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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 09: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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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工学世界社就是蔡和森领导的一个组织,服从蔡和森的一切指挥的。近年看见一些史料才知道事情没有我设想的那么简单。蔡和森领导的,只是总部设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组织。在湖南,蔡和森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领袖,两人思想状态不相上下,蔡和森率领一部分会员来保定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期间,思想进步了,走到马克思主义。据说。他刚刚学了几天法文,便依靠字典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带了妹妹和母亲一起来到法国,始终住在蒙达尔,似乎未曾离开那里的中学。向警予住在那里的女子中学。法国的中学是男女分开的。向警予在蔡和森思想影响之下不久也走到马克思主义来了。他们二人结婚时发表了一个《向上同盟》的宣言。蔡和森在蒙达尔中学更加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人道报》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书。他学习、谈话、工作,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人说,他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囚首丧面而谈马克思主义」。这话自然是夸大了的。后来,我在上海碰到蔡和森,同他夫妇相处几个月,发现他虽不修边幅,却没有传闻的那种地步。不仅在新民学会的旅法会员中间而且在全体勤工俭学生中间,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遥遥领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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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世界社不过是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一部分人的组织,是以利瓦伊汉为领袖的。这些人仍旧是新民学会会员,仍旧受国内毛泽东,国外蔡和森的领导。他们组织这个新团体,不是要代替新民学会,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为了互相帮助,如交换书报,储蓄救济之类。成员不限于新民学会会员,更不限于湖南籍学生。用现在的话说,那不过是新民学会的一个「外围团体」。一九二○年七月间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蒙达尔开大会,工学世界社中属于新民学会的人自然参加,不属于新民学会的人也列席。如此,工学世界社的人可以说都参加了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的人不见得都参加工学世界社。蔡和森本人及其亲近的几个人就未曾参加工学世界社。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大会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应邀参加的。蔡和森为甚么不加入工学世界社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反对「工学」二字。蔡和森早已认为「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开第二次大会时就提出改变「工学世界社」名称的问题。贺果日记说,一部分人主张改名,因为原名「名不副实」;另一部分人则注重实际,认为不必改名。双方人数相等,就不改名了。这是表示,此时工学世界社事实上已经抛弃「工学主义」了。$ E' ?! J( c0 I: u$ t-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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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外面的人只知道蒙达尔的组织就是工学世界社,不知道有这些曲折。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我们筹备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时,利瓦伊汉关照我:「如果木棚宿舍有人问你去巴黎做甚么,你就回答说:去参加工学世界社的年会。」尹宽参加的,可见也是工学世界社,而不是新民学会。而且,据我研究,尹宽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年会时才正式参加的。利瓦伊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把尹宽姓名列入一九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出席者之内,恐怕是误记的。事实是第一次年会以后,欧阳玉生才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第二次年会上,据贺果日记有十四个人新加入的,而且在大会上发言,尹宽当在此十四个人之中。但因从二八运动前后起尹宽便同蒙达尔派站在一起了,无论是另一派,无论是群众都把尹宽算入蒙达尔派,而且算入蒙达尔派的头头。; X0 |+ w* [+ [# P) R
