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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 09: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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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宽则是抓住论战中心的,中共党员,根据史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路线,高潮时和失败后的路线,强调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之不得不强调中国经济上的封建的落后的成分,说到农村经济时特别要强调这种成分。他们完全忘记了整个世界处于甚么时代,中国又处于甚么地位,那些封建的落后的成分,在此情形下又含有甚么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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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 o5 i1 I, |; y8 Q) Q: L 尹宽明白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不跟着别人说「半殖民地」,并非因为他不知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区别。这区别,在讨论另一类问题时是重要的,在讨论中国是否资本主义问题时则不重要,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进行得更加迅速。《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起初确是摧毁资本主义以前一切生产方式的,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则于摧毁旧的生产方式之外还可以利用旧的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服务。所以强调中国尤其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并不足以判定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就是叫我们于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时,不要单独就中国一个地方来看,而应当根据时代和世界来看。这就是国际主义的观点。6 C7 U# ?5 Y3 _0 D* d) @: z, i
6 A0 n+ c4 p) }" ~9 q P8 [ c 资本主义利用以前的生产方式来剥削人民,这话不是尹宽独创的。正在我们坐牢时候,上海的新生命书局(蒋介石出钱,周佛海当编辑的)翻译并出版了列宁着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俄国民粹派也借口俄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认为俄国还没有资本主义,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例如,他们说,俄国的富农使用雇农劳动,而雇农自己有一小块上地,受雇做工不过贴补家用而已。列宁回答说,「这些都是无产者,不管他们在法律上拥有一小块公社分地。他们事实上就是富农的日工、牧人、佣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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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3 L2 v8 J* ]7 R2 E' l 尹宽的文章是作为「读者园地」发表的,即现在所谓当作「反面教材」发表的。发表它,是为的批判它。第一卷第十二期果真发表孙冶方一篇针对尹宽的长文章了。孙冶方引经据典反驳尹宽,但并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利用旧时的剥削方式的事实,他而且从《资本论》或马克思其它的著作引出实例。欧洲资本家到非洲去经种植园,用的还是奴隶劳动呢!但孙冶方还是强调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因为这是「辩证法」。中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孙冶方的文章重新发表在前几年新出版的《〈中国农村〉论文选》内,但他批判的尹宽文章则不再发表。' |8 K2 A) @! ^- X
; y/ a- w9 I" X" ?8 J 尹宽被「驳倒」了。托派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都被「驳倒」了。于是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都以托派「失败」而写入历史。这「失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以前未经人指出。这就是社会性质论战掩盖着另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论战,而这一个论战是不能在公开的出版物刊行的。9 a5 P7 X6 n5 k/ |
5 q, Y& T' X4 f# t8 v# E 原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其进行中和失败后,向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次革命以及失败后将要起来的革命,究竟属于甚么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呢?换另一种话来说,即:革命胜利建立的政权,究竟是工农民主专政呢,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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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 X) ]9 X/ j$ X 革命中以及革命失败后,以史大林为首的当权派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双方争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进行反对派运动,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苏联是公开讨论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但在国民党的中国则不能公开讨论。于是只能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上讨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同的问题。论战双方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争论的是革命性质问题,于是都在社会性质问题上钻牛角尖,说了许多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尹宽的文章却未曾忘记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他只证明了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就够了,不必多费力气去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封建的剥削方式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但尹宽文章的结论已经足够证明中国革命所要推翻的决不是甚么封建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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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还有另外的方面,即:决定革命性质的,不仅有一国的社会性质,还有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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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7 u/ e6 O, C D& U9 w' N( i 尹宽没有写文章回答孙冶方的反驳,也许写了,《中国农村》不登,现在没有办法查考了。尹宽这篇文章写完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此时,他一面写文章同党外的人论战,一面在党内进行工作,同自己的人斗争。这后一方面,我们只得到一些零星的材料,例如他团结七八个人,签名于二个文件上,送给南京监狱陈独秀看。