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尹宽

千年一梦 · 发表于 2011-10-2 09:10:28

尹宽本是上海区委书记，只因王辩事被人攻击，借吐血下台，到了罗亦农任上，才恢复工作，作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地位低得多，权力小得多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这一点是不会介意的。我要试探一下，他是否介意。可是，很好，他丝毫没有介意。他很佩服罗亦农的才干。他说，罗亦农一面同同志谈话，一面写指示信，两种工作同时进行，都做得好。确实是这样。我也是从罗亦农在上海的工作中才认识罗亦农才干的。他是旅莫支部书记（那时名罗觉），但我在莫斯科并不佩服他，那种工作容易做。赵世炎是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才参加上海区委担任组织部长的，他的能力也不逊于罗亦农，尹宽虽未同我说起赵世炎才干的话，显然他也是佩服赵世炎的。上引资料说，区委委员中罗亦农、赵世炎、尹宽、何松林四人组成常委，但事实上罗赵何三人时常碰头，尹宽很少同他们在一起，这一点尹宽也没有怨言。我倒看出罗亦农和赵世炎有不满意尹宽的暗示，好像认为尹宽只会写文章。当时党内有组织家看不起宣传家的风气。他们说：「你们不过多读几本书，多懂些理论，会写文章，会翻译而已；你们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领导党。」罗亦农便是这样看彭述之的。他在莫斯科就给彭述之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孔夫子」。现在罗亦农、赵世炎也是这样看尹宽。在罗亦农任上，尹宽始终作宣传部长，始终作宣传教育的工作。他们更加是这样看我。我心服，我确实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领导党，比起他们相差得很远。他们这样看尹宽，我不心服，因为尹宽能做群众工作，能够领导党，——虽然能力不及罗亦农、赵世炎。

　　上引那个党史资料说：「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我不知道或忘记了这件事情。当然宣传部长尹宽不能不担任高级党校的「教授」工作。这个党校预定有二十八人听讲，其中包含沈雁冰、丁晓先、侯绍裘、张廷灏、梅电龙、顾谷宜一类有名的党内知识分子。我没有参加教授工作。反之，后来的两期党校，则有好多人去教课，我也去了，因此至今记得。一期是招收上海本地和江浙两省的基层干部，约有四五十人，校址设在辣菲德路一个弄堂里，三楼三底房子，弄口和大门口挂着「启迪中学」牌子。尹宽做校长，区委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做庶务兼会计。那时已经同杜月笙合作了，学校受杜月笙保护，我们堂而皇之教党课。三个月结束后，房子派了其它甚么用场。一九二七年二月间，这房子做了第二次暴动的指挥部，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另一期则设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恒丰里一○四号三层楼房子，校长仍是尹宽，学员也是基层干部，但换了一批人，这期党校未曾结业便发生第三次暴动了，于是校舍做了暴动的联络站，前方的消息汇集到这里来，然后转给暴动指挥部（我不知道设在哪里）和陈独秀（他住在中央宣传部）及其它地方；对前方有所指示时，也是先汇集在这里再发出去的。我曾传递陈独秀的指示到这里来。这个三层楼房子后来作区委的一个机关，常在这里召集干部会议。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捕的。我不久之前才去看过。那个党史资料对后二期党校没有记载。

　　尹宽也曾写文章在《向导》上发表，我已忘记文章的内容，尹宽也曾在上海大学教书，教的甚么，起迄何时，我都不知道。他住家在闸北青云路附近，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同他一道住。这是山东人，上海大学学生。大革命失败之后，我彷佛听说他被捕投降了，我常去尹宽家中谈闲话，从来不谈工作，所以写不出他在上海做了甚么事情。

　　现在就来说上海的第三次暴动。尹宽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狱中回答访问者说：「关于三次武装起义，我没参加，所以情况不明。」这是他年老忘记了。我却记得，他是第三次暴动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我在监狱中，一天提审，恰值纪念上海三次暴动胜利的日子。我告诉提审员说：今天纪念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可是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尹宽却关在监狱里。最近，上海档案馆拿出了三次暴动的档案，证明我的记忆没有错。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三次暴动，又成立一个特别军委和一个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璋（应作暲，即萧子暲）。特别军委无尹宽，特别宣委成员为：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或刘昌群）、徐伟。

　　「特别委员会」是最高的暴动机关，从二月成立起直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改组加入陈延年为止，开了好多次会，尹宽都参加。同时，区委主席团也经常开会，尹宽都参加。每次会议都有记录，现在只发表一部分会议的记录，将来会全部发表的，那时我们就可以从中分析出尹宽在上海第三次暴动中的作用了。

　　特别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于四月十六日开会，记录已发表，出席者为：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在会上，李立三宣布中央局派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三人，连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二人组成特委会。这就是说尹宽退出了。会上决定打电报给中央局，要求讨伐蒋介石，电文归周恩来起草，以个人名义签字。现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收了这个电文，但书上无签字。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了各人的签字，尹宽在内。十八日，新的特委会开会，但罗亦农、尹宽二人仍出席。

　　特别宣传委员会没有开会记录。尹宽为主任，我亦参加其中，但对于此事，我完全忘记了，也许根本没有正式成立，总之我毫无同高语罕、贺昌、徐伟一起开会工作的印象。我只记得在三次暴动期间，我同尹宽、陆定一三个人常在一起，采访新闻，起草传单，等等。

　　以上写好，我才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书，其中发表了《特委会议记录》全部，共十九次会议，记录前面出席者名单中都有尹宽，有少数记录没有开列出席者名单，但其中一次恰有尹宽发言，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每次特委会议，尹宽都是参加的；但并非每次都有他的发言。有几次发言是他报告宣传工作的：出版甚么报纸，印多少份，怎么发行等等，不值得研究。似乎他只关心做好本份的工作。但本份工作，也未曾做好。特委末次会议，周恩来提出对于第三次暴动的总结意见，其中第五点批评「技术工作太坏」，首先就说：「政治宣传不好，此为沪区宣传部的责任。」如此说来，我也有责任。

　　上引书中，除特委会议外，区委全体会议也有记录。三月八日上午会议，出席者十一人，其中有尹宽。何今亮和尹宽发生了争论。何今亮就罗亦农报告中列举的上次暴动时所犯的三大错误表示意见，他认为这三个错误不能算大的错误，而第二次暴动虽然失败还是有积极后果的，还是进步的。他又说现在北伐军一时不能来上海，此消息不要让群众知道，尹宽不同意何今亮，认为现在的局面不是我们预想的，而是客观造成的；至于北伐军晚来也不会太久，我们仍要积极承认工作错误。何今亮说，第三点（时间太早）不算错误。尹宽不同意。何今亮收回自己的意见。结论同意罗亦农的报告。

　　十七日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上海出席党的第五次大会的代表名单，其中没有尹宽。可是后来尹宽出席了大会。这中间怎样变化，我不清楚，数据说尹宽是四月下旬离开上海的，周恩来接替他做宣传部长。我想起了，他是在我以后到达武汉的，似乎没有参加大会在武昌开的开幕式。却确定参加了黄陂会馆的会议。此行，他似乎负有另外的使命，因为我曾听他说不是直接从上海乘船去武汉的，而是一段旱路，一段水路走了来，中间曾在芜湖住了几日。

　　我初到武汉没有工作可做，他也没有工作，我们二人常在一起游玩、访友。一次，我同他去民国日报馆找沈雁冰。沈雁冰很客气。请我们去交通路底一家广东小馆子吃饭，并写字条叫堂倌送到附近甚么地方请孙伏园同我们一起吃。沈雁冰只说我们二人是新从上海来的，孙伏园就不问下去了。我久闻孙伏园这个人，此次才看见，至今还记得他生了一部大胡子。在黄陂会馆开会期间，我也常同尹宽在一道，休息时在会场外草地上坐着闲谈，评论时事和个人。我们互相信任，无所不谈。我曾把我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告诉他。后来在上海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中央出版的内部刊物（似名《中央政治通信》）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了。就在这样的草地谈话时，有一次罗亦农跑了来，参加了我们的谈话。罗亦农那时也是大会的反对派，他来谈话是别有用心的。他告诉我们，说从庄文恭处知道国际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同国民党关密切的人做总书记。庄文恭之弟韩白骋新从苏联回国告诉庄文恭这话。对于当时的党内斗争，罗亦农当然比我和尹宽知道得多。

　　大会开后不久，我被派去做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搬去武昌居住。尹宽仍住汉口，从此我们就不在一起玩了，但也不是从此不见面。我记得曾去汉口找他，也记得他曾来武昌找我。我记得一次他要我同他联名去营救台一谷。台一谷是安徽人，一九二六年在辣斐德路办的党校的一个学员，聪明而漂亮，好多人对他有好感。我不知他是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工作的。到了尹宽找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汉口被湖北省总工会的纠察队捕去了，事实上是中央军委捕去的，据说某地一个机关被蒋介石政权破获是台一谷告密，现在他又混到武汉来。尹宽认为这是冤案，因为告发台一谷的也是那个党校的学员，向来与台一谷不和，挟嫌诬陷的。我信任尹宽，便允许把我的姓名写进他的营救信内了。他说，安徽同乡也找蒋光赤写了营救信。以后过了一个时候，我又碰到尹宽，问起这件事情。他说，顾顺章曾找他和蒋光赤两人谈话，叫他们不要管这件事情。尹宽此时才告诉我，他根据一件甚么事情，也怀疑台一谷做了叛徒。

　　我不知道尹宽此时住在汉口做甚么工作。尹宽一九六○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的话时，说：「我到武汉留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尹宽这篇访问记有好多事实错误，但这句话却是可信的，因为在武汉出版的《向导》几乎每期都有尹宽写的文章。瞿秋白排斥我，不让我在中央工作，却不排斥尹宽。直至武汉快反动，中央疏散干部时，尹宽才被派去广东作省委宣传部长。总之，尹宽仍旧只被人看作「宣传家」。他本来是一等干部，自从为王辩一事被山东同志打下来以后，就退居于二等干部，同我一样了。

　　尹宽领了路费，离开武汉去广州就职，轮船经过安庆时竟上岸回桐城老家去，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重上征途。

　　以后，我在上海同他见面时，知道此事，我便批评他不对。在那种紧张的革命斗争中，奉了使命，怎么能够逃离战场至一个多月长久呢？我不止批评他一次，只要有机会，我就提起来批评他。有时他表示接受，有时他耍弄诡辩。尹宽的诡辩是有名的，尹宽接受批评，承认错误，是十分罕见的。一九五六年，我在监狱中同他见面，自由谈话时，他曾说他从前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现在落得这个下场！我于是同年轻时一样不客气地骂他：「忠心耿耿，有甚么可夸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你忠心耿耿，为甚么派你去广州时，你半路上回家去住了一个多月？」

　　张太雷是同他一起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的，但张太雷迟迟其行。他有野心要掌握中央的权力。七一五前夕，陈独秀辞去总书记之职后，成立了一个五人临时政治局接受陈独秀的职权，张太雷也在此五人之内。一直到八七会议成立正式的政治局之后，张太雷才离开武汉到广州去。他比尹宽先到广州。他严厉责问尹宽：「你这一个月到哪里去？」他恐吓说要调查尹宽的行动。在此情形下，省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就无法合作了。就事论事，错误自然在尹宽方面，但这里也表现了张太雷的成见。张太雷是反对陈独秀的，他把尹宽首先看作陈独秀派。不久之后，张太雷就找一个借口派尹宽来上海向八七会议后的中央报告甚么事情，一到上海中央就不让尹宽再回广州去。我又能够同尹宽时常见面，并带尹宽到《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部来，我征求尹宽对于已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的意见，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把他的信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四期上，连同我回答他的信。