. b2 V4 L$ N# g 本书初稿写好,我才看到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的《芜湖党史资料》第四辑,其中有尹宽一篇回忆文章,关于他在法国和苏联生活的。这是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所记有许多不合事实,但也有许多是可信的,可以补充和证实我这里所说的。# h n" R) ^9 q4 s/ a# i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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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宽论蔡和森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是蔡和森。蔡和森这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是无产阶级专政,除开会外终日抱着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他还做「特运」工作,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蔡和森在法国最初所团结的团体,就是『工学世界社』。顾名思义,可以知道这个团体还是受五四运动后『工读互助团』之类泛劳动主义的影响。据说,它的基础还是五四运动时湖南师范里所成立的新民学会,不待说它的成员起初也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以后才卷进我这个忘记省界的安徽人。」(按尹宽也不清楚「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之间曲折的关系。)& ]8 V8 Q5 m/ K" q# J/ Q
4 N; l4 ]0 |# Q1 Y/ ?5 ], G' a% u 尹宽说他怎样被欧阳泽说服走到革命路上去的。「我在来法国的轮船上只认识一个湖南人欧阳泽(又名玉生),并且成为至交。一天,他从蒙达尔公学转来木兰(按即墨兰)找我……他就依靠我过生活,住在一个狭小的搁楼上,每日买面包,煮汤,如是一个多月,谈话间知道,他是受蔡和森和利瓦伊汉等友人委托,特来做说客的。不过,他再三申明,他自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他倾慕尼采的超人主义,当时所研究的是博格森的创化论,他的书包里就夹着一大本博格森创化论原本。但他不向我宣传创化论,只向我宣传蔡和森的革命。他说:未来的革命的领袖不是陈独秀,而是蔡和森。他向我宣传蔡和森如何有能力。他说:他自己将来不愿意参加革命,却愿意从旁赞助。很显然,他把运动当作俗事,而他自己另有高尚的理想。不知怎的,我竟被他说动了,竟被他拉到蒙达尔去见蔡和森,利瓦伊汉,以及工学世界社的一些社员。不知怎的,我后来也就加入了工学世界社。从此我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我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我开始读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共产党宣言》,解放及经过十多年的「教育改造」,我才弄懂了哩!这是否叫做「人牵着不走,鬼牵着乱跑」呢?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当时摆我面前的路很多,也曾有人引我走「正路」,惟独欧阳泽来一说,我就听从了,归根究柢,还不是甚么人走甚么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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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5 N: z1 i; |; d6 _; i) r1 N" C 我本来听说,蒙达尔派有四个头头:蔡和森、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蔡和森又是头头中的头头,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他自己不在群众面前露面,利瓦伊汉、汪泽楷等人向群众说的就是他的话。现在看到一些史料之后才知不然。新民学会会员虽初到法国时思想是复杂而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工学主义,占了上风。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学习了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其它会员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大抵可以这样说:蒙达尔派夺取勤工俭学群众运动领导权的过程,同时就是蔡和森统一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思想的过程。从贺果日记可以看到蒙达尔派第二个头头利瓦伊汉,思想上同蔡和森距离很远,蔡和森早已克服工学主义了,利瓦伊汉另组织一个团体仍以「工学」为名(「工学励进社」,后改「工学世界社」);一九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年会时,「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定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可是,第二天,利瓦伊汉谈话则「主张无政府主义;从个性出发,主张社会(应)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利瓦伊汉的无政府主义不知何时才放弃而接受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我想经过二八运动之后,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开第二次年会时,工学世界社的思想当然得到统一了。