幸而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公开后传出了托派临时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次会议的记录,其中记了尹宽的几次发言,足以窥见尹宽当时活动和思想之一斑。* y! g6 l& a# E5 T(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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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说到刘仁静遥控下的青年托派组成的中央,同尹宽和陈其昌发生斗争,开除了他们,不久这个中央就给国民党破获了,直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晚上,葛拉斯才联合尹宽,陈其昌以及其它的人,在葛拉斯寓所召开一次会议,成立新的中央。葛拉斯当会议的记录,用英文记的,这记录保存在托洛茨基的哈佛档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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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 T' N0 x% k( R) u 到会的有:王凡西、陈其昌、尹宽、蒋振东、贺希、邵鲁、李福仁。晚上七点十分宣布开会,选举王凡西为主席。议事日程有好几项,其中与尹宽有关的有如下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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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R4 B+ t5 O6 C( j 关于选举中国同志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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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 M! d" M D( e 尹宽发言:他从刘家良的老婆那里得到消息,说刘仁静已经自首,转送苏州反省院,不久可能获释。他已声明自愿投降国民党,虽尚未有确证,有些同志已不愿选举他参加总理事会了。2 y8 m: J) T+ k! F/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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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家讨论可否选举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曾来信,说他要同那些反对陈独秀进总理事会的人作斗争。尹宽问:此事,是否已写信给国际?李福仁回答:就他所知,尚未写过这样的信,不过托洛茨基同志知道过去曾有人反对陈独秀,为此无疑他才预先说要同那些反对的人作斗争。虽然存在这些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旧坚持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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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宽发言: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果只为他的威望和影响力,那就欢迎他作候选人。但我们应当讨论他的政治意见,判断他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为了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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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6 S9 `: W1 f3 q& d4 G: }7 `) d 陈其昌发言:中国同志中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分别二个问题:一、我们要不要选举陈独秀进总理事会;二、陈独秀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接受不接受他的提名。* d U$ J4 e+ x, _& w( z+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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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宽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同时我们告诉托洛茨基:我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b! b, b# g) _; s! n
5 }; t, }$ W# [ T 陈其昌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提名陈独秀为总理事会候选人,不管陈独秀与我们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们必须仅仅从第四国际的大原则来考虑这个提名。」: ~& Q% | C7 t- D7 [
% d- q1 a0 P$ K" I. b' C5 T x 李福仁发言: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因为我们的立场的方案尚未定出。这个决议案只能简单赞成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无任何保留,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陈独秀,尤其在我们尚未将我们的立场规定下来以前。这个决议不需要附加甚么保留,对于这个提名,我们只能表示赞成或反对。' G! L6 {" B( I' J
& n( v4 Q* y8 l8 V! e 尹宽重申他的意见: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争论可于最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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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 R' k& [; V' Z 有些同志反对这个附加的条件。+ [, q' E* S; [+ A/ b! O
) Z, Q. z7 x' Q/ w 李福仁发言:尹宽好像以为接受了陈独秀的提名就是接受了陈独秀的各方面的意见。这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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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9 L* M2 ?; t$ [$ o/ y 李福仁再提出决议草案:「赞成托洛茨基的提名。」) i1 e. z j0 E8 p& g6 J( ]2 P
, Z0 z L+ P5 v7 Y1 S( x" Q5 U+ q 尹宽发言:如果委员会举行表决,那还得让全体同志批准。# C1 M$ }5 d' _8 E" B$ Z, B
6 A2 G. `# Y8 `& g" R- I 于是就「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四票赞成,三票反对,赞成者:陈其昌、王凡西、邵鲁、李福仁。2 V0 p/ u4 b3 y, F% X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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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议程结束以后,讨论其它议程时,尹宽也有发言,但我不能多引了。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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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 L- r8 c9 v# `: N 首先要选出一个书记兼会计。陈其昌提议选李福仁;李福仁推辞,说应当选一个中国同志,如果选他,也要另选一个同志做他的副手,这意见没有被接受,于是有人提议书记和会计分为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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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希主张尹宽作书记,李福仁作会计。陈其昌主张李福仁作书记,因为书记要能团结所有的人。于是问题转成为:书记究竟是干甚么的?是政治代言人呢,还是做技术工作,如写信、记录之类。王凡西认为书记是做技术工作的,不是掌握政治路线决定权的。讨论结果举行表决:李福仁得三票(尹宽、陈其昌、邵鲁)当选书记兼会计,尹宽得二票(贺希,蒋振东)落选。/ N+ J+ J8 |5 H( I* R9 }& t% s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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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选出一个宣传委员兼《火花》主编。王凡西得四票(陈其昌、郡鲁、李福仁、尹宽)当选,尹宽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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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 ]- g4 `* s% S/ p1 Q2 w 其三要选出《斗争》主编。邵鲁提陈其昌,蒋振东提尹宽。陈其昌得三票(李福仁、邵鲁、王凡西)当选,尹宽得二票(蒋振东,贺希)落选。$ R) B; b4 p% |