　　从尹宽这封信也可以窥见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他首先拿《布尔塞维克》来比较过去的《向导》。他说：「以前的向导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实际上只是自处于左派国民党的地位；现在的布尔塞维克焕然一新，完全拿出共产党的政治面貌来。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他认为是现在注重理论问题，过去「简直是宣言和传单式的。没有政策和策略的讨论。」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多介绍国际问题；第二，要多讨论政策和策略的实际问题；第三，要公开争论，登载批评的文章，不管正确的或错误的，也都应该公开于革命的群众之前。我的答复表示接受他这三点建议，要努力做到，同时也批评过去的缺点。我说：「过去的宣传可以说只限于一般民族解放的理论，对于资本雇佣的关系，农村阶级的分析，工农群众暴动的必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共产党对于工农劳苦民众的作用等，……统而言之一句话，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知道的常识，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向工农劳苦民众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党都没有有计划有系统地宣传过。」话虽如此说，但在我编辑期间，《布尔塞维克》未能实现这个诺言。由此又可见后来我们共同走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道路也不是偶然的。

　　不知道在甚么时候，中央派尹宽去做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委是五次大会之后才成立的，尹宽不是第一任书记。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尹宽起初是做中央巡视员去安徽的，后来才正式担任省委书记，省委设在芜湖。他现在不是「宣传家」而是「组织家」了，同他初回国时一样。可是，他在山东做出了成绩，在安徽却没有成绩可言。尹宽还是那个时候的尹宽，但时代不同了。在山东时，中国革命正在趋向高潮；在安徽时，革命已经惨遭失败了。在他任职期间，好多同志被捕，连他的爱人王辩也被捕。他不仅没有受到表扬，而且有许多安徽同志向中央控告他。控告他甚么？他在安徽怎样做工作？我都不知道，我们见面时照例是不谈个人工作的。一九二八年秋，他又从安徽来到上海，我请二个福建来的干部在福州路一个小馆子吃饭，也请他来作陪。蔡和森下台后，李立三当权时，他又来上海，我未看见他。只听到李立三说尹宽同他说了如何荒谬的话。甚么话，我忘记了，但我想象得到尹宽是不会卖李立三的帐的。李立三摆出党内最高领袖的面孔，要求下属服从，我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很快就辞去《布尔塞维克》编辑之职，避免同他争吵。尹宽恐怕表面上也不会敷衍李立三的。

　　一九二九年二月间，我已经搬出机关，在外闲住，此时又遇着尹宽，他也在上海闲住，也许同李立三争吵后就没有回安徽去，我当时与蔡振德住在一幢屋子，一道吃饭，我约尹宽搬来住，但蔡振德反对。尹宽人缘不好，不知道为了甚么，当时他在上海闲住，但我们陈独秀派在蔡振德家里集会，帮助江苏省委反对李立三中央时，尹宽并未参加我们的集会，不知何故？我想总是因为当时除我之外人家还不信任他。他也同当时闲住的老朋友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往来，但同他们并不融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约尹宽到我家里来玩，他失约了。恰好这一日下午，我们这个屋子的人，蔡振德夫妇，我夫妇，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全体被捕，连串门的马禹敷也被捕。我想，幸而尹宽失约，否则也要被捕的。我们关了四十多日放出来，我第一次再看到尹宽时，就祝贺他的运气好。我们搬了新家，他又成为我家的常客了。

千年一梦 · 发表于 2011-10-2 09:13:09

左派反对派

　　不记得我们释放出来多久，总之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了，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蔡振德仍旧与我同住，马禹敷也常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三个人，连同刘静贞、王绍华都看了。这不过是第一批文章，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尹宽以后也拿来给我们看。同时，他也拿到彭述之夫妇、汪泽楷夫妇住的家里去，给他们看；刘伯庄常到他们那里去，也看了这些文章。托洛茨基本人写的文章之外，还有苏联左派反对派的文件。究竟甚么文章，我想不起来，反正我们后来已经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这些人不会办事，出了许多错字。我拿到书后很生气，为什么不交给我这个熟悉出版工作的人去做呢？

　　当时，我和蔡振德住在东有恒路（今名东余杭路），彭述之和汪泽楷住在昆明路，两地相距很近，尹宽住家时常迁移，距离我们较远，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更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文章，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尹宽不知道如何，可能他看到了文章，立刻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他的思想本来是很敏锐的。但我们其余的人有一段接受过程。我们看了，都互相讨论，常常去彭汪家一起讨论。尹宽也参加我们的讨论，他总是站在托洛茨基观点方面解答我们的疑问。不久之后，我们都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惟有陈独秀继续抵抗，尹宽继续说服他。我不是每日去彭汪家的，但尹宽常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他们在彭汪家讨论的经过。据尹宽说，每次谈话最后，「老头子」总坚持他的不同意见；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尹宽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分手时还坚持这个新的不同意见；再下次来时，这个新的不同意见又消失了，但又提出更新的不同意见；如此类推，陈独秀并未曾最后被完全说服，他还保留着不同意见，主要是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他认为中国革命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陈独秀不仅口头上同尹宽和我们辩论，而且几次写出书面意见给我们看。我记得他大约写了五六篇或七八篇文章，可惜这些文章都丧失了。

　　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也未尝不是大事。

　　苏联共产党发生派别斗争，我们过去是知道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最初出现于一九二三年，那时我们尚在苏联。东方大学苏共支部曾召集一次党员全体会议，彭述之出席，（注：按此会不是东方大学苏共支部的会议，而是苏共莫斯科市委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大会。）两派都派重要人物来辩论，代表反对派来的是拉狄克，代表中央派来的是加米涅夫。彭述之回来曾向我们说起开会时的笑话，例如拉狄克说：「世界上的人知道有托洛茨基，甚么人知道你加米涅夫呢？」至于双方辩论内容，则彭述之没有说，这一阶段的争论，我们后来也知道了。起初托洛茨基攻击苏共中央多数人的官僚主义作风，后来发表他的《十月教训》，季诺维埃夫、加米涅夫、史大林发表他们的反击文章。以后我们也知道季诺维埃夫、加米涅夫联合托洛茨基反对史大林和布哈林，但不知道他们之间争论甚么问题，尤其不知道中国革命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之一，更加不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提出甚么主张。一九二七年，蔡和森新从苏联回国，瞿秋白同俄国顾问频繁接触。他们二人多少知道，但我们别的人完全蒙在鼓里。有些同志从日本报纸获悉了所谓「清算派」的论点，他们来问我，我说不出来。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决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甚么而斗争。现在，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参加了当前世界上最有决定性的一场斗争，挽救十月革命及其成果陷于蜕化变质的大斗争，可是自己不知道。

　　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这是尹宽的功绩，他又一次引导我从彷徨中走上正道。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尹宽，我们就找不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还是找得到的，正如一九二一年如果没有尹宽给我法文的《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我仍旧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一样。但事实是：一九二一年尹宽带我走向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九年尹宽又带我走向托洛茨基主义。

　　当时，中国托派的正统组织，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对于我们陈独秀派的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我们仍是史大林派，但因在中国党内受了史大林派的打击，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投机向托洛茨基主义求出路。我不否认，我们当中某些人确是这样。例如，彭述之，他在党内受打击，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向六次大会建议开除他。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决定交给新选出的中央去办理。六大以后的中央仍旧把他编入支部。托洛茨基主义对于他个人可能是没有出路中的一个出路。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在反对派组织中占据了领导者地位以后，他的理论仍旧是史大林主义的，他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手段更加是史大林主义的。但陈独秀并不是这样。陈独秀完全站在革命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从辞去总书记之职起便明白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共产国际是不能解决的，（注：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书中说，他陪陈独秀从武汉回上海时，在轮船上，陈独秀曾说：「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但他不愿推卸自己应负的失败责任。他考虑了将近两年，但做不出结论。他仅仅认为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派来中国的代表也不理解中国事情，以此领导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未曾想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并不是仅仅出于对中国事情的隔阂，主要还是由于苏联产生了一个当权的史大林派系，他们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国际主义，不肯诚心诚意援助各国革命，而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去援助各国革命，而且把各国共产党当作苏联外交的工具。托洛茨基那几篇文章使陈独秀明白了，原来中国共产党当初就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原来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并不是甚么「四个阶级的联盟」，原来在革命高潮中应当竭力发动工农群众，领导工农群众去夺取政权，而不应当为了保持「国共合作」而束缚群众的手脚，等等。这一切，托洛茨基都看到了，而且说出了。（可见远在莫斯科的人并非注定不能看出中国革命的大方向的。自然领导实际的斗争需要本国的领袖。）一九二七年以后，陈独秀认为革命是失败了，共产党应当改变政策以适应客观的形势，不要狂呼革命更加高涨，到处实行盲动。托洛茨基恰好也是这样看法。

　　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又在第十一期上写了社论，认为革命的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甚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彭述之完全没有思想基础。这就埋伏了他后来同尹宽发生冲突，同陈独秀发生冲突的根子。彭述之如此不诚实，他最近几年发表文章竟抹煞了尹宽，把我们陈独秀派获得托洛茨基文件的事情归功于他自己。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彭述之在一篇丑表功的文章中对于这件事情说了如下的话：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作了一次长谈，从他们知道了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斗争的情形，以及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从他们得到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我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后，惊异地感到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对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的指责，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痛苦事实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当时中央领导所施行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体提出来的方针。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第二天，我带着托的文件去见独秀，并把我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的谈话内容告诉他，请他仔细研究托的文件。独秀看了托的文件后，即来到我们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全同意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批评和当前防御政策的建议。」

　　彭述之如此把尹宽做的事情记载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尹宽死了，我有责任代替尹宽去拆穿彭述之这个西洋镜。我也是为了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做的。

　　尹宽拿到托洛茨基文件，听到苏共党内斗争情况。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王平一给他的，告诉他的，王平一是山东人，他在山东时认识尹宽；彭述之则说文件和情况是几个无姓无名的莫斯科回国学生给他的，告诉他的。

　　王平一拿给尹宽的，只是托洛茨基几篇短的或较短的文章，后来陈独秀出钱把这些文章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彭述之却说那些无姓无名的回国学生给他的是托洛茨基的二篇长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里就露出了马脚。托洛茨基这两篇长文章是刘仁静九月间带到上海来的，那时我们都已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刘仁静带来的这二篇长文章是俄文，我们立即译成中文，刘仁静译第一篇，我译第二篇，随后仍由陈独秀出钱用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以前出版的便作「第一集」），此次则是我担任校对的。

　　甚么人发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不是甚么大问题，但彭述之不顾历史事实，捏造自己的功绩，以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则我记述尹宽事迹时不能不就所知辩明真相。

　　刘仁静从莫斯科转到西欧回国，路上弯到君士但丁堡去，同托洛茨基见了面，带回这两篇长文章之外还带回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刘仁静的托派面目是很明显的。他住在法租界蒲柏路上一个公寓，同正统的托派组织取得联系，由此知道我们陈独秀派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便带信给尹宽和我。要我们两人去公寓见他。尹宽通知我，我们两人一起去了。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最后约定一天我来公寓带他去我家中同陈独秀见面。那二篇长文章和那一篇纲领（草案），就是刘仁静在这次会面中拿给我们的。