, B" Z- W" M, b U5 H! y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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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瓦伊汉在思想转变期间,据尹宽解放前某次闲谈时告诉我说,曾发表一种议论,认为社会的动力是「为己主义」。尹宽说这话当然是为了反对利瓦伊汉。其实,尹宽不知道,这不是利瓦伊汉的发明,而是近代哲学中有一派这样说。为己主义并非自私自利之意,我们古代的杨朱毕竟是百家中的一家,不可废的。此外,当时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存有这种思想的,决非利瓦伊汉一人,上面引的贺果一条日记就说他们讨论欧阳玉生提出的人生观问题时,一致的结论是:「人的意义就在于生,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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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一说蒙达尔派的对立面,另一派的情况,这派一个头头李隆郅写了回忆。他说。他到法国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旅欧周刊》,登载出来了。文章大意是拥护勤工俭学,希望国内贫苦学生更多来法国勤工俭学。而反对当时出现的「勤工俭学不可能」的论调,赵世炎看到这篇文章,写信给作者表示同意并要求见面,从此李赵二人结成一个核心,不久吸收了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若等共七八人,组成一个「劳动学会」,他们反对「请愿」不参加二八包围公使馆的运动。运动失败后,群众更多拥护他们。他们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学会」,以原来的「劳动学会」为「领导核心」,「不久,三千多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按这话是夸大的)。「若飞、延年、乔年同志等都参加了。」(按王若飞确实参加了,但陈延年、乔年兄弟曾否参加,还须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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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3 N2 F4 ?6 ~ K6 B+ P3 g 据我所知,组成另一派的勤工俭学生是各省人都有的,不似「蒙达尔派」以湖南人为主体。大体可以说另一派是:四川人,非新民学会系统的湖南人,跟随黄齐生来法国的贵州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分子组成的。贵州人在其中活跃的人物,除王若飞之外还有熊志南。黄齐生自己没有参加,他不是勤工俭学生。这一批贵州学生,我找到了踪迹,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上海坐英国轮船勒苏士号出发的,先到英国,再由英国转来法国。我们有中国乘客的全体名单,共四十人,其中贵州籍十一人,有三人不是黄齐生系统的。属于黄齐生系统的八人,名单如下:黄齐生、汪颂鲁、刘方岳、态铭青、熊瑾、冉蕴明、胡礼同、熊志南。这名单中没有王若飞也没有我知道另几个贵州人,他们大概是另坐一船来法国的,我在汪颂鲁住所看见他的许多同乡,他们在勤工俭学生内部斗争中都是站在另一派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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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c* s( ^) G& y7 c 二八运动失败后,两派各自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攻击,采取多种多样方式。一九二一年初夏某一天,汪颂鲁来找我,说有几个朋友提议组织一个「通信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或别的类此名称,我记不清楚),办法是:参加的人把身边的书开一张目录,然后汇齐印成总目录,发给各人,书名下注明何人所有,何处可借等等。他们邀汪颂鲁参加,并托汪颂鲁邀我参加,参加者可于某日去巴黎西郊散客庐(Saint-Cloud)地方熊志南的寓所开一个成立会。散客庐是巴黎一个名胜地,在丘陵上。有拿破仑离宫,普法战争时被普鲁士人焚毁,美丽的花园还在。我没有去过。熊志南的寓所就设在山坡上,他替一个瓷器厂画瓷坯,每月工资相当多。熊志南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我常常见面,但未曾谈过话。我知道,他在勤工俭学生中属于另一派,反对蒙达尔派的,汪颂鲁说,他自己决定参加了,他劝我也去参加。我不愿意卷入斗争漩涡。过去只听尹宽说蒙达尔派,听汪颂鲁说另一派,不置可否;他们二人有时在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我也不作左右袒。但现在,要成立的团体,不过是互相借书看,既不参加行动,也不讨论思想,同这一派人往来也不会有甚么问题,就答应那日到散客庐去了。汪颂鲁也约尹宽一道去,尹宽属于蒙达尔派是人所共知的,汪颂鲁大概是虚邀一声,明知尹宽不会去的。谁知出人意外,尹宽答应去了。$ c0 }! C' H5 B; i8 Q
