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赋 / 赋帝

赋姑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赋姑

桐城：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
五千年中华文化每一次里程碑式的以展都会定格于中国大地不同的地域，而17世纪时定格在了桐城。这一次停留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坛两百多年，而于桐城的影响则成为永恒。

桐城因其为桐城派的发源地而声名远播。作为桐城派的桐城，它包括今天的桐城市和枞阳县。桐城地处皖鄂赣交界的安徽西南部，这是一片空灵神奇的土地，“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为江、山咸阳之地。盖古桐城春秋时附于楚，三国时隶属吴，后因其地又西邻湖北，东望江浙，便有“楚头吴尾”之称。

桐城物产丰富，山川亦“秀绝人寰”。明代理学家陈献章游桐城，写下《题王判府相桐乡深处》诗，为桐城写下了“十里溪流十里花，居民多在水之涯”，“僻静园林开栋宇，宽间田地种桑麻”，“天下原无此地佳”的诗句。

最能体现桐城“地佳”的，莫过于其境内之浮山。浮山突起于平川，三面环水。登临这“山浮水面水浮山”的浮山，人似乎要随山飘飞。春江水涨季节登山，鸟瞰浩淼的湖水，令人油然有“湖光荡漾欲飘天”的幻觉。浮山又以怪石、奇峰、幽涧著称。唐代诗人孟郊以“鬼斧何年开石室”称浮山之洞；宋代王安石游历浮山后，感悟到朱门的“翡翠鲛绡不值钱”。据说东汉道教丹鼎派创始人左慈曾隐居浮山，自后，浮山就成为历代朝廷官宦、方外高僧、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之地。据现存山上483块摩崖石刻看，唐之白居易、孟郊，宋之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明代陈献章，公安、竟陵两大文学流派创始人袁宏道、袁宗道、钟惺，都曾游历过浮山，留下了石刻、诗篇。

生长于桐城的明代大哲方以智说，浮山的“石头壁立常伸指”。方氏得以有后来如是成就，恐与桐城“石头”时常“伸指”指点不无关系。而只有方以智，以至于桐城人，才能体悟到桐城“石头”的“伸指”。正是经此悟化，得使斯地与斯地的人一齐活了起来，终于在明清时代孕育出了灿烂的桐城文化。

说桐城文化，首先得讲桐城文化的象征——桐城文庙。作为明清以来当地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文庙雄踞老城中心，其南面临广场，东西北三面为名人故居集中的老街所环拥，有如众星拱月。文庙始建于元代仁宗延元年（公元1314年），明洪武初年移建于今址，后因兵火与风雨侵蚀，明清两代修葺达19次之多。如今的文庙依然格局堂皇，古朴典雅，颇有皇家建筑风范。

文庙建筑群以大成殿为中心，以“御道”为中轴线，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棂星门、泮池、泮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东西长庑等。门楼正中鎏金“文庙”二字，系赵朴初题书；红砖围墙上“万仞宫墙”四字据说是慈禧御笔。大成殿内供奉着一圣四贤十二哲的坐像。当年每至秋闱，这里便香烟缭绕，士子不绝。传闻“天启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百科全书” 式大哲学家方以智、“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以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众多名臣硕儒，于成名前均从泮桥上步入大成殿祭孔，以致金榜题名，故誉“泮桥”为“状元桥”。迄今，人们仍视登此桥为吉祥如意之乐事。

不知是因为桐城浓厚的文化气息催生了文庙，还是因为文庙的兴建促成了此地的文风昌盛。总之，自有此文庙以来，桐城文化就开始崭露头角。桐城士子们似也从那一天起就不遗余力地为文庙增光添彩，因为他们的努力，一个驰骋中国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横空出世，终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的美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学界将他们连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统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绵延200余年，集作家1200多人，留下传世之作 2000余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派。近代国学大家马厚文有诗为赞：“黄舒山水古今奇，释氏衰微儒士追。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