　　刘仁静未曾回国以前，我们陈独秀派早已活动起来了。我们无形中分为几个小组，互相讨论，统一思想，解答疑问，尹宽自告奋勇，写「宣传大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提纲」。他把争论的问题理成系统，一条条依次写出来。这也是他经过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后，现在坐下来整理一下。他耗费不长的时间，但写出很多，我们油印起来，简直成为一本书！我自然看过，而且在无形的小组中讨论过，可是以后就想不起来究竟列出几个问题，究竟每个问题是怎样说明的。这本「宣传大纲」的内容，我忘记了，但我还记得约在此时尹宽在谈话或开会中发表了一种议论，大意说：我们同史大林派讨论问题，要注重讨论现实问题，讨论现时是革命高潮还是低潮，要不要实行武装暴动，城市重要还是乡村重要，等等，我们不要同人家纠缠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等等问题。他这种议论可能是针对我而发的。那时我也在整理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偏重于说服别人，而是偏重于说服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形成系统，不致自相矛盾，一旦同别人辩论时，如果深入下去，那就要离开现实问题，而涉及更高一层的问题。但尹宽的意见也有道理。这就是「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对于一般群众说来，那些更高一层的问题是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

　　尹宽主要的活动还是在那些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学生方面。他最初只认得王平一，不久就通过王平一识得赵济夫妇和刘胤，有个时期与他们同住一幢房子。这些都不是正统托派组织掌权的人。不知何时，尹宽也认识那些掌权的人了，如区芳、张特、史唐之类。谈判统一以前，尹宽就同他们有来往了。彭述之、汪泽楷一流人同他们没有来往。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要找陈独秀派，在谈判统一以前，只有通过尹宽。他们以尹宽为陈独秀派代表，以尹宽的言行和作风为陈独秀派的言行和作风，以尹宽个人的缺点为陈独秀派的缺点。他们对尹宽的感想并不好，称尹宽为犬儒主义者。

　　彭述之、汪泽楷等人的活动，则在党内的干部方面，尤其是从外地来上海的干部方面。他们是努力活动，活动也很有成绩。

　　马禹敷则在上海本地工人同志中间活动，也很努力，很有成绩。他是江苏省委委员，多年在上海做基层干部，认识很多任务人同志。在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下，工人同志对于党的领导是不满意的，马禹敷一号召，好多工人同志都跟上来了，其中有一些基层的，甚至中层的干部。

　　为了培养这些干部，马禹敷分派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去做工作。他教尹宽去培养蒋振东，派何资深去培养二个电车工人，叫我去培养二个中层干部。惟有尹宽的努力结了果实，蒋振东至死没有放弃托洛茨基主义，至死保持着对尹宽的兄弟一般的友谊。

　　我们统一了思想，发展了影响以后，便进行组织工作。各小组选举产生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为领导机关：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马禹敷、杜培之。陈独秀是当然的。彭述之、尹宽、马禹敷三人是最积极，最活动而有成绩的，杜培之是一个工人，某织绸厂的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被马禹敷完全拉到我们方面来了。当时共产党内流行提拔工人为领导的风气，向忠发还做了六大以后党中央的总书记，我们也提拔一个工人同志到领导机关来，这是马禹敷推荐的。杜培之曾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有一次是在我家里开会。但不久之后，他去做强盗，被国民党治安机关逮捕，解往南京枪毙了，他没有暴露他的政治身份。杜培之死后补入罗世藩为委员，委员会的秘书是吴季严，后来才换为何资深。

　　选出彭述之、尹宽、马禹敷为委员，大家是心服的，因为这三个人确实是最努力，最有成绩的。没有其它更适当的人选了。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为了没有「领袖欲」，还是为了对革命不负责任，——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

　　派给我的工作，我还是做的。马禹敷叫我去领导报馆支部，我去了，而且去了好多次。云南有个代表来上海向中央报告甚么事情，我知道了也约他谈话，向他宣传。就是为了这二件事情，我被开除党籍的。

　　我忘记了尹宽何时被开除党籍。我们有当时的文件，说明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禹敷、蔡振德四人的决议。尹宽不在此名单内。我未曾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等人，以后才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尹宽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开除的。

　　为了回答中央的开除，陈独秀自己写了一篇《告全党同志书》。同时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合作写了一篇《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共有八十一人签名，那些尚未开除的人在签名后也开除了。

　　我们从此打出了「左派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旗帜。我们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但我没有写文章，因为不需要我写文章。尹宽当然在那上面写了很多文章。

　　直到此时，陈独秀派的托派组织内部尚未发生斗争。内部斗争发生于「统一」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以后，就把基本意见相同的同志组织起来，进行活动，吸收新的同志参加，由十几个人扩大为几十个人，都是经历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共产党员。我们发表了八十一人签名的政治主张，以后继续发表。与此同时，成立于莫斯科的那个正统托派组织也发展了，也在国内吸收新的同志，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但正统托派组织，一面发展，一面发生分裂。首先，以刘仁静为首的一部分人，另外出版刊物，名为《十月》，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其次，王平一、赵济、刘胤及另一个人也另外出版刊物《战斗》，也另外成立组织。我们陈独秀派原来只想先成立自己的组织，巩固自己的组织，然后再来考虑如何统一托派组织问题的。统一的对象原来只有那个正统组织。我们没有正式提出统一问题，因此我们中间对此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没有暴露出来。但各种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的，是迟早要暴露出来的。

　　首先提出统一问题的，是那个正统组织，陈独秀派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事实，是正统组织方面及时知道的。刘仁静回国后，他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刘仁静提出陈独秀派的组织问题。那是刘仁静自己提出的，并非我们委托他提出。我们那时还在党内斗争，还未曾被开除出党，更未发表八十一人签名的政治主张，决不会委托刘仁静提出参加正统托派组织问题。刘仁静主张吸收我们加入组织，别的人则反对刘仁静的提议。别的人说：陈独秀和陈独秀派都是「机会主义」，比史大林派更右，只因史大林派不要他们，他们才投机表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他们不能全体加入组织，只能一个一个地经过审查之后加入组织。

　　不一定是受了这种态度所剌激，我们陈独秀派当中早有一部分人，以彭述之为首，就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即说：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应当以我们的组织为主，吸收他们加入。但除了这部分人外，陈独秀派并不这样想，尹宽肯定不是这样想，陈独秀以后事实证明也不是这样想，别的人至少可以说尚未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得知正统组织的意见以后，就不再谈统一问题了。

　　正统组织把这个问题报告了托洛茨基，刘仁静是托洛茨基的「通信员」，也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也知道了正统组织分裂的事实，于是他写信给正统组织，反对他们在统一问题上采取的错误态度。托洛茨基大意说：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甚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组织继续分立下去，就要各自寻找理由，替分立辩护。至于陈独秀，则我看到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其中并没有甚么违反我们的主张的话。陈独秀是老革命家，他知道甚么是革命，你们年轻人应当向他学习。以上托洛茨基书信，是我凭记忆写出来的，字句和原件当有出入。同一信中，托洛茨基还具体建议四派组织应当以平等的地位成立一个「协议委员会」，共同讨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十月派和战斗派自然欢迎托洛茨基这个建议。正统组织，即后来称为我们的话派的，是反对这个建议的；他们突然从正统的身份降落下来，同从他们内部分裂出来的两派平等相处，而且同他们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派，即后来称为无产者派的，平等相处，心有未甘；但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他们对托洛茨基也搞个人崇拜，同史大林派对史大林一样。至于陈独秀派，即无产者派，反应是不同的。彭述之和他的追随者得意起来了：托洛茨基制止了那些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的胡闹，而重视我们这批领导过革命的老干部，并不说我们是甚么「机会主义者」看哪，我们可以同他们平等协议统一了。彭述之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但他另有企图。他要假借平等协议的机会来达到他原先的目的，即以我们陈独秀派为主，吸收那些青年托派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其它的陈独秀派则没有这个另外企图。我们欢迎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愿意同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托派平等协议统一组织。陈独秀第一次同一批青年托派见了面，谈了话，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事后，他告诉了我们会面时的感想。他说，他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和建党时代同青年人谈话一般。尹宽同这些青年托派接触最多，拿他们同我们这些老气横秋的陈独秀派相比。更希望我们同他们统一起来。尹宽可能另有一种企图，如后来彭述之及其追随者所控告的，即认为在陈独秀派内他不能越过彭述之而充当领袖。彭述之已经造成那种形势，除陈独秀外他就是最高的领袖，他要代替陈独秀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在莫斯科时已经立下这个目标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可笑的目标，至少他是志大才疏的。我自己当时认为，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后，我们的陈独秀派组织如果继续下去不久也要消灭的。我当时同那些青年托派并无接触，不过通过别人知道他们一些情况而已。

　　我们的委员会一致决议，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同其它三个托派一起协议统一。我们派出马禹敷和吴季严为代表参加协议委员会。

　　我没有过问此事，也没有关心此事。协议委员会经常开会，地方时常更换。我只觉得为甚么那样长久不能达成协议。一次，吴季严来我家中闲谈时，感叹道：那些青年人将来可以做国会议员！他们很熟悉政治党派之间勾心斗角那一套！他没有说具体的事例，我也没有兴趣向他打听。

　　协议过程拖了很长久，没有进展。两个代表回到委员会来报告时，总是说，其它三派的代表提出一些不可接受的条件，以致协议不下去；他们没有统一的诚意。彭述之接着发表议论，赞助二个代表，陈独秀信以为真。

　　尹宽是常同那些青年托派接触的，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点协议的经过，渐渐地尹宽明白了，协议不下去，应当归咎于我们的代表，而不能归咎于其它三派。他自己在委员会争不过彭述之。他看见陈独秀蒙在鼓里，于是决定向陈独秀揭露协议的真相。可是，他没有办法同陈独秀单独谈话。他每次同陈独秀见面时都有彭述之在场。一九二九年春天，陈独秀搬了家，只有彭述之一个人知道他的家。要找陈独秀必须通过彭述之，尹宽没有办法。一天，凑巧，尹宽在路上遇着陈独秀，于是带陈独秀到尹宽自己的家里去，痛痛快快地把协议不能进展的征结向陈独秀揭露了。原来是彭述之操纵我们的两个代表在协议委员会上设置障碍，为的是达到以陈独秀派为中心来统一托派组织的目的。不需多说，陈独秀立刻就明白了问题的征结所在。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和彭述之私人交情的转折点。从此时起，委员会每次开会都要吵架；陈独秀和彭述之的私人交情，也从此破裂，直到陈独秀逝世都未恢复。

　　我从未旁听委员会会议，但知道在哪里开的，开时吵得厉害。我们租了房子，叫马禹敷介绍的一个铁路工人王茨槐去住。王茨槐有妻有女，装成二房东。后来，王茨槐告诉我开会争吵的事。他曾提出意见。说争吵不好，彭述之回答说：第三国际开会也要争吵哩！他问我：陈独秀和彭述之是否属于不同的帮派？王茨槐参加过青帮，他知道帮派的斗争。

　　开会争吵结果，陈独秀和尹宽的主张得到胜利了。第五个委员罗世藩最后站在陈独秀和尹宽方面。罗世藩是马禹敷引进委员会来的，但他反对彭述之，这就决定了他的态度，二个代表撤回来了，陈独秀和尹宽亲自出马去参加协议委员会。从此，协议就一帆风顺了。

　　何资深代替吴季严做秘书长。马禹敷表示消极，不参加会议。彭述之是积极参加会议的，但每次都反对协议工作的任何成就，同时掀起了反对尹宽的运动。彭述之及其追随者不敢反对陈独秀，但集中火力反对尹宽，尹宽的作风也有很多不满人意之处。

　　