; H: j* G9 [% y( `: o9 u 到了约定的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墨兰到巴黎去。熊志南热情迎接我们,房里收拾得很干净,案头放着未画完的花瓶瓷坯,窗外阳光灿烂,天气并不热,在那里的人,除熊志南外,我都是初次见面的,有王若飞,有赵世炎,有无名,还有二三个其它的人。有二件事,我的印象最深,至今还不会忘记。一件,在开会前,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闲步。赵世炎正在路上同人说话,尹宽走上前去,问道:「你是赵世炎么?」问了二次,可是赵世炎没有回答他,是有意不回答呢,还是没有听到呢?我至今还不能确定。据李隆郅说,他们那一派于二八运动后曾派赵世炎去蒙达尔同蔡和森谈了三天的话。不知此事发生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后。即令在此以前,蔡和森会见了赵世炎,尹宽也不见得会见了赵世炎。恐怕在二八前后的群众运动中尹宽也没有机会同赵世炎会面。另一件则发生于开会以后,开会,讨论名称、章程、推举办事人,及其它事情,我都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我自己也发了言,而且同王若飞争论了甚么事情。尹宽一句话没有说,会开完了,他才站起来说:他今天是来旁听的。这话大出我意外,我只记得,会上只无名一个人有反应,好像是用讽剌的口吻回答了一句:「我们知道了。」; L7 D! K0 Z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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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当时也是翩翩年少,年龄同我差不多,我似乎未曾听汪颂鲁说起他。事后,汪颂鲁才告诉我。无名的父亲是革命党,在辛亥革命或反袁斗争中被杀了,他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三无」中有「无家庭」的一项,因此废除原有的姓名,自称「无名」,有时也叫「吴明」。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我听了汪颂鲁的话,也不觉得奇怪。以后几个月,无名在里大运动中也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在法国收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出版的机关报《先驱》,看见无名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一九二四年秋天,我回国以后,听说。无名已经消极脱离了,留下一则故事供人传说。即说:某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上海不安全,沈玄庐邀请他们去萧山开。会开了,但无名为了杨之华的美貌神魂颠倒。以后就消极,离开上海,不知去向。最近几年,我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一些历史数据,才第一次知道无名,吴明的真姓名叫做陈公培,很早就脱了党,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曾代表十九路军去同江西红军谈判,解放后尚未死,曾留下一些回忆文章,其中也提到我这个人,虽然是道听途说的。/ T8 \0 R% D. m- o, v" C1 N8 q( V, P
% [, [" @& t& w+ L& i 散客庐开会那日,李隆郅没有出场。这个会以及成立的「通信图书馆」,显然是一种活动,藉此发展影响和组织的。团体成立了,我把身边的书抄了一份目录寄去,不久收到全体成员的名单和总书目。成员中有李隆郅,有熊雄、有林祖烈以及其它我知名的人,自然有那日到会的人,尹宽不在内,蒙达尔派都不在内。我也曾向别人借书看,别人也曾向我借书看。这个通信图书馆还是有生命的。可是这生命太短促了。图书馆成立不久,勤工俭学生中的两派就合作发起一个更大的群众运动,即准备占领里昂大学。尹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里昂大学运动的经过记载很多,我这里不必多费笔墨。我只说尹宽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访问羁押在那里的尹宽。搜集有关赵世炎传记的资料。尹宽自己说:他在那次运动中是参加占领里大校舍的;他同大伙一起被关押在一个兵营内,吴稚晖到法国后,要被押学生推出代表同他谈判,尹宽就是被推举的四个代表之一,他们面对面同吴稚晖辩论;谈判失败后,代表复回兵营;回到门口,里面的学生叫尹宽不要进去,而去巴黎同公使陈箓办交涉;他到巴黎后不久,一百多学生就被驱逐回国了。* G# T3 b* w1 A- V.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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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宽这个叙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细节方面有不合事实之处。被关押的学生确实同吴稚晖当面辩论过,李立三的回忆也这样说,我自己没有参加这个运动,说不清楚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这件事,也记得十月间尹宽在墨兰,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们一起听到那批学生被驱逐回国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间听到的,也不是在尹宽的房间听到的,当时我和尹宽都在小公寓三楼一个大房间内,那里住的也是一个安徽学生,忘其姓名,英文很好。他主张打电报去里昂或巴黎证实这个消息。电报简单写「Expulsion?」尹宽并未接受这个建议。不知道为甚么。我如此清楚记得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和尹宽的回忆并不矛盾。可以设想,尹宽从里昂回到巴黎,看见无事可做,便回墨兰来了,在墨兰听到了驱逐回国的消息,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十个人留守巴黎,做后援的工作。据今人考证,此十人中有利瓦伊汉、汪泽偕、萧子暲、王若飞、方敦元等,赵世炎、尹宽二人则是从里昂兵营内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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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大运动当时算是失败,群众纷纷反对领导的人。这些未被驱逐回国的人特别引起群众的反对,当面骂他们,甚至要打他们。这是任何群众运动经过失败后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一切集会,研究等工作都停止了,无法进行了。我参加的那个「通信图书馆」也是如此无形消灭。但对我说来,这个组织并非无疾而终的。