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梧桐书屋 于 2013-8-29 07:25 编辑
凡是去过无锡灵山大佛景区的人,大概会记得在邻近太湖的东部景区内,梵音宫门口高悬着”妙应无穷”四字。这是一幅行书体作品,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书。那是2010年夏天,我与族弟程维同游此地,面对”妙应无穷”静默仰观,顿为赵朴初先生的书艺所震慑,可是,对这四字的内涵却不甚了了,思索良久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里的关键是对”应”字的解释。怎样才能算”妙应”?”应”又可解释作:应酬,应付,呼应,应景(古代白话)等意项。其中”应付”稍显消极,流俗常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说法,”对”即是”对应”,”应付差事”之义。
但是“妙应无穷”究竟要作哪种解释呢?近读《桐城县志道光续修》序言,有”起于上者谓之风,成于下者谓之俗”之语,其义即是:一种关乎教化的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是在上位者积极提倡,并由在下位的黎民百姓真诚响应的结果。这里的“成”,就是桐城地方民众对于倡议“感应”、“呼应”并落实到实践上去之后,所形成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一个地方良好风尚的形成,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肇始于在上位者的发起倡导,但优良风尚的实现,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在下位的普通民众的自觉接受,积极呼应,才能蔚然成风,并成为“约定俗成”的习俗——达到形成核心(或曰主流)价值观的效果,实现“富而教之”的教化的目标。 由此看来,“应”的解释:“感应”“呼应”不同于“应付、应对”是明显的了。明清时代的私塾,童子启蒙,首先要习“扫洒应对”,在今天看来,也属于社会劳动实践范围的事儿。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行先知后”说,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倡导“行有余而学文”,无一不强调社会性实践劳动在教育工作中的突出地位。记得“文革”后期,我所在的杨树公社,新开办了一所姜榜小学,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以前是停课闹革命),让学生一边参加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以及学校里的公益劳动,一边附带讲授一些课程。后来我上杨树初中,往返所经过的公社半耕半读学校,其课程是:半日劳动,半日读书。这类学校的办学宗旨非常明确:求生存,求发展!劳动可以养活自己,而读书则是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 无疑,这是近代现代以来,中国式私塾、书院 “耕读”模式的一种延续与变形。据余英时先生介绍,当今香港大学是在原博雅书院的基础上筹建而成,而当年的教育界前辈们则是以宋明书院的办学模式来设计博雅书院的。综观香港以千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区区六、七百万人口的滨海都市,竟办了20余新大学,且办 出了“香港大学”这样在世界上都叫得响的大学。这一现象,颇能引起我们对自己办学模式的思考:建国后效仿前苏联,其正面积极意义这儿暂且略而不论,而消极面则是带来了“假大空”歪风的嚣张。 我没有亲自体验过香港的大学教育,但耳闻他们的办学宗旨是将学生的就业放在第一位的,不由得使人联想到过去的“耕读”式学校办学“求生存”的教育的实践取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西方元素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几何时,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日渐侵蚀着中国的学校教育,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安庆市教育局沈波局长新说“我们的教育正陷入‘升官发财’‘沽名钓誉’的迷途而不能自拔。”①如何拨乱反正,由迷途返归正道?沈波提出“从继承中走出传统,以创新面对未来”的教育改革思路。②这里的“面对”,也就是“应对”之义。
当下我们重提教育的实践性取向,因为这一代青年学生面临的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虚拟化所带来的挑战,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迅速:一方面,要学习劳动生存的本领,一方面还要排除因过度商业化、资讯泛滥所带来的干扰和诱惑。有人说,这是个坏时代,又有人说,这是个好时代。如果进一步分辨其“好坏”的根源,我们便会发现,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实,再进一步思考,现在青年学子所面临的挑战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外界环境的恶劣:就业市场的狭小,就业竞争的激烈,而恰恰来自于个体生命的内在的“魔鬼与天使”“善与恶”的较量。也许,今天,你心中的“天使”能战胜“恶魔”,但明天,你如果放弃向上的努力,祈善的追求,那么“恶魔”便会卷土重来,并吞噬“善良的天使”。啊!这才是我们面对时势时,需要加倍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不断向前求索的真实理由呢!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愿与同学们共勉!
注:①②《安庆日报》4.24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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