千年一梦 · 发表于 2011-10-2 09:13:52

协议委员会对于统一问题的意见趋于统一后，便成为统一大会的筹备机构了，尹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共同起草各种决议，讨论和解决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等。可是，到了选举大会代表的问题提出来，又遇着困难。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在青年托派中彭述之的名声也是很臭的。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陈独秀本人并不反对尹宽。我亲见江常师在我家里向陈独秀攻击尹宽，而陈独秀替尹宽辩护。在客观形成的局势之下，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代表名额大体是依照各派成员人数比例选出的，似乎是每二十人选一人。无产者派和我们的话派一样多的名额，即各为六人。十月派四人。战斗派一人。无产者的六个代表是：陈独秀、郑超麟、王茨槐、蒋振东、江常师、彭述之。其中彭述之是最后算清人数，可以多派一个代表，才加入的。我记不清楚他是否出席大会，即使出席，也是开幕以后何资深才送他去会场的。我们的话派的六个代表是：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二个香港工人，另有一个是谁我忘记了。其中宋敬修是代替楼国华出席的，楼国华的爱人阿凤（也是同志）恰于五月一日分娩。十月派的代表是：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罗汉。战斗派的代表是：来燕堂，本来派王平一、但王平一回山东去了，临时由来燕堂代替，也是开幕之后何资深送去的。

　　统一大会的经过就不必在这里说了。

　　大会选举结果，当选为委员的有：陈独秀、王文元、郑超麟、陈亦谋、宋逢春、濮德志，一个香港工人，宋敬修、彭述之。前七人为正式委员，后二人为候补委员。与彭述之票数相等的，还有梁干乔。于是，就梁干乔和彭述之二人重新投票，结果彭述之票数多于梁干乔票数，当选了。

　　按照陈独秀和何资深的安排，彭述之和尹宽二人都不让充当代表，更不让当选委员，可是彭述之有本事挤进代表，又有本事挤进委员了。

　　大会闭幕后次日或第三日，新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候补委员也列席。分工：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长，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王文元为机关报《火花》的编辑，宋逢春为秘书长。陈独秀主张王文元为宣传部长，我为机关报编辑，我认为宣传部长好做一点，机关报麻烦，就推掉了。

　　就在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演了一幕趣戏，我至今牢牢记得。会议快结束时，陈独秀拿出一封长信让大家讨论。那是彭述之写给他的信，大会开幕后他送给何资深，要何资深转交陈独秀的。在信中，彭述之大骂此次统一大会，说这是分赃会议，等等。总之，他那时看出他已被排斥于统一组织之外了，连大会也不能参加，于是决定另立组织。这个致陈独秀信便是他的宣言，可是出于他的意料，交出这封信后他竟获得了参加大会的资格，而且被选举为候补委员！他无法收回这封信。

　　大家传观了这封信之后，陈独秀便问彭述之：「你现在是不是坚持信上说的意见？」彭述之坐在椅子上，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还是我出来帮他的忙。说几句打圆场的话，让他过关去了。事后何资深批评我：「政治斗争不坚决。像彭述之这样的人，有了这个好机会，应当在政治上把他打下去。」何资深这个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这件事情，我首先联想到的，倒不是何资深这个不无道理的批评，而是觉得彭述之太无能了。如果尹宽处在这个地位，决不会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尹宽会泰然处之，会振振有词，以攻为守。那些青年托派同尹宽打了很多交道，对于尹宽这个人的认识同我对他的认识差不多。我常说尹宽是 Sophiste，「诡辩家」，有本事把是说为非，非说为是；青年托派则说尹宽是 Cyniste「犬儒主义者」，都不十分恰切，但犬儒主义者可以包含诡辩家，比较恰切一些。甚么叫做「犬儒主义」？我们心知其意，但很难以汉语表达。汉语有「玩世不恭」的成语，可以表达犬儒主义一部分的意义，但不能表达其全部的意义。同一件事，尹宽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说来说去都有道理。我往往为此拍桌子同他大吵。青年托派对尹宽的感想都不好，但他们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尹宽还是会坚持原则，可以信赖的。他的后半生以事实证明了人家对他的信赖：那怕他有时不得不耍些花腔，做些令人不能满意的动作，但至死他仍保持他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念。

　　那几年，即从开除以后到被捕以前，尹宽的生活费用是哪里来的呢？我本来知道，但写此回忆时完全忘记了。以后看到汪原放写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才想起来。原来，尹宽的生活还是陈独秀替他安排的，陈独秀介绍他给亚东图书馆译书，亚东老板汪孟邹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尹宽按月交译稿，亚东按月付稿费，书译齐后，亚东并不出版，把译稿搁置起来，这是那时出版机构常有的事情。

　　书名《现代文明史》，法国历史家薛纽伯着的。他着了一系列的《文明史》，这是其中一本，约有三十万字，陈独秀曾译了几章发表于《新青年》上，尹宽在国内就看到了，很欣赏。他来法国就买了一本，而且介绍我看。我翻了一下，没有兴趣看下去。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买的法文书中的一本，他在那篇交代材料中说，他被欧阳泽说服后，「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新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把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这本法文《现代文明史》就是那些名著中的一本，他当时不记得读完这本法文书，我既未读这本法文书，也未读尹宽的译本，因为译本是一九三三年才出版的，那时汪孟邹已把亚东交给汪原放经营，自己退回老家去了。

　　汪原放说：「记得有一次，我去牢里看望陈仲翁，谈起要出《现代文明史》，要加一篇序才好。他说，「那本书可出，序，我想，可以请高一涵先生写一篇，一定妥当」。我回上海，找到一涵先生，他果然一口答应，由邮寄了一篇给我，后来高语罕先生看了高一涵先生的序，又加了一篇，放在后面。仲翁说，王慧琴的译笔是很不错的。我问起前面有几章是仲翁自己译过发表在《新青年》里的。他说，不错，可是他要王先生译成，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有工夫来译完它了。」

　　汪原放这段记载引起了我的记忆。我记起了，那几年中尹宽曾来问我，他要译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何处可以买到此法文书（尹宽自己在法买的书，当然遗失了）？我说上海是买不到的，除非去法文图书馆借。当时法租界有个半官方的「法国文学会」（Alliance Francaise），内设一个法文图书馆，可能有此书。当时，我自己未曾入会，不能去借书，但王独清入了会的。尹宽于是找王独清，王独清便介绍他入会，付出会费十二元。他借到书后便不去还了。

　　这是尹宽一生翻译的唯一的法文书，出版时，我关在国民党监牢内，出版后，我也没有弄一本看看。

　　我们的统一大会是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日开的。统一组织成立之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各派的基层组织还来不及合并起来，便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整个统一的委员会，几乎全体被捕了，除陈独秀及二个候补委员以及不在上海的香港工人以外，都被捕了。这是叛徒马禹敷告密的。我们由租界引渡去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共八个人：郑超麟、何资深、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陈亦谋、江常师、楼国华。

　　我们关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候审时候，八月间，又有一批人被捕送到龙华来：尹宽、宋敬修、蒋振东、刘义，及一个或二个工人同志。

　　我没有同他们关在一条弄堂，根据同他们关在一条弄堂的人说，他们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这批人被捕之后不久，陈独秀便出来收拾残局，与彭述之、宋敬修这二个委员组成一个领导机关，似乎增补了新的委员，但尹宽不在内。尹宽于是联合几个干部打算另立一个委员会，在福州路一个旅馆开会。彭述之知道了，派宋敬修去制止。到会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奸细，于是一网打尽。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可是以后好多年，我同蒋振东谈起此事，蒋振东否认这个说法。他说，那次开的是建立沪西区委的会议，预先报告了领导委员会，彭述之才派宋敬修来出席的。蒋振东没有理由说假话。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查考了。

　　我们一案十一月间判决解往漕河泾模范监狱后，尹宽一案尚未判决。以后，我知道，尹宽和宋敬修判了徒刑，也解到漕河泾执行，刘义、蒋振东及其它的人则释放了。

　　我们是军法判决的，关在司法监狱，属于寄押性质，照规定以后要解往军人监狱的（但有时长期寄押在司法监狱）。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战争，十九路军派了一个副官协同漕河泾监狱把犯人解往杭州。在集合过程中，王文元、楼国华、何资深和我，赶紧凑在一处，一起排队，一起钉镣（两人共一付脚镣），站在大院子里待其它犯人出来。此时濮德志已经活动出狱了，但陈亦谋、宋逢春、江常师、尹宽、宋敬修不知何故没有同我们会聚在一起，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队伍。我们看见他们从里面走出院子来。我只看见尹宽，但别人也看见其它的人。我只看见尹宽，不仅因为他个子高，比别的人高出一头，而且因为他利用这个群众场面鼓动群众。监狱当局早把犯人的存款，用到甚么地方去了，想不到这天全体犯人会解往他处。犯人要求发还存款才肯离开监狱。可是监狱拿不出钱来。监狱的会计，一个胖子，在院子里急得满头大汗。监狱长也在院子里，比较镇静些，答应我们到了杭州以后便把钱寄去。犯人不依，尹宽排在后面，便大声说几句话，大意说非要监狱立即还钱不可。十九路军的副官也在院子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立在前面的犯人便告诉他这件事情。也有人说：监狱长贪污，把犯人存款吞没了。于是监狱长出来说话，他不多谈存款的事情，只一手指着天上说：看哪，日本飞机在上面盘旋，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人站在院子里，非常危险，必须立刻离开，不要再耽搁了，一切其它事情都好办，钱一个铜板不会缺少的。十九路军副官于是下出发的命令。我们到了杭州不久，存款还是如数寄还我们的。

　　我们在新龙华车站上车，到杭州车站下车。后上车的队先下，先上车的队后下。尹宽和别的同志走在我们前面。他们先进入杭州的军人监狱。我们到时，监狱已经满额了，我们被带到西湖边有名的昭庆寺一个大殿内去关押，约有二百多犯人。昭庆寺大殿当然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属于临时收容所的性质。

　　我们寄押在昭庆寺，尹宽等人寄押在监狱，完全是偶然的，但这偶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我们在昭庆寺住了一个多月，便经过运河解去苏州军人监狱关押，我们以后都活着出狱了；但他们到上海暂时平定后又由杭州解回漕河泾模范监狱去。军人监狱当然恶劣，但同司法监狱（我说的是漕河泾模范监狱）比较起来，不啻天堂。陈亦谋不久就病死了，宋敬修也病死了，以前，反对派同志区芳和董某[5]也病死在漕河泾狱中。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至于宋逢春和江常师，则亏得家属活动，很早出狱，否则也要死在狱内的。

　　尹宽怎样保外，出来怎样活动，以后又怎样进去，那时我关在中央军人监狱中，不知道。一九八二年秋，我请蒋振东就所知写给我。他尚未写完尹宽保外的经过就中风死了。这篇东西成为他的绝笔。现在抄录如下：

　　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尹宽要保外就医，叫我找一个保人，我就拿他的信去找金鸿图。此时金鸿图已经不住在提篮桥西牢背后而搬去韬朋路底一个新造的弄堂了。我找到金鸿图，同他商量找保人的事，决定找朱英如为保人。朱英如的丈夫沈天觉开了一丬小机器店，只有一开间门面，做的是铣床活。金鸿图的老婆阿珠出面说话，朱英如夫妇都很热心，答应作保人，立即盖了图章。保单交上去后，就来对保，不久尹宽就写信给我说某日可以出来，叫我去接。我先去徐家汇红万字小学找到赵济的爱人，然后找到赵济，告诉他尹宽出来的事。赵济给我几元钱作费用。到约定的一天，上午，我去漕河泾监狱旁边一家小茶馆等候，大约十一点钟，尹宽扶着墙壁艰难地走到茶馆来了。他喝了几口茶，我们便坐了两部黄包车先到徐家汇，再换车到我家里。我把赵济的信和钱交给他，金鸿图来看他，谈了别后的情况。

