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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 09: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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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们在木棚的暗中活动,群众的情绪渐渐改变了,渐渐不反对那些过去领导运动至于失败的一批头头。新来工厂的群众本来就没有成见。此时,大约九月间,发生了一件事,工头谭天堑,湖南人,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但不属于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一派,同这一派人有矛盾。他法国话说得好,去橡胶厂做工,被提拔为工头,即不做工而管理厂内的中国工人,工资照拿。事实上是资本家雇用的一条狗,侦察中国工人动静的。一天,他在做工时间同薛世纶发生冲突,他报告资本家,立刻就辞退薛世纶了。究竟为甚么事情冲突,谁是谁非,我现在全不记得,也许当时就不知道。但薛世纶被辞退是由于谭天堑向资本家报告,则是尽人皆知的。于是经过我们号召,全体中国工人都不上工,以示抗议。木棚里开大会。激昂慷慨讲话,怒斥谭天堑,号召罢工的,不是我们,李慰农和我都没有这种群众鼓动的能力,而是江苏泰州人于履中和四川人穆清。二人都是新来的工人。罢工是一致的。我不记得这件事如何收场,以及罢了几天工。我们要求资本家辞退谭天堑,但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可能薛世纶复了工。事后我们介绍于履中和穆清参加了组织。谭天堑好久不敢到木棚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可是,十月初,他来到木棚了,带了一个讨好群众的消息,即说他已经同厂方说好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国庆,给中国工人放假一天,让大家在木棚里庆祝佳节。他要带照相机来给大家照相。群众自然欢迎,我则十分愤慨。到十月十日,大家都不上工,连李慰农和住在城里的同志也不上工,但我同一个福建学生相约照样上工。一面为了抗议群众同谭天堑和解,一面也是表示反对「中华民国」。少年共产党的建立,以及我自己参加这个组织,正是为了革「中华民国」之命的。晚上放工回到木棚来,黄齐生老先生把我拉到他的床前去,点着指头说:「你这个怪物!」他看我当时的表情,没有说下去。以后,我上城去看汪泽楷,他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只是说:辛亥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李石曾就是同盟会内的暗杀部长。我可以承认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但李石曾即使当过暗杀部长,那同我们又有甚么相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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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l+ o% m4 @; [# J: G" ? 那几个月,橡胶厂的中国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好多新人来做几个星期的工,就离开了。他们的旧成见比较少,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工作,吸收了许多同志。上述于履中、穆清之外,参加我们的组织的还有:吴祺、周维桢、谢陈常、李季达、李楠、以及我忘记了姓名的几个人。旧的人,在我以前来做工的,也渐渐消除成见而同我们接近,以至于加入我们的组织了。例如,秦治谷、熊禹九、舒某某,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看见他们才知道他们也是同志。但那是我离办厂去莫斯科以后的事情。8 F# ~% `! W) V, v) U$ S, L
& ]; t% v$ z: }2 j3 V; z 这里就要说说我们怎样去莫斯科的。) J# N8 f" m) o# r; A4 |* c
* ~# f6 h8 k; N9 v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三年初,我每次去巴黎玩时,总要到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去看看的。他们招待我,赵世炎还把收到的信,不准备发表于内部刊物的,拿出来给我看。一次,我看见了利瓦伊汉回国以后写来的信。他到了北京,找到了「老施」(施存统),交涉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老施」答应了。一次,我看见了萧子暲从莫斯科写来的信,他在那里看见了中国共产党派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团。我还记得他说刘仁静「二十少年,有名士气。」一次,我看见了陈独秀写给赵世炎的信,显然不是第一次通信,因为陈独秀在信内反驳了赵世炎所持的不肯回国的理由。赵世炎去信,我未见。大概是说法国有许多华工,需要他去做工作,他不能丢开这些华工。陈独秀反驳说:国内的工人不知道比法国华工多多少倍,你为甚么不在更多的工人中间做工作呢?我忘记了是在这封信内,或者另一封信内,或在萧子暲的信内,我得悉莫斯科有个甚么学校可以招收中国学生,要少年共产党派几个同志去。我当时并未曾把这个消息同我自己联系起来,我只当作利瓦伊汉回国交涉成功,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张伯简、萧子暲去莫斯科读书一类新闻来看,看过就不去想了。可是,有一天,大概已经进入一九二三年,李慰农悄悄告诉我:「组织上正在考虑派你去莫斯科的事情。」我听到大出意外。但我想,在考虑么,不见得决定派我去的。那时我早已放弃在法国进大学的念头了,我对于个人出路也不再去想,甚至不去想将来怎样回国的问题。我是无产阶级一分子,受外国资本家剥削不是同受中国资本家剥削一样么?在外国照样可以干革命。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正式通知我,要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我并不争取,但已经决定派我去,我也就不推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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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W1 i: r: P M 我去莫斯科读书一事,尹宽有不同意见。