从明中叶以来，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桐城派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櫆而渐大，至姚鼐而鼎盛。方、刘、姚为“桐城三祖”。方苞为学为文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志向。又提出“义法”主张，“义”为言之有物，“法”谓言之有序。在任翰林院侍讲时，编成《古文约法》，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乾隆初年，该书成为钦定古文教材。“义法”理论由之受到士林普遍重视。刘大櫆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立足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经刘大櫆之力，桐城派开始具有全国性影响。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乾隆四十二年，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姚鼐为文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至今仍被世人称为古文读本精赅之书。其弟子数以千计，弟子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南北诸省，皆有传人。至姚鼐，桐城派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了“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同时还形成众多桐城派的别支。有名的如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阳湖派”，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侯官派”。

姚鼐之后，桐城派开始衰落。到了近代，又出现了一个天下士人以桐城派为正宗，从学者“如蓬从风，如川赴壑”的“中兴”局面。这不能不归功于桐城派士人为学为文的“近代转换”。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在为政为学为文方面，都为变法图强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政者如“桐城中兴”之主的曾国藩，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如桐城派名士薛福成，其经世之文，被当时士林推为“首屈一指”，他对西学的研究和西方社会情势之了解，被黄遵宪誉为 “无逾先生”。“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用古文言变法图强，革弊布新，被时人誉为“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辞，国朝名家无此境界”。对桐城派的近代使命最为自觉的当推吴汝纶。他认为其时文化的急务是翻译介绍西学，可当时天下士人崇尚的是八股文、考据之文、案牍之文，用这类文字翻译，既不能达西学之真谛，又不幸而陷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境地，自为“有识者方鄙夷而不顾”，其何能开启民智？于是他和弟子及同人，对桐城派古文进行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收效巨大的现代应用转换。桐城派文风转换最为成功的代表当推林纾与严复。他们用桐城派简洁典雅通俗的古文，翻译西方的小说与学术著作，其著作风靡全国，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成为古文现代应用的典范。力主白话文，反对“桐城谬种”的胡适，事后也不得不承认，林纾、严复的古文应用，取得了“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然而让桐城人津津乐道的远不止这一群名载千秋的大文学家，更有历史上著名的“父子双宰相”张英和张廷玉。

张英是清初理学名臣，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他为官清正谨严，一生深受康熙宠信，康熙称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为人又极谦和，遇同僚“善气导迎，未尝有迕”，家居则乡邻以至仆隶“常得其和，……无所寄怨”。有名的“六尺巷”故事就源于张英。

此巷位于文庙西南不远的西后街，巷南原为张英府（旧称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巷长100米，宽2米。其时，相府家人与吴氏因地界发生纠纷。家人遂驰书京城，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诗，旋即拆让三尺，吴氏深为感动，也退让三尺，于是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据说1956年中苏两党出现分歧，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还曾吟咏此诗。如今在六尺巷立有两座刻有“礼让”和“懿德流芳”的牌坊。行走于六尺巷间，感觉有一种别样的清凉雅静，仿佛灵魂受到一次洗礼。试想以首辅之尊礼让三尺，恐怕不光吴氏深为感动，就连天下人也都要为之感动了。桐城人在这样一种礼让之风里生活，真是够幸福的了。

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在中国历史上，张廷玉并非著名宰相，但却是中国历史上连任二十四年、任期最长的一位宰相。任上深得雍正、乾隆两代皇帝的信任。雍正生性多疑，但独独相信张廷玉，二人甚至 “名曰君臣，情同契友”，这一点与张廷玉的性格有直接关系。良好的家风使他养成了为人谨慎、不事张扬的性格，他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雍正也称他“外和平而内方正”。及至乾隆朝，汉臣的比重逐渐上升。当时讷亲被称为“满洲泰山”，而张廷玉则为汉臣众望所归，称为“汉江砥柱”。乾隆皇帝对这位三朝元老也敬重有加，当时张廷玉官至军机大臣，封至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死后，乾隆下诏以皇族礼仪厚葬，加谥“文和”，配享太庙，成为汉臣配享太庙第一人，并开清代文臣封伯侯之先例。所以他的墓园也叫“文和园”，位于风景秀美的龙眠山麓，墓道旁排列着形态各异的神兽和石刻，颇有皇家气派。墓园里还有两块雍正亲题御碑，称他为“赞猷硕辅”、“调梅良弼”。

桐城文化如此兴盛与桐城人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桐城私塾起源很早，到明代已遍布城乡，明清时期桐城“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许多贤达智者，淡泊名利，乐于乡里开办教育。方学渐便是“以布衣振风教”的典型。桐城派的大儒们首先也都是大教育家。明清两代，县学和私塾为桐城培养的进士达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实为罕见，以至时有“三里一进士，隔河两壮元”和“满朝进士半桐城”之说。