　　尹宽在我家中住了二日。他的身体实在太坏，要我送他进医院。我送他进一家天主教办的医院，住三等病房，一共只付了十元。没有钱再付，只好说候家里寄钱来付。他住了二个月左右，欠了二百多元，心里很着急，向组织要钱。陈其昌答应送钱来，但始终没有送来，最后连人也不来了。

　　怎么办呢？他和我商量，只有逃走。星期日上午，医生、看护、办事人都去隔壁教堂做礼拜了，尹宽就逃出医院，身上还穿着医院的衣服，他住在我家，华盛路同乐坊，一间前楼。

　　尹宽住了几天，准备回桐城老家去。忽然，监狱的医生来保人家里，催促尹宽回监狱去。朱英如找到金鸿图，金鸿图到我家里来。尹宽非常着急，我们商定尹宽先开一个旅馆住下，再去疏通保人。我们在三马路源源旅社开了一个房间，我随即去找赵济，赵济来旅馆看尹宽，并给尹宽一些钱，我到朱英如家里去，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朱英如夫妇不在家。我赶回旅馆时，尹宽又失踪了。我回家才知道尹宽被保人押回保人的家。我在朱英如家里看见尹宽躺在床上，他告诉我完全是金鸿图夫妇捣鬼。我去金鸿图家，他们已经睡了，我责问他们，他们无言可答。

　　次日，我去朱英如家看尹宽，尹宽笑嘻嘻地告诉我：他同朱英如商量好，去买通监狱医官这一关。一天，大概是星期天，上午，我买了四样礼物去漕河泾监狱附近那个医官家里，医官非常客气，随即把四……

　　蒋振东在此处绝笔。用不着说，医官收了那四样礼物，就不来催促尹宽回监狱去了，尹宽也就不必回桐城老家了。蒋振东这个回忆。细节上可能有错，尹宽保外的时间也可能早于一九三四年八九月，以后也许有史料来纠正的。

　　尹宽病好以后，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参加了「临委」，在临委中同陈其昌发生矛盾和斗争，又同陈其昌一起同格拉斯和刘仁静支持的一批新干部发生矛盾和斗争；他又在《农村经济》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同人家进行论战；他团结和说服一些干部跟着他走；最后，他又被国民党捕去坐牢了。这一切蒋振东是知道的，可惜他死了。

　　我看到二个历史文件，都是尹宽写作而有几个人签名的。一个是写给监狱中的陈独秀，向陈独秀控告陈其昌的，其中列举了陈其昌的缺点或过失，要求陈独秀撤换他或勿支持他。后面有七个人签字。另一个是提出不同的政治的路线，即使不是请求陈独秀批准，至少也是给陈独秀参考或征求陈独秀意见的，后面有八个人签字。这二个文件都不长，签字的人有「东」（蒋振东）；「希」（贺希），「商」（商吉士或别的字，即尹宽），尹宽签在最后，表明文件是他起草的。这二个文件经过我手中时恰逢我忙于别的事，没有抄录下来。由这二个文件可以知道那时托派的主持人还是在监狱中的陈独秀所任命或支持的，他们实行陈独秀的路线；又可以知道尹宽反对这个路线，也反对陈独秀所支持的陈其昌。文件一般是通过陈其昌送入监狱给陈独秀的。但反对陈其昌的文件如何能通过陈其昌送去呢？于是尹宽决定派贺希去南京见陈独秀。我从他方面知道贺希曾去监狱见陈独秀。蒋振东完全忘记了这二个文件，忘记了怎样讨论，怎样签名的，但他记得尹宽曾派贺希去见陈独秀。我不知道此次交涉的结果，但显然可见陈独秀并未接受尹宽等人的意见。尹宽为路线和陈其昌事，同陈独秀办交涉，决不止这二个文件所记录的，因此到最后陈独秀大发脾气，在监狱中声明：他永远不再同尹宽合作。抗日战争后，我同尹宽见面时，直至狱内谈话，尹宽都不再提陈独秀，不得不涉及陈独秀时他也未曾表示好感。

　　但尹宽还是同陈其昌一起抵抗刘仁静所支持的一批青年托派的攻击的。不知道是陈独秀被捕以前还是以后，有个南非籍的记者格拉斯来到上海，以后做了《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他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同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经常通信。不知怎样，他同刘仁静和陈其昌很快取得联系了。他说服了伊罗生从第三国际转到第四国际。他介绍刘仁静去帮助伊罗生搜集和翻译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史料。伊罗生还拿出三百元帮助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一个印刷机关。葛拉斯联合陈其昌，尹宽以及从北平南下的几个青年学生（史朝生、刘家良、王树本、扈文章）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机关，葛拉斯本人也在内，陈独秀自始就不信任葛拉斯，叫陈其昌等人不要同葛拉斯往来。陈其昌会说英语，接触久了，知道葛拉斯是好人，同意参加了新的机关。尹宽对葛拉斯很有兴趣，他不会说英语，便拉邮局一个朋友做翻译去同葛拉斯说话。有人说，每次尹宽都是向葛拉斯要钱。据说那个印刷机关就是尹宽建立起来的。

　　北平南下的青年人是接近刘仁静的，刘仁静自始就反对陈独秀，在组织上和路线上都反对陈独秀。他当时住在北平，似乎本人没有参加新的领导机关，但通过那些青年人去影响新的领导机关。如此组成的领导机关，不久就发生内部斗争了。那些青年人反对陈其昌和尹宽，最后反对陈独秀，葛拉斯支持他们。他们占得多数，终于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以及其它的老托派。但陈其昌、尹宽以及其它的老托派不理会他们。他们要印刷机关，但陈其昌、尹宽以及负责印刷工作的同志不肯交出，双方互相攻击。一九三五年某月，由于叛徒告密，这个由青年托派控制的领导机关便被国民党逮捕了，连远在北平的刘仁静也被逮捕了。他们都解到南京去，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刊，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四个青年托派，刘家良判了七年，其它三人判了五年。

　　我在中央军人监狱看到了王树本、扈文章、史朝生三人，同他们谈了话（但未看到刘家良）。他们告诉我内部的斗争和分裂，特别攻击尹宽和陈其昌，说尹宽霸占了印刷机关。

　　这些青年人被捕之后，托派组织仍旧归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葛拉斯又同他们合作了。

　　尹宽从事于内部工作和斗争之外，还对外进行理论的斗争。当时所谓「社会史论战」已经过去了，但开始了农村经济性质的论战，在此论战中代表托派立场的就是尹宽。不久之前追悼孙冶方的文章中有人说孙冶方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农村经济》（或别的刊名）同托派作理论的斗争。孙冶方的对手就是尹宽。尹宽通过蒋振东的一个甚么关系认识了《农村经济》杂志的一个编辑（蒋振东说是薛暮桥，恐怕记错，似乎是王宜昌），因此写了好多篇文章在那个杂志上发表，似乎以商吉士为笔名。我从未见过这个杂志，更未见过尹宽的文章，不知道他写了甚么。但要研究尹宽这个时间的思想，是应当分析这些文章的。今天肯定能在大图书馆找到《农村经济》旧杂志。

　　近日，我终于在图书馆找到旧杂志《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看到了尹宽的文章。文章题目为《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署名「王景波」。

　　出乎意外，我发现这篇文章写得好，尹宽的文章，我看了不少，但从未看到写得那么好的文章，为了纪念尹宽，今天应当重新发表他这篇文章。

　　无论枝节上有甚么地方说得不妥当，但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他完全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去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以至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当时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早已过去了，这个论战是在尹宽以及我们这一批的人被国民党逮捕以后才开始的，我们自然无法参加。陈独秀和彭述之虽尚未被捕，但他们忙于更重要的恢复组织和领导现实斗争的工作，无法参加。代表托派参加此论战的，是一些游离的分子，如任曙、严灵峰之类；刘仁静也参加，但那时他尚未加入组织。总之，这些参加的人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这些人都来抓住论战的要点，姑不论说了许多错话，授人以柄，而且相互间打起来了，让人耻笑，社会史论战中所谓托派的言论，没有丝毫增加托派的光荣。

　

千年一梦 · 发表于 2011-10-2 09:14:47

　尹宽则是抓住论战中心的，中共党员，根据史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路线，高潮时和失败后的路线，强调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之不得不强调中国经济上的封建的落后的成分，说到农村经济时特别要强调这种成分。他们完全忘记了整个世界处于甚么时代，中国又处于甚么地位，那些封建的落后的成分，在此情形下又含有甚么新的性质。

　　尹宽明白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不跟着别人说「半殖民地」，并非因为他不知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区别。这区别，在讨论另一类问题时是重要的，在讨论中国是否资本主义问题时则不重要，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进行得更加迅速。《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起初确是摧毁资本主义以前一切生产方式的，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则于摧毁旧的生产方式之外还可以利用旧的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服务。所以强调中国尤其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并不足以判定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就是叫我们于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时，不要单独就中国一个地方来看，而应当根据时代和世界来看。这就是国际主义的观点。

　　资本主义利用以前的生产方式来剥削人民，这话不是尹宽独创的。正在我们坐牢时候，上海的新生命书局（蒋介石出钱，周佛海当编辑的）翻译并出版了列宁着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俄国民粹派也借口俄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认为俄国还没有资本主义，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例如，他们说，俄国的富农使用雇农劳动，而雇农自己有一小块上地，受雇做工不过贴补家用而已。列宁回答说，「这些都是无产者，不管他们在法律上拥有一小块公社分地。他们事实上就是富农的日工、牧人、佣仆。」

　　尹宽的文章是作为「读者园地」发表的，即现在所谓当作「反面教材」发表的。发表它，是为的批判它。第一卷第十二期果真发表孙冶方一篇针对尹宽的长文章了。孙冶方引经据典反驳尹宽，但并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利用旧时的剥削方式的事实，他而且从《资本论》或马克思其它的著作引出实例。欧洲资本家到非洲去经种植园，用的还是奴隶劳动呢！但孙冶方还是强调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因为这是「辩证法」。中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孙冶方的文章重新发表在前几年新出版的《〈中国农村〉论文选》内，但他批判的尹宽文章则不再发表。

　　尹宽被「驳倒」了。托派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都被「驳倒」了。于是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都以托派「失败」而写入历史。这「失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以前未经人指出。这就是社会性质论战掩盖着另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论战，而这一个论战是不能在公开的出版物刊行的。

　　原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其进行中和失败后，向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次革命以及失败后将要起来的革命，究竟属于甚么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呢？换另一种话来说，即：革命胜利建立的政权，究竟是工农民主专政呢，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革命中以及革命失败后，以史大林为首的当权派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双方争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进行反对派运动，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苏联是公开讨论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但在国民党的中国则不能公开讨论。于是只能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上讨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同的问题。论战双方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争论的是革命性质问题，于是都在社会性质问题上钻牛角尖，说了许多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尹宽的文章却未曾忘记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他只证明了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就够了，不必多费力气去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封建的剥削方式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但尹宽文章的结论已经足够证明中国革命所要推翻的决不是甚么封建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了。

　　但问题还有另外的方面，即：决定革命性质的，不仅有一国的社会性质，还有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发挥了。

　　尹宽没有写文章回答孙冶方的反驳，也许写了，《中国农村》不登，现在没有办法查考了。尹宽这篇文章写完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此时，他一面写文章同党外的人论战，一面在党内进行工作，同自己的人斗争。这后一方面，我们只得到一些零星的材料，例如他团结七八个人，签名于二个文件上，送给南京监狱陈独秀看。幸而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公开后传出了托派临时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次会议的记录，其中记了尹宽的几次发言，足以窥见尹宽当时活动和思想之一斑。