上面所引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那不好斗争,又不肯胼胝甘为劳动人的郑超麟,却先我到了莫斯科留学;他在一九二三年初就同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第一批由组织介绍到莫斯科进了东方劳动大学,我是在这年十月才同刘伯坚等十人到莫斯科的。」尹宽应当知道,此事不是我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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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3 _6 F 少年共产党决定在巴黎再开一次大会,议决几项日程,其中最重要的二项日程就是:决定正式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的问题和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问题。后一问题所以成为必要,因为准备派往莫斯科的同志中有几个是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我们在巴黎西郊向警察分局租了一个会场,开了四天大会。根据会后新选出的书记周恩来写的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报告,会期是二月十七日至廿日。我始终以为此次是少年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但周恩来上述报告则说是「临时代表大会」,当以当时的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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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S7 v9 K: _' k+ }0 t l$ F 此次我们不是在森林中露天开会,而是在一个正式的会场开会,周恩来报告中当然不会提到这是一个甚么会场,这是巴黎西郊比扬古镇(Billancourt)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比扬古镇有许多工厂,也是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之一。镇的北面就是布洛宜森林,第一次大会开会的地方;镇的南面临塞纳-马恩省河,河上有桥,过桥就是散客庐。我住在巴黎中心,一个福建同乡租的旅馆,每日早晨在塞纳-马恩省河边乘船来到比扬古码头的。) B; S9 J* e; o1 B: E" K/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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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里的会议厅是袁庆云租来的。四川人袁庆云是赵世炎的朋友,长久住在比扬古镇,且与一个法国姑娘同居很久,直至离开法国。赵世炎常借他的住址转信。他的法国话说得不见得好,但能达意。他同警察分局很熟,以中国学生开会为名租下这个会议厅。他关照我们,法国警察听不懂中国话,我们甚么话都可以说,但不要唱国际歌。虽然如此,这四日开会期间我们还是提心吊胆的。警察常常在会场门口经过,有时探头进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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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经过,有周恩来的报告可看(见《一大前后》第一册)。我已经忘记了,即使记得也不值得写。但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而且值得写的,何况它同尹宽有关。这就是大会开除张崧年的事件。我一向保持着很简单的印象,即:张崧年在第一次大会上并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控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太上皇。周恩来和赵世炎是党员,执行他的指示,但其它的中央委员不服气。反对他,直至于开除他。发言最激烈的是陈延年和尹宽。他们的话我忘记了,大意是反对张崧年处处干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张崧年大概提出了少年共产党应受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的原则,而他是旅欧支部书记(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任的旅欧通信员)。陈延年和尹宽就是不接受这个原则。我记得尹宽说:「R(即张崧年)把他这个身份装在口袋里,需要时就拿出来,不需要时就不拿出来。」大会上只有周恩来替张崧年辩护,赵世炎当主席(四天大会都是他当主席),不能说话。到表决时,他要大会另推一个主席主持表决。我忘记了大会是否另推主席,但周恩来那个报告说:四天大会未换主席。0 E2 t+ q) B; F" N$ Z& S
" ^$ c7 M R" h0 _, `' n 但最近读周恩来报告,发现开除张崧年事件比我所记忆的更复杂得多。原来,在德国张崧年和张伯简两人发生矛盾,张崧年列举张伯简种种罪状,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张伯简。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张崧年「罗织罪状过甚」,只决定给张伯简以「警告」处分,而不「开除」他。在这件事情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现了独立性。二个党员(周恩来和赵世炎)占据少数,只好服从多数。于是张崧年生气,「且有胁迫中央之言」,中央又给他「劝告」(不是「警告」),张崧年不接受此「劝告」,并辞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之职。而且向「柏林地方会」几次声明他退出少年共产党。此时「柏林地方会」是廖焕星负责。赵世炎说廖焕星并未报告张崧年声明退出少年共产党的事。大概廖焕星以为张崧年退出是一时气话,没有报告上来的。