及至近代，新学兴起。传统教育发达完善的桐城，面对新事物亦不甘落后。从文庙向西北去不远，便是著名的桐城中学，其创始人即是被誉为“近代教育先驱”的吴汝纶。这位吴先生曾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办起中等教育来游刃有余。1902年吴汝纶游历日本，有感于日本近代教育的发达，回国后便着手创办桐城中学，成为安徽最早的三所中学堂之一。“桐中”的校址当年曾是桐城派文人聚会讲学的地方。走进校园，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众多石刻点缀于林阴之中，一不留神便与名人撞个满怀。校园里有一棵参天银杏，相传是姚鼐亲手所植，人称“惜抱轩银杏”。“桐中”的校歌借词入谱，记载了吴先生等先辈创业的辛劳，洋溢着“桐中”人对这位“校父”级人物的崇仰和爱戴之情。桐中的学子们也丝毫没有辜负吴先生“代起人豪”的期许和“勉成国器”（校训）的嘱托，章伯钧、朱光潜、慈云桂等彪炳中华近现代史册的人物就是“桐中”学子的佼佼者。

章伯钧少时就读于桐城中学。1922年，与朱德、孙炳文等一起赴德留学。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他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两大民主党派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朱光潜，16岁入桐城中学，他先后在英国和法国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通晓多国语言，是中国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第一人。他于60年代撰写的《西方美学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他长期献身于教育事业，为培养和扶助新人花费了许多精力。身为美学界名副其实的老前辈和权威，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却是：“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

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之父”的慈云桂，18岁毕业于桐城中学，其后在湖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读。1958年，在艰苦的环境下，研制成功了晶体管计算机。1977年，他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经过6个春秋的奋斗，终于研制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型计算机，为推进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桐城的教育还造就了一大批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诸如方东美、方孝岳、方令孺、马茂元、舒芜等。在桐城，教育与文化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一方面桐城的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誉满文坛的大儒，另一方面桐城的文人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又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使得桐城文化很快向全国乃至海外传播扩散。著名文史学家罗哲文在考察桐城时写道：“想过去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看今朝人文重崛起，再度领风骚”。文都桐城，代有传人，也就有写不尽的桐城文章。

来源：http://club.sohu.com/read_elite.php?b=anhui&a=1015499

赋姑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清朝，世人无敢轻桐城者。

记得中学曾经学过的桐城派课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一直误以为姚鼐是桐城派始祖，7月15日游览桐城文庙方得以纠正。


文庙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安庆桐城市老城区的广场北端，是古代用来祭祀孔子的。该庙象征着悠久丰厚的桐城文化。今年，桐城文庙的最深处，一个小小的木结构四合院，被辟为桐城派的展览场所。从其发源直至其没落，图文并茂地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展示了多幅相关作品和真迹。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得名于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都是桐城人。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文派的前驱。但在桐城文庙的桐城派文学起源的介绍里，只有戴世名一人的名字，方以智与钱澄之却并未出现。其介绍认为，在戴世名的影响下，方苞将这种文风发扬光大，形成更加明确的特色。此后，刘大魁继续发展，及至姚鼐，遂将其集大成，从而使桐城派文学得以更广大的范围内推广。

方、刘、姚，便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号望溪，出生在桐城一个士大夫家庭。青年时代，方苞立志“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32岁，获得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但因母亲生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时，因受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后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这些主张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槐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其文章令老师方苞也叹服不已：“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最终在安庆枞阳老家去世。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

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姚鼐之后，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而严复也是此时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兴趣。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人士仍在鼓吹“尊孔读经”，反对新道德、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于是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

有趣的是，在姚鼐时代，桐城派单独发展出来了“湘乡系”，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曾国藩是湘乡人，离我老家仅十公里之遥。曾的故居称为“富厚堂”，富厚堂的老照片在桐城文庙里出现了几次。“堂”是湖南旧时候对村民聚居地的称呼，类似于北方的“庄”。富厚堂虽然在乡下，但建制同样宏伟。据称，解放后，富厚堂被当成了小学、供销社、村政府办公处，可见这个“富厚堂”有多大。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1fb0f90100mhtj.html

开明

屈子之风 发表于 2013-2-25 13:07
观此文可知桐城人很不要脸。“张献忠围城三月而不克，“铁打桐城”；陈玉成坚守四年乃后撤，“固若金 ...