　　我上面说到刘仁静遥控下的青年托派组成的中央，同尹宽和陈其昌发生斗争，开除了他们，不久这个中央就给国民党破获了，直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晚上，葛拉斯才联合尹宽，陈其昌以及其它的人，在葛拉斯寓所召开一次会议，成立新的中央。葛拉斯当会议的记录，用英文记的，这记录保存在托洛茨基的哈佛档案内。

　　到会的有：王凡西、陈其昌、尹宽、蒋振东、贺希、邵鲁、李福仁。晚上七点十分宣布开会，选举王凡西为主席。议事日程有好几项，其中与尹宽有关的有如下几件事：

　　关于选举中国同志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问题。

　　尹宽发言：他从刘家良的老婆那里得到消息，说刘仁静已经自首，转送苏州反省院，不久可能获释。他已声明自愿投降国民党，虽尚未有确证，有些同志已不愿选举他参加总理事会了。

　　于是大家讨论可否选举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曾来信，说他要同那些反对陈独秀进总理事会的人作斗争。尹宽问：此事，是否已写信给国际？李福仁回答：就他所知，尚未写过这样的信，不过托洛茨基同志知道过去曾有人反对陈独秀，为此无疑他才预先说要同那些反对的人作斗争。虽然存在这些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旧坚持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

　　尹宽发言：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果只为他的威望和影响力，那就欢迎他作候选人。但我们应当讨论他的政治意见，判断他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为了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

　　陈其昌发言：中国同志中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分别二个问题：一、我们要不要选举陈独秀进总理事会；二、陈独秀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接受不接受他的提名。

　　尹宽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同时我们告诉托洛茨基：我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陈其昌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提名陈独秀为总理事会候选人，不管陈独秀与我们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们必须仅仅从第四国际的大原则来考虑这个提名。」

　　李福仁发言：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因为我们的立场的方案尚未定出。这个决议案只能简单赞成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无任何保留，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陈独秀，尤其在我们尚未将我们的立场规定下来以前。这个决议不需要附加甚么保留，对于这个提名，我们只能表示赞成或反对。

　　尹宽重申他的意见：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争论可于最近解决。

　　有些同志反对这个附加的条件。

　　李福仁发言：尹宽好像以为接受了陈独秀的提名就是接受了陈独秀的各方面的意见。这不是一回事。

　　李福仁再提出决议草案：「赞成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宽发言：如果委员会举行表决，那还得让全体同志批准。

　　于是就「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四票赞成，三票反对，赞成者：陈其昌、王凡西、邵鲁、李福仁。

　　这一项议程结束以后，讨论其它议程时，尹宽也有发言，但我不能多引了。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

　　首先要选出一个书记兼会计。陈其昌提议选李福仁；李福仁推辞，说应当选一个中国同志，如果选他，也要另选一个同志做他的副手，这意见没有被接受，于是有人提议书记和会计分为二人。

　　贺希主张尹宽作书记，李福仁作会计。陈其昌主张李福仁作书记，因为书记要能团结所有的人。于是问题转成为：书记究竟是干甚么的？是政治代言人呢，还是做技术工作，如写信、记录之类。王凡西认为书记是做技术工作的，不是掌握政治路线决定权的。讨论结果举行表决：李福仁得三票（尹宽、陈其昌、邵鲁）当选书记兼会计，尹宽得二票（贺希，蒋振东）落选。

　　其次要选出一个宣传委员兼《火花》主编。王凡西得四票（陈其昌、郡鲁、李福仁、尹宽）当选，尹宽落选。

　　其三要选出《斗争》主编。邵鲁提陈其昌，蒋振东提尹宽。陈其昌得三票（李福仁、邵鲁、王凡西）当选，尹宽得二票（蒋振东，贺希）落选。

　　表决之后，尹宽提出责问：为甚么要选举陈其昌？这个表决是否算数？陈其昌是不能胜任《斗争》主编的，因为他从未发表政治意见。你李福仁为甚么要投陈其昌的票？

　　李福仁回答：根本不应当要求一个同志说明他投票的理由。既然要求我说明了，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理由。我是根据过去我同这二个同志的接触来投这一票的，几个星期以来，尹宽同我和别人谈话或通信时总喜欢宣传他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组织的意见。至于陈其昌，他如果不能胜任他的职务，则我们可以撤换他，如同撤换其它当选的人一样，现在陈其昌已经当选了，尹宽就应当忠实地就力之所能同他合作。尹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蒋振东发言：这里牵涉到两条路线：布尔塞维克和孟雪维克。

　　贺希发言：应当根据政治观点来挑选《斗争》的主编，李福仁应当根据这二个提名人的政治意见的是非来投他的票。

　　李福仁回答：我没有很多机会来仔细了解这二个提名人现在的政治意见，但我昝清楚记得他们在几个月以前政治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办法在政治方面分出是非，只好根据别的因素来决定取舍了。

　　其四要选举组织委员，有三人被提名：邵鲁、尹宽、贺希，结果，尹宽以三票（陈其昌、邵鲁、李福仁）当选。

　　书记兼会计，宣传委员，《斗争》主编，组织委员四人组成常委。

　　以上的材料是难得的。我从中引了许多尹宽有关的文字，不必加以评论。于此可见，尹宽保外就医这个时期，并未在那里养病，他仍在活动，斗争，对外的和对内的斗争。难怪此次会议之后不久，他又一次被捕入狱了。

　　最后，结束这个时期的生活，尹宽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了。我过去知道，他同贺希，邵鲁一起被捕，一起出来。去年秋天。打听到贺希地址，蒋振东写信给贺希，要贺希写这件事的经过。贺希有病，得信后拖了一个多月才回信，回信到时蒋振东已经死了，我以后写信给贺希，至今未得回信，大概贺希也死了（已经确知贺希在今年三月间死去的）。今将贺希信中有关此事的一段话抄录于下：

　　老尹被捕，先于我一个多星期。他和邵鲁在小赵家中吃过午饭后一同到文庙去玩，他们早被敌人盯住，就被捕了。一个多星期后，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去闸北鼎鑫纱厂看朋友，刚走上造币厂附近苏州河大桥，后面跟上来的家伙就把我抓了。先关在闸北公安派出所，后解到市公安局，在那里看见了老尹和邵鲁。大约又过两个星期后，一天深夜，我们解到南京，我和老尹一直住在一道。老尹时常生病。我也发了一次高烧，以致壮年（二十九岁）就耳聋目盲，一身病痛。……

　　贺希说了他们被捕的原因：

　　罗章龙派在上海的二个干部（寒君、李平）带着一批为数不多的人参加了托派。其中有个在申新九厂细纱间做加油工的，叫「泰安小李」，是个奸细、叛徒，我们却特别看重他，培养他成为积极分子。老尹同他谈过几次话。老尹被捕后，敌人问他：曾给甚么人一本小册子？于是老尹想到这个人是叛徒。我经过回忆，也同意了。我释放后到了上海，小赵告诉我：我们被捕后，小李也无人理睬，才感到对不起我。这就是铁证！我们被捕是泰安小李出卖的。

　　贺希没有提到他们未曾判刑，而是解反省院的。尹宽此次被捕，恰值他的「二农」同学何其巩做了北平市长，他写信给何其巩求援。据说，何其巩帮了忙，设法让尹宽去住反省院。连带地，贺希和邵鲁也去住反省院了。国民党把政治犯不送去监狱而送去反省院，一般是为了「优待」叛徒或「悔过者」的。但有例外，有势力的人来援救，国民党不能不卖帐，但又不愿无条件释放，往往就送去反省院。可能需要犯人有书面的悔过表示。尹宽等三个人去反省院就是属于例外一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写了甚么书面的表示，但事实上都未屈服。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着一个朋友，他是通过家属活动，调去反省院，经过半年出来的。他同尹宽关在一起，很佩服尹宽。他说，一天犯人起来同管理人员斗争，尹宽一面吐血，一面鼓动群众上去斗争。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二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这二人说的是哲学，政治的问题。我又看了尹宽的文章，但说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固然说的不是革命的道理，但也未曾说反革命的道理。

　

千年一梦 · 发表于 2011-10-2 09:15:28

　关于出狱事，贺希信中说了如下的话：

　　最后结果是邵鲁最先释放；老尹在释放政治犯前不久因吐血而被保释；剩下我一人，到释放政治犯时才出来。

　　贺希老年回忆未必完全可靠。关于出狱事，我听尹宽说的和贺希自己说的，与此回忆都有出入。尹宽告诉我，他是南京快沦陷时才释放出来的，他立即渡江乘车去合肥。住在一个小旅馆，然后去合肥的汽车站，打电话给安庆汽车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的朋友设法让他能回安庆去。他的朋友接了电话，告诉他合肥车站最后一辆车几分钟后就要开，以后没有车了，他要来安庆就要立刻坐上车去。于是他穿着汗衫短裤上了车，把放在小旅馆的东西都丢弃了，贺希则告诉我，释放政治犯时他同邵鲁一起跟着别的犯人到中共招待所去，到了招待所，别的犯人便告诉那里的负责人说：这二个是托派，不是我们的人，于是贺希和邵鲁被赶出来。可见没有邵鲁先释放、尹宽被保释的事情。事实真相如何，现在已无从查考了。

　　贺希回到上海，上海的组织知道尹宽活着出狱，估计他回桐城老家去，但得不到他的音信。一九四○年，我回到上海，遇着蒋振东，问起尹宽的消息。他说：尹宽以前给了他桐城老家的地址，他藏在房里糊墙纸隙缝中，以后找不到了。我在「一二八」战争后解往杭州时见了他一面，至此多年看不到他。想他是老肺病，恐已不在人世了。

　　直至日本投降后二年，即一九四七年，我们才突然收到从桐城写来的信。原来，日本投降以后第二年，彭述之筹到一笔款办一个公开的杂志，名为《求真》，拉拢了几个名流写文章，都署真名，连李季的文章也署真名，但彭述之自己的文章则署假名。在第一期或第二期上彭述之发表了一篇论老子的文章，李季次期便写一篇文章批评彭述之，彭述之来一个反批评，双方争论起来。在那个形势下争论老子问题，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可是尹宽在桐城看到了《求真》杂志，他由这几篇文章看出这个杂志同我们有关系，于是按照杂志的地址写一封信给李季，请李季转交我们。他给了我们以他的地址，并劝告我们不要同李季辩论，伤了朋友感情。他把彭述之的无聊文章当作托派的共同意见！我们立即写信给他。我和蒋振东两人凑了十元（不知当时多少钱，但价值约等于抗战前的十元）寄给他。由此就联系上了。我们以己度人，总是认为尹宽一定在家里等米下锅的。以后才知道他并没有我们在上海那样穷，他当时做了桐城简易师范的校长，又做了桐城县参议员。我同过去见面时一样吵吵闹闹，写了一封信去讽剌他做了国民党的官。处在他的地位，校长我可能做的，但决不可能做参议员。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同我辩论。

　　不久之后，他就到上海来了，住在蒋振东当校长的中陆小学，同我们老朋友都见了面。此时他才知道我们组织早已发生分裂，我和蒋振东都不同彭述之往来了。我们让他了解这个分裂的理论和政策方面，以及人事关系方面。蒋振东特别告诉尹宽，他亲自从彭述之听来的话：一次，开会时候，不知怎样谈起尹宽，彭述之郑重声明说他以后无论如何不愿意同尹宽合作。我上面曾说陈独秀声明过他以后不愿意再同尹宽合作。彭述之也作了这个声明。我本人始终对尹宽保持好感，但对他也有反感的时候。