周恩来代表德国同志向大会报告德国工作,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于是大会认为张崧年「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决议开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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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s& O& ~& [7 f/ K 张崧年得知大会开除他,暴跳起来。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告同志书寄到巴黎来。我看到了,其中他引用周恩来大会后回柏林时同他的对话来证明开除完全出于周恩来的阴谋。例如,周恩来对他说:「你太骄傲了,群众不满意,故打击你一下。」据周恩来从柏林回巴黎告诉我们,张崧年曾反问周恩来:「如果群众反对仲甫同志,我们也要跟着反对仲甫同志么?」于此可见,张崧年当时有决心,如果全党反对陈独秀,他一个人也要站在陈独秀方面的。一个月以后,周恩来陪伴我们去莫斯科的人到柏林时,张崧年和刘清扬夫妇竟拒绝同我们见面,也不愿意再见周恩来。周恩来只好召集「柏林地方会」的其它同志同我们开一个会。除了我们从法国来的十个人以外,属于德国方面的同志有熊雄、王圭、周恩来本人,此外还到了一个人(或二个人)。按据周恩来报告,此时在德国的同志只有八人,已知张崧年、刘清扬、周恩来、熊雄、王圭五人外尚有三人,其中必有一人是「柏林地方会」负责人廖焕星,那天来的可能是廖焕星。我只记得他衣服穿得很好,不像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生,也不像熊雄、王圭,他自始自终没有说一句话,而周恩来则声嘶力竭,替自己辩护,力言他在开除张崧年事件上没有耍阴谋诡计,直至于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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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 `2 w, Z) a N+ z* u 张崧年既然要求退出少年共产党,现在少年共产党开除了他,「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何必暴跳如雷呢?这也可以证明他要求退出是假的,不过是一种抗议手段,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驯服于他这个太上皇之下罢了。* u( f7 i7 N& {" o! Q3 V
& `! r# p' V/ m8 M# v- t 现在还是回到大会去罢。最后一天大会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去掉「中央」二字)。事先,于履中给我一个小条子,叫我投票选哪几个人,我照办了。于履中住在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当然是前任执行委员会授意的。我忘记了选出哪些人。但周恩来报告中有名单。正式执行委员为周恩来、尹宽、任卓宣、汪泽楷、萧朴生五人;候补执行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执行委员会开会,推周恩来为书记(去掉「总」字),尹宽为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张崧年)、汪泽楷为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萧朴生为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为出版委员会主任。7 _& L) m4 w. [3 @# A. P
( A( V2 a$ K$ c7 u' ^ 领导人于是分成两路:一路去苏联学习,一路留在法国领导。周恩来和尹宽留下来领导,汪泽楷、萧朴生、任卓宣填补了离去者的空缺。5 ^( Q& k/ R$ Q: f
! s0 l- \9 _. T, r( Q! M( W; E 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还照了相,在警察分局内,会议厅外空地上照的,这照片今天还保存着。会后将近一个月,我们这些去苏联的人才终于离开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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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甚么会派我去呢?至今是一个谜。我是一个消极的成员,没有办事的能力,连文章也不写。初进工厂,看到初出版的《工余》杂志,还投了一篇稿子,发泄当时的感想。《少年》出版了,有自已的刊物,反而无话可说。有个党史单位问我当时的化名是什么,在《少年》上发表了哪些文章。我说了化名,又说我未曾在《少年》上发表文章。可是这个单位告诉我,《少年》上有我的文章。原来是我到苏联后从法文或世界语译了一篇文章寄回巴黎去发表的,也许我不知道《少年》是否发表了我的译文。我在木棚里利用工余的时间,既读当时新出的《国家与革命》法文译本,也读大仲马的达特安三部曲。那么凭甚么选派我去苏联读书呢?大概十二人中我是最蹩脚的一个人。周恩来报告中列出的赴苏名单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畲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后二人本来在德国。袁庆云则是当作先遣人员,当周恩来作此报告时(三月十三日)已经去柏林了,我还看见他从柏林写回巴黎来的信。信内有个名词「兴六娃」,我不懂,赵世炎起初也不懂,后来说:「恐怕是 Chinois 的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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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三月十八日从巴黎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办理了离办厂的手续,然后携行李去巴黎的。木棚里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读书,于是几个平时谈得来的朋友要给我饯行。政治上的朋友,我们相约,在众人面前不要表示亲密;至于平日同我闲谈、说笑的,我认为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里还有一部分人,则平日见面也不说话,或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加热的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8 [1 N% Y' w/ X4 j3 i