    “观此文可知桐城人很不要脸。“张献忠围城三月而不克，“铁打桐城”；陈玉成坚守四年乃后撤，“固若金汤””此句颇为无耻。张献忠军围庆安，时桐人俱，或降或逃或言守者不一，情势危急。时桐城县令为闽人张利民其以杀鸡血盟，折矢以誓，遂激励桐人守城。守至援兵至而得全城。桐城之守，皆赖于一外地人......”
        
       ——这位“屈子”，哪来的“犬子”？！
        无知若此，今七十五万桐城人“欲加尔罪，何患无辞？！”
       你可知当时为何？！这个“铁打桐城”在明清时的牢固度、险要性居江淮第一。民间传说其城头当时竟可“五马并驱”，是名副其实的我中华地方微型“长城”。不但为当时桐城人的骄傲，亦是江淮人民的骄傲。
       故令陈玉成、张献忠久攻不克，最后无可奈何，落荒而逃。
       这不是我说的，你翻下明清和民国的安徽、安庆、桐城的地方史特别太平天国史！
    你哪来的野畜，狗胆包天，竟敢雌黄“观此文可知桐城人很不要脸”——这般羞辱、诋毁古今声名远誉的桐城人？！
      你滚出去！！！{:soso_e111:}{:soso_e111:}{:soso_e111:}

开明

  

铁打桐城：......读桐人之《桐城赋》发现桐城的铁打硬度只是面对农民起义军而言的，那小日本子来了就拆除了，怎么不铁了？怎么不在抗日时铁打的呢？难道中国人或是桐城人只是窝里斗的硬，见日本人就萎了么？你们的桐城真是时硬时萎，对国人硬，对外族萎，如此之城，鄙之。     中华文都：......观此文可知桐城政府的脸特大了，桐城人的脸也特大了。仅凭清时出了几个文人就叫嚣“中华文都”把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一笔勾消全凝缩到你们桐城了，桐城人如此务实，如此体现时代的精神面貌，真是领教。......试问，三闾之乡、那司马相如、杨子云、左思、陆游、唐宋八大家，哪个人的文学影响力差于方、苞之辈？未想桐人竟大言不惭，毫无羞耻之心。     龙卧之地：明明是眠，死睡在那的，偏偏还想弄成“飞龙在天”的架式。桐人若说是龙眠也就罢了，毕竟是有据有实，然作“龙卧”就是失史失实，无非是桐人在骨子还想把诸葛亮的灵气也附带这上，蒙蔽些文化不高的桐城人罢了。     落凤之窝:......这个凤字我是怎么也没看出来，如此强牵附会，也就是桐城人能想出来吧。仅仅因为个出了宰相就能引出个宰相妈，就可以称为落凤？......读此文，或许是宰相的妈让皇帝给睡了，遂赐为“凤”于是桐人方才敢大胆起用此字？究其理，桐人无非是刚刚看了《三国志演义》恨桐城何以不生诸葛庞氏中人，遂于赋中过把卧龙落凤都扯到桐城，过了把臆想之瘾。余言桐城人无耻，即在于此。!      山水奥区：余未至桐城，不识不知其地理，就不说了，只是“张英所言的桐人气度是光明磊落、端重严格、不近纷华、不迩势利、欿然若韦素者。”余在今天的桐人文中实有看出来：铁桐城对国人硬，对倭人萎，实在是不光明磊落；弃中华文化而妄自尊大称“文都”实在是不端重不严格；羡诸葛慕庞统而乱写，实是近纷华而不中正；赋文体式相混，竟然掺杂阿拉伯数字，无非是给桐城政府抹粉，失去文人的独立人格，急趋势利；由以上者，今之桐人烂然若腐韦败素也。

    亏你文中还好意思说“余未至桐城，不识不知其地理......”
     ——“屈子”！你哪冒来的“犬子”？！信口雌黄，字字句句、口口声声辱我桐城？！
     狼子之心，何其毒也！
        {:soso_e111:}
   
     

关刀

屈子之风 发表于 2013-2-25 14:54
铁打桐城：此名或为古称，可不以细究。然，读桐人之《桐城赋》发现桐城的铁打硬度只是面对农民起义军而言的 ...

