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纪事（上） 八 在成都（二）——游杜甫草堂与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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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在成都（二）——游杜甫草堂与武侯祠

         9月15日，星期二，阴。昨晚我与黄伟先生下榻于成都华龙饭店，上午游览了杜甫草堂。杜甫草堂，有陆游、黄庭坚二人配享。虽然他们不是蜀地人，却皆流寓或游宦于蜀，深受蜀人尊敬，故以之配享，颇为贴切。

       进得门来，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付王闿运撰，赵全书的长联：

       上联：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日寒泉配食吴郡二高。

       下联：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开得宋贤两派。

       另一付由清人何绍基拟并书：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至于第三付：“荒江结屋公千古，宋代草堂奉（？）

        二贤”已记不清由谁所作了。

        杜甫草堂，又名“少陵草堂，”杜甫曾居长安南，这一带为古杜伯国旧地，以后汉宣帝与许皇后葬此，宣帝墓因名“杜陵”，许皇后墓较帝陵差小，因名“次小”、“少”。

        在草堂之内，我们分别邂逅了东北师范的赵静春，吉林出版社的刘燕，河北师大的吴（罗辑），河北南戴河师范的童、周二先生。他们都是来峨眉山参加会议的会友。游罢草堂，吟成四句：“一介书生杜工部，结庐城西暂避乱。如今广厦连华宇，游人如织君名慕。”

         中午退房后，观光武侯祠。祠内的主体建筑是三国文化纪念馆，馆内保存有岳飞手书的《出师表》，桐城姚昭书写的《诸葛亮传》。刘备与二夫人合葬墓静默地卧在祠内东南隅。

          对于诸葛亮，历来褒贬不一，议论纷纷。

        《二程集》233页，《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

         “王通言：‘诸葛无死，礼乐其有兴’，信乎？”

         曰：“诸葛近王佐才，礼乐兴不兴，则未可知。”

         问曰：“亮果王佐才，何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为于天下？”

         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几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则命也。某尝谓孙觉曰：‘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

         孙觉曰：“不然。圣贤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武侯区区保完一国，不知杀了多少人耶？”

         某未之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以利一己，则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诛天下之贼，杀戮虽多，亦何害？陈恒弑君，孔子请讨。孔子岂保得讨陈恒不杀一人邪？诛天下之贼，则有所不得顾尔。”

         曰：“三国之兴，孰为正？”曰：“蜀志在兴复汉室，则正也。”

         评：一直以来，人们可能会习惯性地将“兴复汉室”理解为：恢复刘姓的压迫剥削人民的封建专制统治。但在此处，却是误解。因为，既然宋儒的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那么，我们不难理解，所谓复兴汉室，即是要再造“文景之治”时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发展的美好社会生活局面。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二程理学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在君臣关系上，例如，二程此前讲到张良与刘邦的关系，俗人多讲是刘邦用张良。而程氏则认为恰恰相反，是张良利用刘邦的势与力，以实现推翻秦王朝的复仇计划，而一旦此目标得以实现，便拂袖而去，不再贪图汉王朝的高官厚禄，过着一种隐士式的普通人的生活。隐者具有极高的智慧，这大概也是程氏的观点有价值处之一。

       《二程集》233页，《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

        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曰：“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尔。秦灭韩，张良为韩报仇，故送高祖入关。既灭秦矣，故辞去。及高祖与义师，诛项王，则高祖之势可以平天下，故张良助之。良岂愿为高祖臣哉？无其势也。及天下既平，乃从赤松子逰，是不愿为其臣可知矣。张良才识儘（极—自注）高，若鸿沟既分，而劝汉王背约追之，则无行也。反观项羽的谋士范增，当刘邦前来负荆请罪时，却劝在宴席之中擒而杀之，虽说也属弄权者之不得已得下策，但毕竟是下策啊，故为项羽所不取亦情理中事也！

        或问：“张良欲以铁槌击杀秦王，其计不已疏乎？”

        曰：“欲报君仇之急，使当时若得铁槌击杀之，亦足矣，何暇自为谋耶？”（出处同上）

        窃以为：张良能够急流勇退，使自身的名节和身家性命得以保全，是学习了范蠡、范睢、蔡泽等人的人生成功的经验，汲取了文種、吴起、商鞅、白起等人由于贪恋权势名位而最终不能善终的教训，而作出的极聪明的选择。

         蔡泽劝范睢说：

       “夫人之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

         吾曰“身死且名在僇辱者，最下也，如汪精卫等人之流。”

       “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如我如浮云’。今君之怨已仇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不取也。且夫翠、鹄、犀、象，其处世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饵也。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义‘避’）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贪利不止也。是以圣人制礼节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于蔡丘之会，有骄矜之志，叛者九国。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勇强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夏育、太史噭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

         这段精彩的论述，看似蔡泽规劝范睢，实际上是司马迁借别人之口，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独家之见，以告诫千万后来者！

        通观武侯祠的布局，颇能发人深思。诸葛所侍奉的蜀汉王朝的权力主体刘备与其夫人却仅占据了东南角小小的一隅，似乎仅为诸葛武侯的附庸而已。据说，武侯祠的这种布局也是宋以后才有的，宋以前可能是另一种君权至上的样子了。

       从这个角度和观点看，小说《三国演义》与陈寿《三国志》在将以谁为正统的认识上差异明显，而扬刘抑曹的史学观，看来也是发生在宋儒之后。可见，蜀人竟能将赫赫君权在握的刘备配享诸葛亮，不是又一次大大的思想解放吗？

        这样的祭祀格局与设计竟然躲过了宋以后的明、清两个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朝代，且历经数百年风雨保存至今，岂不是宋儒的学说为蜀人所接受并贯彻落实得坚定不移的佐证吗？
       诸君如游此祠，不知又将生何感想？

       诸葛执掌蜀国政权，内修政治，发展经济生产，七擒孟获后，即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劳动生产技术的支持，开发西南边疆，增强蜀国的综合国力；外强武备，特别是志在出祁山，以武装力量打败魏国，以实现最终统一全国的政治理想。

       可惜，天不假之以年，六出祁山，屡受挫折。“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难道志在天下，壮志未酬的诸葛亮，不值得人们去学习、景仰吗？

        当时草拟一首《武侯祠》：“诸葛隆中一农夫，三顾频烦许身刘。鼎立西南君功首，英名流传千年后。”

        下午三点，我们在火车站购到621次从成都到攀枝花的车票，于晚上8：00到达峨眉山车站，黄伟打电话给会务组。不一会儿，市教委的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将我们捎到了目的地：四川省教委辖下的休闲度假村——教师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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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委属下的设立在峨眉山的教师之家，是我们此次旅程的终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