4 U1 f6 W p/ m6 P$ \& Q3 M7 P 十八日早上,我们九个人出发了,周恩来同我们一路走,护照上写着经过西比利亚回中国去,我们在比利时境内的沙鲁瓦停下来,住一日或二日,同那里的劳动大学的同志开会,谈话,照相。到柏林,我们同袁庆云、熊雄、王圭三个人会了面,在柏林办理苏联入境的手续等等。" p1 U/ b9 m# N
# u5 g, [ ^' l+ X O4 ?8 C- C5 [ 办手续事同我们接头的,是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约三十多岁,能说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他同我们说话当中常常提到一个人,叫做混格混格,我不知道是谁,好久才弄清楚他说的是俄文名字 Xohe Xohe,法文则为 Hong Hong,中文则为红鸿,即张伯简。原来张伯简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后来萧子暲也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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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大会开除张崧年,起因于张崧年和张伯简的矛盾;再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推张伯简为组织部长,暂叫利瓦伊汉代理;现在又说到张伯简第一个开辟到莫斯科之路。张伯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里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就要离开西欧去俄国了,应当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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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崧年在老年回忆中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他一九七七—七八年回忆说:他初到欧洲后一九二一年春天介绍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以后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他们已在国内入党,「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一九七九年的回忆则说的更详细:不仅有那「五个人」,而且有其它的从国内去的党员: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李季、孙炳文、廖焕星,而且介绍朱德入党。他也提到张伯简,以及张伯简介绍的谢寿康,但所记不实。总之,张崧年所记旅欧共产党员只有两类,不是新介绍入党的,便是国内转来的。他完全忘记了第三类党员,即先加入德国或法国共产党,然后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天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这件事要从张伯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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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 Q9 `2 k( V1 f' w 张伯简,云南人,滇军出身,不知何时并怎样来到欧洲,但并非先在国内入党再来欧洲的。他很能活动,善于耍手腕,有野心,看中了共产党这条道路,在法国结识了谢寿康,又与张崧年和赵世炎分别通信。据我所知,谢寿康,江西人,在法国留学,官费生或自费生,爱谈社会主义,有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团体,物色同道者。汪颂鲁也曾介绍我去巴黎同他在卢森堡公园谈了一次话,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张崧年说他是在德国学文学的,大概因为后来谢寿康也从法国转到德国去了,因为德国生活便宜,或因为德国便于进行社会主义活动,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些细节已无法查考了,我只好出于假定,以待后人做出正确结论。我假定,谢寿康同德国共产党接上了关系,自己加入德国党,又介绍张伯简、熊雄、王圭及其它的人加入德国党,由此认识了德国活动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反过来,这几个德国共产党员又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即张崧年说的「小组」。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张崧年无法拒绝他们,但在德国的张崧年对于张伯简、谢寿康二人的印象是不好的,结果至于要求少年共产党开除张伯简;在法国的赵世炎,对于这二个人的印象是好的,甚至于主张派谢寿康做代表去出席准备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而且写信给国内的党员李隆郅和无名,要他们活动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派谢寿康为代表,对于张伯简,赵世炎在致李隆郅信中则说:「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5 A# T% _ y/ m# u: X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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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德国共产党员显然都参加了旅欧支部的。