$ W6 ~; v* L" k) P( s) ~ 表决之后,尹宽提出责问:为甚么要选举陈其昌?这个表决是否算数?陈其昌是不能胜任《斗争》主编的,因为他从未发表政治意见。你李福仁为甚么要投陈其昌的票?- h e F) `0 p7 \% u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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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回答:根本不应当要求一个同志说明他投票的理由。既然要求我说明了,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理由。我是根据过去我同这二个同志的接触来投这一票的,几个星期以来,尹宽同我和别人谈话或通信时总喜欢宣传他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组织的意见。至于陈其昌,他如果不能胜任他的职务,则我们可以撤换他,如同撤换其它当选的人一样,现在陈其昌已经当选了,尹宽就应当忠实地就力之所能同他合作。尹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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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F# f) B& Z& f. l1 b 蒋振东发言:这里牵涉到两条路线:布尔塞维克和孟雪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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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希发言:应当根据政治观点来挑选《斗争》的主编,李福仁应当根据这二个提名人的政治意见的是非来投他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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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回答:我没有很多机会来仔细了解这二个提名人现在的政治意见,但我昝清楚记得他们在几个月以前政治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办法在政治方面分出是非,只好根据别的因素来决定取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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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要选举组织委员,有三人被提名:邵鲁、尹宽、贺希,结果,尹宽以三票(陈其昌、邵鲁、李福仁)当选。( ]' i, c: Z/ V4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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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兼会计,宣传委员,《斗争》主编,组织委员四人组成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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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材料是难得的。我从中引了许多尹宽有关的文字,不必加以评论。于此可见,尹宽保外就医这个时期,并未在那里养病,他仍在活动,斗争,对外的和对内的斗争。难怪此次会议之后不久,他又一次被捕入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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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 Q. f5 X8 }) u 最后,结束这个时期的生活,尹宽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了。我过去知道,他同贺希,邵鲁一起被捕,一起出来。去年秋天。打听到贺希地址,蒋振东写信给贺希,要贺希写这件事的经过。贺希有病,得信后拖了一个多月才回信,回信到时蒋振东已经死了,我以后写信给贺希,至今未得回信,大概贺希也死了(已经确知贺希在今年三月间死去的)。今将贺希信中有关此事的一段话抄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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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 W# G0 i5 @5 W- C 老尹被捕,先于我一个多星期。他和邵鲁在小赵家中吃过午饭后一同到文庙去玩,他们早被敌人盯住,就被捕了。一个多星期后,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去闸北鼎鑫纱厂看朋友,刚走上造币厂附近苏州河大桥,后面跟上来的家伙就把我抓了。先关在闸北公安派出所,后解到市公安局,在那里看见了老尹和邵鲁。大约又过两个星期后,一天深夜,我们解到南京,我和老尹一直住在一道。老尹时常生病。我也发了一次高烧,以致壮年(二十九岁)就耳聋目盲,一身病痛。……5 r. L3 u7 s% ?# q% B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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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希说了他们被捕的原因: Q# q' J( N- S3 _5 P# ?
; S8 k- g+ b* b7 w4 ]2 A( ? 罗章龙派在上海的二个干部(寒君、李平)带着一批为数不多的人参加了托派。其中有个在申新九厂细纱间做加油工的,叫「泰安小李」,是个奸细、叛徒,我们却特别看重他,培养他成为积极分子。老尹同他谈过几次话。老尹被捕后,敌人问他:曾给甚么人一本小册子?于是老尹想到这个人是叛徒。我经过回忆,也同意了。我释放后到了上海,小赵告诉我:我们被捕后,小李也无人理睬,才感到对不起我。这就是铁证!我们被捕是泰安小李出卖的。. v$ S1 G6 z# T2 V# `
# |+ m; V4 ~$ D. a5 V 贺希没有提到他们未曾判刑,而是解反省院的。尹宽此次被捕,恰值他的「二农」同学何其巩做了北平市长,他写信给何其巩求援。据说,何其巩帮了忙,设法让尹宽去住反省院。连带地,贺希和邵鲁也去住反省院了。国民党把政治犯不送去监狱而送去反省院,一般是为了「优待」叛徒或「悔过者」的。但有例外,有势力的人来援救,国民党不能不卖帐,但又不愿无条件释放,往往就送去反省院。可能需要犯人有书面的悔过表示。尹宽等三个人去反省院就是属于例外一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写了甚么书面的表示,但事实上都未屈服。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着一个朋友,他是通过家属活动,调去反省院,经过半年出来的。他同尹宽关在一起,很佩服尹宽。他说,一天犯人起来同管理人员斗争,尹宽一面吐血,一面鼓动群众上去斗争。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二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这二人说的是哲学,政治的问题。我又看了尹宽的文章,但说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固然说的不是革命的道理,但也未曾说反革命的道理。: V# J+ M: O8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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