里大运动失败后,一天,我在墨兰接到「图书馆」办事人熊志南来信,向我借《老子》、《庄子》、《列子》三部古书,我寄给他,熊志南向我借这三部古书已经是奇怪的了,但他写给我的信更加令人惊异,他接连给我几封信,简直是把我当作知已,向我倾诉心中的苦闷,他不知道哪里来这些苦闷!他的世界是空虚的,他的前途是渺茫的,他要在道家思想中寻找依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信,我能够回答他甚么呢?我正在从出世走向入世,而熊志南此时则从入世走向出世!当时外面传说,我是易卜生主义者,我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我自己却不知道是甚么主义!熊志南大概希望我能够在他的绝望之中拉他一把,我没有这个力量。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听汪颂鲁说,熊志南死了,他去法国北方县做工,爱了一个法国姑娘,相约在一个甚么咖啡馆举行「裸体结婚」。届时,姑娘没有来,他于是发了疯,闹了笑话,不久就死去了。以后,我去华侨协社,在转信处窗口看见里面一大堆书,其中有我的《老子》、《庄子》、《列子》。我没有向转信人讨回这些书。1 O& U6 \9 \9 M/ C9 r0 X+ e. u9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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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六十多年,我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这件事,我一向以为是偶然的个人的事件,不值得去寻根究柢;此次为记尹宽事顺带回忆起来,忽然想起熊志南的发疯可能与里大运动的失败有关系。我也曾问过王若飞和赵世炎关于熊志南的事情,他们二人都不愿回答。现在想起来,他们二人可能有理由不愿回答熊志南的事情。今天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只好依靠想象试作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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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根据断定熊志南参加了里大运动。即使他没有参加,但运动的失败一定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是一个画家,艺术家;同他几次接触之后,我发现他的心灵是很脆弱的,多愁善感。运动失败了,代表北京政府的陈箓公使首先成了仇恨的对象;其次,吴稚晖以及一切提倡勤工俭学的人也成了仇恨的对象,至少被人看作「骗子」;但这还不会使熊志南发疯。我猜想他还反对运动的领导人,反对自己一派的赵世炎和王若飞。不仅反对他们无能,而且怀疑甚至肯定他们「叛卖」。这是一切群众运动遭受失败之后,领导人的命运。熊志南也同普通群众一般,在失败之下不去反对敌人的残暴和狡诈,而去反对自己的领导人。所有残留下来的领导人当时都遭受这个命运,赵世炎被迫要去自杀;汪泽楷在少年共产党中取的化名叫做「裸体」,意为自己是清白无疵的。我当时接触的群众很少,不知道群众对于这些领导人提出了甚么奇奇怪怪的控告。正因为我不参加运动,不是领导人,不属于那一派,熊志南才把心里的怨恨和苦闷向我倾诉的。以上所说,纯属臆测,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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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轮船勒苏士号中国乘客的名单中,我发现了熊志南名下填:贵州人,二十一岁,去英国,天津南开学校出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书中还登载了熊志南一个长篇记事,从七卷《学生杂志》第二、第六、第七号转载来的。署名「贵州留学团熊志南」。记事文从上海登船以前写起,到法国安置下来为止,文内最后部分,说起他到伦敦以后如何改变计划转到法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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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志南与尹宽无关,整个「通信图书馆」也与尹宽无关,我这里写得那么多,只因图书馆成立大会时尹宽曾去「旁听」,又因许多回忆文章中唯有尹宽提到这个图书馆。尹宽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回答访问者说:另一派「当时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以后又搞了一个劳动学会」。事实上是劳动学会在先,图书馆在后,又尹宽记得名称是「流动图书馆」,可能他记得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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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7 K5 ~3 z2 j7 [% T0 M* E8 e3 C 初稿写完后,我才细看赵世炎在法国写的几封信,发现有二处提到熊志南。他致周太玄的信中说:「我们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实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会成立后就好办了(至少一百人),我们也才可以自问,否则精神痛苦受不住。像熊志南,已经算是『弱了一个』」。信后记的日期是「24」,未记年月。一九二一年是不错的:发自克鲁邹也是可信的。五月不见得准确,似是六月或七月[2]。由此信可以知道,熊志南所以「弱了一个」是由于「精神痛苦受不住」,而精神痛苦是由于他们那一派在二八运动后「成为众矢之的」。我上面说熊志南发疯在里大运动以后,由此看来他倾向消极在里大运动以前,可能经受里大失败打击之后才完全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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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致无名信说:「熊自难艺术家早已经疯了,始拘于比国,现移在里尔狱里,我们百法挽救无效。」可见,熊志南不仅发疯,而且因疯犯了法,先被比利时警察拘捕,后移交法国,关在里尔(北方县首城)监狱中,最后死于狱中。0 V! X( z+ ^: E a& T) R