　　尹宽这次来上海，不待说也同彭述之见了面，从他听到他的方面对于此次分裂的说明的。但我没有留下记忆。我后来想起尹宽此次来上海知道了分裂的事实，也听到双方对此分裂的说明，可是他没有明白表示态度，或者说，他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我们听来好像他是站在我们方面的。

　　以后尹宽就回桐城去了。不久，他当校长的那个师范学校闹了学潮，学生赶走他，他把学生散发的油印传单寄给我，不附一个字。传单写得很长，其中骂「托匪尹宽」。我不知道反对尹宽的群众是国民党唆使的，还是共产党唆使的。一九四八年夏他再来上海时也不愿意说这个问题。

　　一九四八年夏某一天，完全出于我们意外，尹宽跑到上海来了，仍旧住在中陆小学。他不说来的目的，我们也未曾联想到彭述之一派的所谓「建党大会」上去。我们早知道他们筹备大会，他们也把大会主要文件的草案寄给我们看。当时我生伤寒病，住在医院。王凡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针对着彭述之起草的所谓「党纲」，我忘记了尹宽来时我是否病愈出院（这是可以查考得到的）。我们绝未怀疑到尹宽会去参加彭述之派的大会。有几天，他一早离开中陆小学至晚上才回来睡觉。最后，他约王凡西、蒋振东、楼子春、何资深到我家里来会面。那时，我已经出院，在家里静养了，他告诉我们这几天他参加了彭述之派的大会；他详细说了大会的经过，以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又推举为宣传部长，与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等组成「常委」，等等。他说，彭述之、刘家良等人要所有代表都反对你们，但他们达不到这个目的，代表中仍有人赞成你们，而他尹宽也曾发言说王凡西写的对彭述之纲领草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能置之不理，等等。听了尹宽这一透露之后，不知道别人有甚么感想，我只觉得一阵恶心。……以后，尹宽就搬出中陆小学，住到彭述之给他安排的房子去了。彭述之还介绍他去上海某一高等学校教书。虽然如此，他还是常常到我家里来，把彭述之方面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我们。……我对他已经不是无话不谈了。当时第四国际开了世界大会之后不久，寄了一篇大会宣言给我们，我不顾大病初愈，尚未复原，便翻译起来，但不让尹宽知道我在翻译。他们方面也收到这个宣言，但因只有法文本，便交给「宣传部长」自己去翻译。尹宽告诉我此事。我说：「好么，你去翻译，将来我可以看看。」我很快就翻译好了，而且油印出来，尹宽才停止翻译下去，他辛辛苦苦译出的部分只好作废了。

　　但不久，尹宽便同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发生冲突了。无论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以至个人生活方面，尹宽和彭述之怎么能够合作呢？尹宽在此问题上太不慎重考虑了。但如此迅速发生冲突，也是出于我的意外的。我们也不理尹宽，他只好回桐城去了。一九四八年底，彭述之派领导机关决定搬去香港时，刘家良曾写信去桐城，要尹宽一起去香港，尹宽置之不理。

　　事情过了以后，我想尹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以为聪明，有权术，而其实是很蠢的。这就是好多人说的他的「犬儒主义」！我不值得为此生气。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夏末秋初，他从老家运了一批农产品去芜湖或南京出卖，得了钱又到上海来找我们，仍旧住在中陆小学，我仍旧像老朋友一样招待他，他准备长住上海，但不愿住在中陆小学，要我设法让他住在王凡西家里去。此时，王凡西已经去香港了。这怎么行呢？我没有帮他这个忙，他只好回桐城老家去了。从此他和我们断了联系。他不写信给我们，我们也不写信给他。

　　一九五○年，如果不是更迟些，何资深不知从何处听到一个消息，说安徽桐城有个老头子。公开向群众批评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拿他没有办法。何资深说：不会是尹宽罢？我也不能判断。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老头子，他是不是尹宽。
　　就在这一年，或更迟些，中陆小学收到了尹宽的女儿一封信，说她的父亲到上海去了，但身上衣服很少，希望我们在上海照顾他，我们由此信体会出尹宽被捕了，已经解来上海。其实此时尹宽尚未解来上海，还关在合肥。

　　近年，我听到一个传说，关于尹宽怎样被捕的。据说，一九五○年某月，毛泽东来安庆视察，地委书记向他汇报，中间谈到桐城县有个老头子自称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说了许多怪话，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旁，便问这人叫甚么名字。地委书记说：叫尹宽。罗瑞卿说：我们正要找他。于是尹宽被捕了。看来何资深听到的那个消息是有根据的。不过以后尹宽在狱中同我见面，也曾说起他被捕事，但未涉及这个传说。也许他自己不知道。尹宽喜欢告诉人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则是事实。他本来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一九二三年春我们一批人去苏联后，西欧的少年共产党组织就是周恩来和尹宽二人领导的。但在共产党统治下何必抬出这个关系来呢？五十年代下半期，我关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一天开出独居囚室去理发，理发犯趁看守不在旁边，悄悄地问我：「你就是周总理的老朋友么？」于是我明白理发犯误认我为尹宽。而尹宽喜欢告诉人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这是后话。尹宽后来告诉我，他在桐城老家被捕后就解到合肥来，在合肥关押很久，才解来上海，关在华东公安部的看守所，以后转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他在合肥吃了苦头。两手反铐很长时间，吃饭靠人喂，大便靠人揩屁股。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已经三年半了，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看守来通知我「收拾东西」。我把随身的衣物包好，看守来开门，帮我拿东西，从三楼走下来。到二楼，我忽然看见尹宽，走在我前面，他的东西有另一个看守拿着。我们对看一眼，不敢打招呼。这是三年半以来看见的第一人。到了楼下大厅，办理手续，我们才说起话来。起初，押车的看守还要干涉，以后就不管了。我们不知道解往何处，但估计不是去枪毙。吉普车开进了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在收发室办了很久的入监手续，然后被送往一号监去。尹宽告诉我，一号监关的都是重刑犯。他也曾在这里关押一个时期的。我们被带到三楼，起初分住二个囚室，约三个钟头，后来我和他同住一个囚室。我们谈话一直到深夜，最后二楼犯人出声干涉，我们才停止谈话。次日早上，我们又被拆开，从此就没有机会同住一个房间。这日早上，我们看见几十个同案犯人，已经判决解到这里执行的，从其它部分纷纷调到这里，一号监三楼西部来，其中有蒋振东，也有何资深，我们囚室的门都不关，我们走出门外看这些新来的人。我莫名其妙，便问尹宽：「把我们调来干甚么？」尹宽说：「来学习么！」然后，我知道，尹宽比我更有经验。原来，国务院有命令给各地专政机关，组织托派犯人出去参观，参观后学习。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十二三人，起初几天漫谈，七月五日起出去参观：工厂、商店、高级合作社、文化宫、展览会、体育场等等。大约参观了一个星期。以后就开会学习。最后，写总结，直至八月十二日才结束。集中起来的人，又调散了，我们几个尚未判刑的人仍旧解回看守所去，但不是回第一看守所，而是去第二看守所。这年九月间，我们又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学习一次，此次则是学习「八大」文件的，同时去人民广场参观了国庆节群众大会和游行。

　　在集中学习期间，监狱囚室的门白天一般是不关闭的，我们可以走到门外走廊上来。所以我虽不同尹宽住在一个囚室，仍有机会说话，一二句简单的话也可以交换各人的思想。即使囚室的门关着，我们也可以站在门后大声交谈。

　　我和尹宽二人不是分配在同一个小组，但我可以通过与尹宽同小组的人知道尹宽在小组发言的大意。尹宽被捕初时大概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因此在合肥吃了苦头；解来上海后就软化了，就说了认罪一类的话，因此对他管理放松了一点，即不一定个人独处一室，也可以同其它犯人共处一室。不像我，除了集中学习时二人共处一室外，都是一人独处一室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斗争」以后才能同别的犯人共处一室。尹宽认罪以后仍旧得不到信任。因为容易看出他的认罪是假的。我那天夜里同他住在一室，谈话到深夜，以及以后几次见面交谈，我很满意：不管老朋友表面上怎样说，他的根本思想，即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仍旧没有改变。他仍旧与我有共同的语言。例如，我们谈到苏共二十大，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我说：「将来总有一天，史大林的玻璃棺材要从列宁坟墓中抬走的」。尹宽说：「不要他们自己抬走，要别人去抬走。」这是表明他比我更加反对史大林和史大林派，包含那些反对史大林的史大林派在内。又如（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事情），我们谈起当时的反右派运动时，他说：「所谓『右派』，其实是拥护共产党的，反对共产党的人今天只会说恭维话，不会说批评话。」这些话都说得很好，都足以表明尹宽不管表面如何认罪，内心上决不认为自己有罪。

　　尹宽在小组学习中，据同组的人告诉我，他采取了这种态度，即：认罪，但不说或少说自己的罪，而说别人的罪，他在小组会上气愤地「揭发」彭述之和他那个组织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举出证据，说那次开「建党大会」，很阔绰，会后还办了酒席，大吃一顿。这些钱哪里来？还不是从国民党特务机关拿来的？他还举出一些他所接触的社会人士，说这些人就是特务。他以为如此一说，既可以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又可以说明他尹宽不是特务。他的「揭发」还是有分寸的。他始终没有说过王凡西、郑超麟、蒋振东以及所谓「少数派」也是特务。他不像另一些人说所有托派都是特务！但尹宽这种发言是有害的。我知道了，特别去找他。劝告他不要在小组会上攻击彭述之。他又在我面前说了彭述之许多坏话。我说：「这都是事实，但我们同彭述之之间的账，将来有机会时再算，我们不应当在共产党的监牢内同彭述之算账。」他又谈起建党大会用的钱。我说：「这钱哪里来，我知道，我今天不告诉你，只要告诉你：这钱是清白的，与国民党特务毫无关系。」原来，尹宽确实不知道彭述之开大会经费的来源；他只设想决没有人拿出这许多钱给中国托派开大会，因此只能作出特务出钱的结论。

　　彭述之开大会，为了弥补老同志不跟他走或少跟他走的缺陷，不惜费尽力气从内地乡村把尹宽拉出来撑门面，并选他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给他房子住，介绍他到甚么高等学校去教书，可是连大会经费从哪里来也不肯告诉尹宽！

　　一九五七年四月底，我和尹宽又从第二看守所解到提篮桥监狱去，在那里住了一夜，只为的去参观五一节大会游行，没有学习，参观完就直接回第二看守所去了。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我们二人又去提篮桥监狱集中，此次则是为了准备去上海以外参观的，我们只在那里住了三天就回第二看守所去，因为临时改变计划，不要我们二人去参观，别人都去了。先在上海本地参观，然后去北京、去东北、去武汉，回到上海。他们还要学习，写总结。我以后知道这件事，觉得不去很好；尹宽则提出抗议，责问为甚么不让他去参观？

　　大跃进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关在第二看守所。尹宽生病，常去监狱的医院（即市监狱内八号监）疗养。我没有病或不知道自己有病，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也被送往市监狱医院检查身体，住十几日回来，有意同尹宽错开。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我又去医院住十几日，此次尹宽也在那里，我们就不错开了。尹宽同别的犯人共居一室，我则仍旧独居一室，我在那里的运动场上看见了尹宽，交换了几句话。我们已经有五年不见面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现在变成小老头！」尹宽先我回到第二所去。