屈子先生在很多方面点出了楼主的问题，但说桐城人不要面，这样不好，请改一下，潘承祥的人格品德，桐城文界何人不知。何不不知其为望江人，与桐城人何干。

关刀

开明 发表于 2013-2-25 19:28
亏你文中还好意思说“余未至桐城，不识不知其地理......”
     ——“屈子”！你这哪冒来“犬子 ...

开明先生还说自己淡泊呢，呵呵，真象佛印“”放屁“”两个字就把苏东坡从江北骂到江南来了。也失桐城人温文儒雅形象。桐城文朋可不会认同你这样骂人，问好。新年快乐。{:soso_e181:}

开明

关刀 发表于 2013-2-25 21:49
屈子先生在很多方面点出了楼主的问题，但说桐城人不要面，这样不好，请改一下，潘承祥的人格品德，桐城文 ...

       我怀疑这个歹毒的“屈子”是不是意在这里指桑骂槐、借刀（潘）杀人（桐城人）。

开明

关刀 发表于 2013-2-25 21:54
开明先生还说自己淡泊呢，呵呵，真象佛印“”放屁“”两个字就把苏东坡从江北骂到江南来了。也失桐城人温 ...

             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我虽有耿直一面，更多时却有含蓄一面。
      {:soso_e181:}

铁锤

       炒作可以有，炒作成功的也有！但潘承祥赋中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去北京找个小学生也知道答案！这是小地方人坐在市井里写的！他写到赋里并恬不知耻地佐证而胡吹之，可能把望江县领导的意图全搞的变味了！其实一个高明的辞赋家完全可以先叙事由，再把这一句缀后，也就过的去了！而潘承祥是不懂赋的！就一味瞎吹！
      那么我们又问，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出桐城乎？算是文章吗？翻开四库全书，不知哪几页是出桐城的！这难道都不是文章乎？就城市雕塑上的那几本书，还抵不上金庸先生一个人的作品多！能说天下文章出香港乎？哪个城市没几位大才子？哪个城市没几位象样的学者？看看中国的诸子百家里的人物，又有哪几位贴的标签是桐城人？司马迁、孔夫子也算是一个会作文章的人了，是桐城人乎？还要例举很多乎？孔夫子的文章也都要归入桐城乎？欧阳修也不是桐城人，因为他不知“修”！浅薄之风自古有之！浅薄之人今亦有之！“天下文章出桐城！”也亏得潘赋帝鼓足勇气能说的出口！也有人在骂潘承祥是垃圾人，桐城是不是塑个垃圾人像。并标注说“天下垃圾人出桐城呢”？再找找看看，曹雪芹是桐城人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是桐城人乎？俺也写过几篇文章，俺声明不是桐城人！如果潘赋帝敢大喊三声，“您说的那些文章全出于桐城！”那我以后就再就不谈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为天下文人而羞愧！都可以去桐城认祖宗去了！俺是看了潘赋帝骂人的赋，才知道骂人咒人的最恶毒的文章真是出于桐城（注：也可能不是桐城是望江）！
    桐城有好文章这俺相信！过去有，现在也有！但潘赋帝的文章千万不要说是出自桐城，那种恶心的所谓的赋如果在桐城刻一块，把桐城就毁了！他是出自望江鸭子村的风格！

开明也真是的！冒充桐城人的望江潘痞子那样的骂人你都不急，屈子之风稍触动了桐城您就急了！我觉得择其对者而赞之，择其错者而批之可也！

另外：我同意屈子之风所说的观点，铁打桐城是对中国人内战而言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打日本就是豆腐桐城了！如果用潘的脸皮作城墙，说是钢铸的桐城我也信！中国人与中国人对打时，好有智慧！一个道德低下的望江痞子都有人同情，但我估计，凡是正直聪慧的桐城学者，也决不会长久地爱其邪才而护之！无德者，才愈多而害愈甚！

其实我很有仁人之心！可惜看了潘的德行就犯嗔戒了！金刚有怒目的时候，佛也有除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