桐川”两会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在诸子百家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下，主要讲授性善之旨、经世之义，童自澄还在阳明学说及泰州学派中吸取营养，并首倡“心学”，一时学者如云，名流汇聚，学风大盛，致方园百余里百姓人家“贫不弃书”，诚为家训。《碑文》还记载，张英的曾祖父张淳为“辅仁会馆”题扁：“江滨邹鲁”，还有“司理周公曰：一乡善士；工部刘公曰：化行一乡；学台杨公曰：素行可风；抚台周公曰：高士。皆署扁于堂。致馈有差缙绅过枞阳，必临集，父老子弟而训迪之”，可见其盛。

　　十七世纪初，桐城至枞阳一带，先后还涌现出了如“泽园”、“枞川”、“金山”等众多讲学会所，此间同样以讲学为业的钱至立在《童氏宗谱》初修序中说“少时尝受业于定夫先生”，方大镇也在《高士传》中说“独契慕两先生，时时就正，两先生也以为孺子可教也，而小友友之，受益甚厚”，方大镇(1560～1629年)，字君静，号鲁岳，方学渐之长子，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按、大理寺卿等，其弟方大铉官至户部主事，其女方维仪精研文史、工诗善画，其孙方以智更是名满天下，时人盛赞方式“一门五理学，三代六中书”——他们在汉学的基础上，提倡玄学与实学相结合，易学与科学相促进，中学与西学相统一，这种折衷古今、汇通中外的全新理念，被人们誉之为“方式学派”，并且认为，其影响力仅次于孔门。虽未免有些夸张，但也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明未清初产生了较大影响，倘若不是满清入关，我中华民族或许会少走许多弯路，至少，自十七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段历史必然会被重新写来。

　　当时，与“桐川三老”先后在世并时相往来的除《碑文》所记载的先贤之外，还有罗近溪、邹东郭、冯少虚、吕新吾、顾宪成、高景逸等，往后更出现了方以智、钱澄之、方孝标、戴名世、朱书，以及张英、张廷玉父子、方苞、刘大槐师徒等一大批文人学者，达官名流，到姚鼐时更是达到顶峰，史称“桐城文派”。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明代中叶，稍早于“桐川三老”的正德、嘉靖年间，诞生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泰州学派，它的创始人是王阳明弟子，布衣王汝止，他继承并发扬了其师的“良知”之说和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实，所谓心学、方学渐在《碑文》中说：“枞阳辅仁会馆，童静斋先生讲学之所也。其地襟江带河，在桐邑之东百二十里，旧为县，陶土行尝为枞阳会。及县徙桐城而枞阳为镇，商贾辏聚……文学之士往往有之，而未闻所谓心学也”，由此可见，关于“心学”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既非程朱陆王，也不是布衣王艮，而是这位传道乡里的民间学者——童自澄先生。《碑文》中还引用童先生的话说：“余惟孔子之教，以仁为先，会子求仁以友，为辅仁者，人也。合天下为一人而后可语仁，故君子之当仁与天下共当之”，他的观点与王汝止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未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但说他们心高志大却也无可厚非。可惜童自澄先生无师自学，大器晚成，及至暮年又潜心治学、辅人，未及形成自已的理论基础。方学渐这样评价他：“静斋布衣而贫为教，不立文字，非有所震耀，驱迫也。唯一念真诚可贯金石。无论贤不肖，直提本心以醒之。用能浮于有众，枞阳之民半出门下，江之南北咸敬慕之”……

　　此外，据《定夫公传》记载，“邑侯会稽章公”、“豫章南昌黎公”等，常问政于定夫先生，并请他出山做官，先后历十五年之久，但先生均“固辞不允”，何如宠在《童氏宗谱》初修序中说：“记余童于时常游枞上，尔时枞有童定夫先生尝受教于明德罗公近溪之门，孜孜讲学于兹有年矣，比江南北数百里内诸人士翁然宗之，每会聚不下四、五百人”，童先生弟子钱至立及其子钱澄之也对先生多有评价，以为“学宗”。到明未清初，以钱澄之、方以智为代表的文人志士终以“文章诏后进”，戴名世、朱书、方苞等紧随其后，他们根据师承和家学，结合自已的个人观点，倡导“唐宋派”古文传统，反对八股文，方苞还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义法”，被认为是“桐城文派”的开山鼻祖。他的弟子刘大槐秉承师学，并有所发展，姚鼐又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同时对各种文体都有一套具体的要求，他还把作品的艺术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终成“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其后如方东树、梅曾亮、刘开、管同〈人称姚门四杰〉、曾国藩、马其昶、林纾、严复等人，兴衰达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因方苞、刘大槐、姚鼐等代表人物均为桐城人，故称“桐城文派”，也称“桐城派”。

　　宋、明以来，影响较大的除“八大家”之外，还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泰州学派次之，其实，所谓泰州学派，显然师承于阳明或浙东学派，阳明或浙东学派又源于汉文化或邹鲁文化，而汉文化或邹鲁文化却是殷文化、周文化和东夷文化的融汇、廷续和发展，它们各自既有衣钵的传承，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并且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体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毋庸置疑，世间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一个从源起到创立至兴盛再到衰落的必然过程，学术派别或者说“桐城派”也不例外，只是他们的影响力决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历史地位。如果说“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方苞、而“桐城派”又是颗参天大树的话，那么，在方苞之前，必有人播下了“种子”、培好了土壤，并浇水、施肥，笔者认为，这些人应该是戴名世、钱澄之、方以智，应该是方学渐、童自澄、赵鸿赐，至少，倘若没有“桐城学派”，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桐城文派”。姚永概在《童氏宗谱》五修序中说得好：“余尝过枞阳拜童定夫先生祠，读家惜抱府君所书楹榜，概然相见吾邑学问渊源之所自……盖吾邑盛自前明，仕于朝者立气节，官于外则多循吏，居家则重理学，一时风尚然也。国初，钱田间、方密之二先生始于文章诏后进，学术稍变，然而立身行已、居家仍兢兢矣。笃守宋儒遗说，则又往者诸先生所留贻也，遗泽岂不长哉”……

　　总之，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任何个人或者学派都难以驾驭或包容的，还是童自澄先生那句话，只要人人都以人为仁、以仁为人，不远的将来，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我中华民族都必将引领人类文明。

   稿件来源：枞阳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