　　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离开第二看守所正式转入上海市监狱。尹宽不知何时转去的。他关在八号监，我关在五号监，其它同案犯人则绝大部分关在一号监。政府生怕我们二个老头子病死。八号监关的是病犯，他们有「营养饭」吃，即每星期有三顿，菜中放了一些肉片或肉丝，以后增加至每日一顿。五号监四楼东部有几个房间是康复的病人住的，也吃「营养饭」，我虽不是病人，也被照顾吃「营养饭」。我们这二个老头子，生活是受照顾的，但居住是隔离的，我仍旧单人居住，不参加其它犯人的学习。

　　如此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政府又对托派犯人采取新的措施：全部集中到一号监三楼，学习当时陆续发表的所谓「反修文件」。

　　我的衣物先由劳动犯拿到三楼上去，我本人在楼下等待甚么。人家不久带我到监长办公室去。承办单位的李科长和一个女秘书先在那里坐着。不久，尹宽走进来了，他比我先一步从八号监调到这里来；在他背后又来了两个犯人。我们四个人都尚未判刑。李科长训了话，主要是安排生活和学习的。他说：我们四个人编为一个小组，住在三楼东部，每人一个房间，指定其中一人（当然不是尹宽，不是我）为小组召集人；四人轮流当记录；政府要组织我们出去参观，参观回来要学习，要写总结；以后还有其它的学习。他指着旁边坐着一个矮子，告诉我们说：「你们生活上有甚么要求，可以向我们这位陆同志提出。」

　　李科长训话后，我们就上三楼东部各人的房间去了。其中二人已经定居在这里，我和尹宽是刚来的，我们的房间连接在一起，站在房口可以互相谈话。此时，我们的衣物已经放在各人房间里了。劳动犯小组长向陆主管报告，说尹宽的衣物中臭虫很多，他们捉了一部分，尚未捉完；我的衣物中也有臭虫，但比较少些。陆主管很重视此事，因为一号监夺得了流动卫生红旗，高挂在监长的办公室内；而我们二人是从别的监调来的。不久之后，我们二人的臭虫也消灭了。我们四个房间靠近前部，陆主管办公的阳台。我们这一案的犯人，不论已判的，未判的，都属于寄押的性质，学习是公安局承办单位直接掌握的，生活条件承办单位也有权过问。有些看守曾告诉我们的同案犯人：「你们的事情，我们这里不能管，都要报告公安局。」因此，托派犯人在提篮桥监狱内占据特殊地位：我们可以同案集中一起，别的犯人则是同案分开；我们时常出外参观。别的犯人则不参观或很少参观。此时，提篮桥一号监的犯人比较少，三楼东部前面还有二三个空房间，我们四个房间后面还有更多空房间，过去才有犯人，他们大多是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的。我们的同案犯已经判决的，则关在同楼西部前面的几个房间，他们约有十几个人至二十人，也是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的。他们另编一个或二个小组。陆主管严格防止我们这二部分犯人互相接触。每日下去空场「放风」时，总是西部的犯人排在队首，东部的犯人排在队尾，可以互相张望，但不能说话。到了出外参观时，在汽车上，在行路中，在参观地点，我们互相混合，可以说话了，但都在政府工作人员监视之下，只能互相问好，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而已。我一句话不说，即使我要同西部的人说话，他们也不敢理我。

　　出外参观约一个星期；参观了甚么，我今天记不起来。我对于参观毫无兴趣。一次，在甚么工厂参观了车间、机器、生产品等以后，到客厅长桌旁坐下听厂里负责人报告本厂历史和现状，最后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刑期即将届满的谢公墨，忽然提出工资基金占生产总额的百分比，以及工人平均工资的问题，可是得不到回答，我几年几次出去参观，政府工作人员多方鼓励我提出问题，我始终未提一个问题。我所感兴趣的，不在于厂房、机器、产品之类，而在于生产的工人对于生产的管理和计划究竟有多少发言权；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M/V，究竟是多少？而这一类问题是问不出来的，也是不该问的。

　　参观以前，我们的小组就开会学习了。先是漫谈，我提出我不能当记录。尹宽问我：「你说甚么？」原来，在楼下监长办公室李科长训话时，说四个人要轮流当记录，这话尹宽没有听进去，现在弄清楚之后，他赶紧说：他也不能当记录，「我自己发言也不能写出，怎能记录别人的发言呢？」以后小组长向陆主管汇报，就免除我们二个老头子的记录任务了。尹宽要求发给马列的古典著作，说他学习会发言时是要「引经据典」的。小组长说他身边有一些马列古典著作，可以借给我们看。

　　学习之外，关在各人房间内，我和他也可以站在门口谈话，自然没有同住一个房间时那样谈得痛快。他说，他在狱中作了几首旧诗词；我说，我也作了几首旧诗词。于是我们二人各抄几首交换着看。他的旧诗词作得实在不高明，我同从前一样老实告诉他：「你的诗词，平仄不合，用韵也不对，完全不行。」于是他争辩起来：为甚么要讲平仄？为甚么不可以用今天的读音为韵？我知道同他争论下去是徒费口舌的。反之，他称赞我的一首《绛都春》词，说简直像李后主做的。词中有几句：「憔悴，鬓皤腰瘦，幸方寸未乱，是非能理。」他说他建议改一个字，即把「幸」字改为「恨」字。最后二句是「词成付与秋坟，赚谁落泪！」他问我「秋坟」二字是甚么意思？我于是解释给他听。总之，他欣赏的是词的内容，我倒喜欢别人注意我的格律和韵脚。

　　以后，我们出去参观。但参观未完，有一天各人关在房间，他忽然从隔壁房间喊我：「超麟，我要死了！」我说：「胡说！」他说「心里慌。」于是小组长报告三楼看守，去找医务犯张辅卿（广慈医院的外科主任）来，张辅卿带他去狱内医院看病。我看见他跟着张辅卿走去的。不久劳动犯来收拾他的衣物，拿走了。我们知道他住到医院去。过了几天，医院派人来给他居住的房间消毒。我想，尹宽死了！

　　参观后期就没有尹宽，参观后的学习和总结也没有尹宽，以后的反修文件学习也没有尹宽。很可惜！我看出尹宽在此次学习中准备说许多的话。他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思一定有许多话可说。我自己就是决定利用此次学习的机会把我这几年形成的系统思想说出来的。我希望尹宽能够听到我的系统思想，也希望我能够听到尹宽的系统思想，可惜都不可能了。

　　我积极参加了反修文件的学习，从世界革命总路线起，通过一评、二评、……到十评为止。十评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才发表的。学习完毕之后都要写总结。我则把我的总结系统地写成八万五千字的小册子，书名为《干部主义论》，交给承办单位。

　　我认定尹宽已经死了。监狱管理很严，住院的犯人是死是活，无从知道。我写了一首《感皇恩》词「悼尹宽」。这词，同我在狱中的约四百首旧诗词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了。出狱后我只追忆出约十分之一。这首悼尹宽的《感皇恩》词，追忆不出来。为甚么用《感皇恩》调呢？因为辛弃疾悼他的好友朱熹的词用的是这个调。朱熹死于「伪学之禁」时期，辛弃疾只能用隐晦的字句写悼词。

　　想不到我写悼尹宽的词时，尹宽未死。真是「东坡海外之谣」！我写悼词之后一年又四个月，即一九六五年十月，某一天，承办单位李科长忽然到监狱来，召集我们一案的所有犯人到一号监门口集中，向我们宣布：政府决定释放尹宽回家，明天就交给他的女儿带去，现在特来让我们同尹宽见一面。我吃了一惊：原来尹宽还未死！不久一个犯人用轮椅把尹宽推来了，大家走去同他握手，他都不认识，连蒋振东同他握手，他也不认识，但我上去握手时他却认识了。李科长叫尹宽讲话。显然是准备好的话，他讲出来还是有条理的。大意是说我们错了，接着劝告我们好好改造，改造好，政府会释放我们的，他就是现成的榜样，等等。说了话之后，李科长便叫那个犯人把尹宽推回医院去了。李科长然后叫我们每个人谈感想。这事情是摆得很明白的，但谁敢把心里想到的话谈出来呢？只好顺着政府的意思谈几句。我有意留在最后谈。

　　在我谈话以前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是同案犯人中最靠拢政府的，又自命为最聪明的藉云龙，在发言以前先问李科长：尹宽是释放的呢，还是保外就医的呢？我心里暗笑。我想，你这个聪明人为甚么要提出这个愚蠢问题！李科长反问他说：「你看呢？」籍云龙然后作出政府所希望的发言。

　　最后，我不能不说了。我说：「几年前我曾对承办单位派来提审的人说：张芬神经失常，尹宽一身是病，关下去是要死的，这两个人都有儿女，都有温暖的家，应当放他们回家去。他们的病就会好了。张芬的刑期早已满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但今天你们释放尹宽回家了，这正是我一向所希望的，虽然不一定是我几年前的要求今天发生效力。」

　　李科长没有发牌气，只冷冷地说道：「哼！你几年前的要求！」「哼！你要尹宽释放回家！」……

　　此时，我仍不参加小组学习，因之没有为这几句话受到批判。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斗争时，也没有提出我这日的发言作为罪状。

　　李科长事先训话时曾告诉我们：尹宽的女儿此次是从家乡来「接见」尹宽的，我们告诉她政府明日释放尹宽，让她带回家去，她着急起来，说带来的路费不够。我们说：「你放心，我们会派人同你一路送他回去的。」

　　我断定，尹宽回到家里就会死的，如果不是死在路上的话。我们无法打听到尹宽的死活消息，因此每逢外调人员来问我尹宽的下落时，我总是说：尹宽死了，一九六五年就死了。

　　谁知此次我又错了。尹宽回到家中，改变了生活条件，慢慢地好起来，能够带着孙子在屋外散步，再活两年，到一九六七年才死，那时已到「史无前例」的时期，但他未曾挨斗，还来不及挨斗。一九八二年，我才同尹宽的家属取得联系。

　

千年一梦 · 发表于 2011-10-2 09:15:56

　我从尹宽的女儿还知道了一件事实，即是：李科长问她：「你父亲回去生活有问题么？」她回答说：「我们家里养得起他的。」李科长说：「那就好。」尹龙珠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她愁父亲回家没有路费，她又不愿靠政府出钱来养父亲。尹宽倒想到出狱之后自己的生活问题。他问李科长：「我回家后生活怎么办？」李科长说：「我已经同你的女儿说好了。」尹宽回到家里，才知道政府把他的生活完全交给他的儿女负责。在那「史无前例」的几年，他虽来不及挨斗，但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恶劣下去，最后他感叹家里的生活还不如市监狱里的生活，但已无法可想了。这完全出于我想象之外。一九六七年，与其说他死于老病，宁可说他死于营养不良，死于饥饿！

　　如此完结了一个革命家的一生！他是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史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释：

[1] 真实的名称是「旅行图书馆」。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第二十二期《一大前留法学生中无共产主义小组》一文所引陈公培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在法国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

[2] 此信「估计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于克鲁邹发出的。」──《党史研究资料》编者

[3] 这个「小青年」名邓希贤，就是后来的邓小平。──校者

[4] 此处所记有误，刘仁静被拒绝参加1929年9月召开的中国反对派第二次全国大会。为此他去信向托洛茨基申诉，此事见托洛茨基于1929年11月某日给刘仁静的信。──校者

[5] 不是董某，他是葛崇锷。──校者

[6] 陈独秀出狱后，从武汉写信给陈其昌等的信，也说：「关于彭和长子（按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合作，况且意见相差甚远。」──作者

[7] 本节所述种种，读者可参阅《双山回忆录》「监狱进出」一章的末段与「《斗争》创刊──『第三次入狱』」一章的首二段。──校者

（香港春燕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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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人] 记尹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