张崧年自言张伯简介绍谢寿康入党,意即以德国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旅欧支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前,谢寿康、张崧年、张伯简、周恩来、刘清扬、萧子暲、熊雄七人还从德国「联名」写信给赵世炎,催促赵世炎建成少年共产党,「促于五一前告成」。正是由于如此重视张伯简,所以在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张伯简虽未出席,仍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开会还任命他为组织部长。* B% \* V+ Q+ v,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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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据萧子暲回忆,少年共产党五个成员: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萧子暲,经过阮爱国的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些法国共产党员反过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_5 q& c" \ e6 t: B7 }
; p) o0 |7 I$ y0 i1 m8 V. g5 E 这里产生了混乱,引起了纠纷。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凡是共产党员,无论住在哪一国家,都应当参加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如此,旅欧支部便无存在的理由(同样,旅莫支部亦无存在的理由)。住在德国的中国共产党都应当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组织,住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员都应当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出于同样理由,少年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理论上这样说,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混乱、纠纷,就是从这个矛盾产生出来的。张崧年事实上反对人家先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然后参加旅欧支部的组织,但他理论上无法反对。他老年回忆时,就我所见而言,他绝口不提旅欧支部中这第三类的党员。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周恩来报告说是「临时代表大会」)上,便有人提出一项议案:「以后本团团员有加入各所在国共产党者,必须得本团执行委员会之许可。」何人提出这个议案,无法查考了。但这个议案是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每个共产主义者有权加入共产党。每个共产党有权接纳任何它认为合格的人为党员,不受任何限制。这次大会讨论了这个议案,但没有通过,也没有撤消,而是决定「交新执行委员会审议」。2 j, `- @6 D1 t1 i! O' m4 ?
7 \8 v8 N' O7 O4 ? 这些第三类党员并未曾辜负同志的信任(除谢寿康不久消极脱离以外)。大会批准了旧执行委员会给张伯简的警告处分。张伯简确实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到一九二五年末病死为止,仍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我所知道的他的一项错误就是告诉人说:他手里掌握着一个秘密团体。有几十个成员,都是很好的,现在尚未到公开出来的时候。赵世炎信以为真,因此团结他。要他参加少年共产党,担任组织部长的重要职务。他因事羁留德国,没有参加第一次大会。以后,他回法国来了,利瓦伊汉以代理组织部长的身份接待他。要他交出这个秘密组织。他不肯,利瓦伊汉说:「我们的革命团体已经成立了,你还保持那个秘密组织干甚么?」没有让他做组织部长。他又去德国了,以后由德国去苏联。在德国,他同张崧年发生冲突;在苏联,他同罗觉发生冲突。二次为甚么事情发生冲突,我当时就不知道,也不想去研究。从两次冲突对方都是组织的「第一把手」看来,我可以设想张伯简要争领导权,他自命不凡,觉得「第一把手」不够重视他。冲突结果,他都失败了。从此以后他放弃当领导人的野心,忠实地做工作。一九二四年临暑假时,他从莫斯科回国,恰好同尹宽一路。回国后,尹宽被派去山东作省委书记,萧子暲被派去湖南作青年团省委书记。蒋光赤被派去上海大学当教授,张伯简仅仅做新设立的中央宣传部一个工作人员,管理印刷,发行及其它事务性工作。他做得很好,很令人满意。我回国后与他同在中央宣传部共事,他处处帮助我,绝不同别人一样鄙视我缺乏办事能力。一九二五年秋后,广东国共合作准备消灭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中央派他去广东做滇军工作。我不知道他在此战役中有何贡献,但战役结束后,他肺病发作了,死于医院,留下了结婚不久的爱人,她是上海一个女工同志。& g, ?& O H/ o$ F) t
9 d5 G8 v. a7 {+ L+ v9 G 现在要说说尹宽是怎样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的。尹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已经是党员了,每次参加旅莫支部党员会议。他一九六○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时,说:少年共产党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另外几个原来加入党的,如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萧三、我等几个人,就成立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些党员入党是没有手续的,国内党指示在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选一些年纪较大的,政治上较为稳定的,作为党员,和国内联络,报国内批准,推赵世炎作通讯员。这几个党员都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尹宽这几句话并不可信,他这篇访问记有好多处明显地不符合事实。这也难怪。我们关在监狱内,不断地有人来审问案情,绝未去想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事;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不是问案情,而是问革命史料,我们一时当然不会回答得很正确。