( s' E/ g8 s2 ~2 T3 T; ~% P' Y1 } 里大运动并未表明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之间思想已趋于统一。两派之间不过是联合行动而已。思想上并未统一。运动失败以后,两派仍旧分开,各干各的。蒙达尔派残存的人仍旧回到蒙达尔,利瓦伊汉成为这一派最高领导人,他此时大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残存的人则分散各地。熊志南发疯了,赵世炎去北方县做苦工,其余的人也都分散,似乎失去了联系。" V. p2 k( v# D6 `
0 E$ j1 d' _% S! U B& ` 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即:在里大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欧有没有组织?换一句话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前法国是否已有「共产主义小组」存在,只因路远才不能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建党大会?党史界经常争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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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张崧年的回忆是不能作准的。据他说,一九二○年八月间,上海、北京两地开始建党;上海有以陈独秀为首的几个人,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他二人;他十一月间乘船去法国,应聘作未来的里大教授,一九二一年初住在巴黎,当时刘清扬和周恩来也在巴黎,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后二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约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不久之后,赵世炎和陈公培也来法国,于是原来三个党员连同新来二个党员共五人成立一个小组。张崧年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我们没有以小组的名义领导活动,小组同这三次斗争没有关系。」(以上张崧年的话出于他的二篇访问记:《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z/ K' l5 {- `9 {$ e3 t, A, o
7 u, t5 D1 x! P. J! k/ d) \. P 张崧年这二篇访问记有许多失实之处,关于中共旅欧的组织的成立,其时间和人数,也是不可全信的。我查出了:赵世炎是一九二○年五月九日离上海,六月十五日抵马赛的,陈公培是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八月四日抵马赛的(按赵陈二人离上海时陈独秀尚未在上海建党),周恩来是同年十一月七日离上海十二月十三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和刘清扬二人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离上海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到法国后即介绍刘清扬入党。二三月间二人再介绍周恩来入党,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了便同他们三人结成一个「小组」,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即中共一大以前就成立了「巴黎小组」,——就时间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论当时的斗争情况,一九二一年上半年,甚至里大运动以前,看不出有共产党小组存在的迹象。我认为「小组」正式成立,至少赵世炎同「小组」发生联系,是里大运动失败以后的事情。除张崧年老年回忆不可靠之外,我们发现「小组」活动,最早的证据是利瓦伊汉的回忆。他说:「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此时,周恩来尚未去柏林,赵世炎尚未去北方县,他们才能约利瓦伊汉从蒙达尔来巴黎会面。赵世炎是一九二一年底去北方县的,可见此次会面是一九二一年底的事,即里大运动失败后一个多月的事。从此以后「小组」活动的证据就多起来了。我们有周恩来一九二二年三月给「山妹」(邓颖超?)的信,又有赵世炎同年四月给李隆郅和无名的信。惟有这样才能够说明: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另一次是反对朱启钤来法借款事)中,「共产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为甚么表现得远逊于非共产党员的蒙达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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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7 N( ~7 c/ Z1 f1 Z2 o0 ` \ 我将另作一文,说明我这个意见,不在这里喧宾夺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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