例如,这里说的,国内党指示把团员中一部分年纪较大政治上较成熟的人升格为党员。——这话,别人就未曾说过,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如果这话是可信的,那么赵世炎、周恩来二人本来都是团员,到此时才升格为党员。这是说不过去的,但尹宽说他也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话萧子暲未说,却是可信的,即使不在同一次,也在以后几次。尹宽也是第三类党员。- I: W- S2 ^4 A' q5 Y1 o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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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尹宽的交代材料,也说到他如何变成党员和旅欧支部的问题。他的回忆多不可信,这里所引,不过聊备一说而已。他说:「我们的党员都『自封』的;并且还议定,以及青年团员要升为党员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报告中央核准。所谓『总支部』的领导人,就是张申府。张申府与陈独秀原来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与周恩来也是旧相识,他的总支部『领导人』也是自封的。在法国的党小组,我们就推定赵世炎负责同中央通信,因为他是我们青年团的书记。……取消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称,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实际上并不存在),都是张申府通过周恩来传来陈独秀的信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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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c4 N6 o" P+ { 我们从法国出发的九个人,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便同原在柏林的三个人一起乘火车去莫斯科了。四月初的一天,我们到了莫斯科。我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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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_9 X- A) _ 以上写法国的生活,即使与尹宽无直接关系,我回忆起来也舍不得抛弃。那些事实,即使与尹宽本人无直接关系,也足以烘托那个时代,尹宽和我们就在那个时代中形成性格和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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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w: C/ u1 h- m% P- \ 但以后,我不能那样写了。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以及回国后长年的生活,可以写的事实很多,如果照以前那样写下去,不知道要写成多大的篇幅!我决定以后只写与尹宽直接有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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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批人春天到莫斯科,同年秋天第二批人又从法国来了。其中有尹宽,也有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刘伯坚、李鹤龄、于履中、王人达等。据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此行一共十人,我忘记了另几个是谁。他们经过柏林时分别住在德国共产党工人党员的家中。他们看见德国同志兴高采烈,准备纱布绷带为即将举行的武装起义之用。此事,廖焕星的回忆中亦有记载,说他们极受工人党员的「热情招待」(但廖焕星记此行人名有错误)。廖焕星说是十一月间事,尹宽说是十二月间事,廖说较可靠,因为他们经过柏林时德国那次革命尚未失败。(尹宽在上引交代材料中,则说是十月,那更可靠),他们是从史特丁港上船来彼得格勒,然后由彼得格勒乘车来莫斯科的。尹宽一到莫斯科,就参加旅莫党支部会议,可证那时他已经是党员,我还是团员。在莫斯科,我同他的关系完全同别的同志的关系一样。他自己也没有突出之处。他没有参加党的领导圈子,也没有参加团的领导圈子,未曾担负任何特殊的工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他不是同我一班上课,而是另编一班。他没有学俄文,或虽学而没学好。倒不是因为当时旅莫支部有反对学俄文的空气,他如果想学,会抵制这个空气的。他不是从通过翻译听课而增长知识,他是读法文书增长知识的。他能读法文,也能翻译法文,自然没有我理解得好,翻译得好,他未曾译过一本法文书,但零篇文章是译过的。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旅欧支部发起给《新青年》季刊供给稿子。我翻译了一篇普列哈诺夫论办证法的文章,从俄文译的;他也翻译了一篇论辩证法的文章,则是从法文译的,我不记得何人所作。我们二人的译文后来都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登载出来了。这一期不是瞿秋白编的,瞿秋白去了广州,而是陈独秀编的,莫斯科供给的稿子都登载了。后来瞿秋白很不满意,曾告诉我这二篇文章为甚么译得那样诘屈聱牙。稿子送回国前,旅莫支部领导人先审查一遍。第一把手罗觉以为哲学是他的专业,特别找尹宽和我谈一次话,暗示我们二人都不懂得辩证法。其实,我们二人不过借翻译来学习辩证法而已。这件事情也可以证明,尹宽和我那时不约而同地从哲学下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N3 ?# H3 ~5 x# V: w9 e+ B0 ?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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