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劳伦斯》（下）

吴砺

                             《阿拉伯的劳伦斯》（下）

“《智慧的七柱》虽然细节极多——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被细节淹没了——但劳伦斯在书中对阿兹拉克的描述有些非同寻常之处。整整 5 页的篇幅中包含了整部回忆录的一些最情真意切的段落，他恋恋不舍地描摹了他在那里的美好时光、他的追随者与访客之间欢乐的同志情谊，还抒情地描述了要塞高墙之外号叫不止但从未被看见过的神秘的豺狼。冬雨开始降下的时候，要塞变成了一座漏水、冷湿的监狱，唯一的慰藉就是裹着羊皮取暖，但在他笔下，这些苦痛却有着鲜明的浪漫色彩。  “我们躲在那里，彻骨冰冷，一动不动，从黑暗的白天到黑暗，我们的头脑似乎悬空在这些厚重的大墙之内，刺透力很强的雾气流入每一个射击孔，如同白色三角旌旗。过去与未来从我们上方流过，仿佛没有漩涡的河流。我们做着梦，进人这个地方的灵 魂；  围城战与飨宴、袭击、谋杀、夜间的情歌。”p447

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位作家，能够更加精细缜密甚至是充满爱意地描写自己遭到的毒刑拷打。p451

三年后，劳伦斯提出了一个更为简单，但也更为老掉牙的解释，为自己与费萨尔的行为辩护。不是别人，恰恰是威廉‧耶鲁在1929 年向他问起了战时那些与敌人联络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在爱情、战争和联盟中，大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是公平的！噗！”p466

但历史上的游击战士们都会发现，对敌人实施打了就跑的打击是一回事，攻打人口稠密的城镇并防守下来却是另外一回事。现代的游击和反游击专家指出，这个过程需要“争取人心”，但赤裸裸的真相是，这里没有人心可以去争取。事实上，任何被卷入游击战区域的平民的核心问题是：活下去。为了生存，他们会投靠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任何一方，直到这一方做不到这一点，那时平民就会转投另一方，在这场极其原始的斗争中，对民族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呼吁几乎是毫无用处的；获得平民“忠诚”的办法就是为其提供保护，或者对其实施恐怖震慑，或者二者结合。

在塔菲拉的大街上，劳伦斯遇到了能够证明“争取人心”理念之荒谬的绝佳例证。城镇居民被从土耳其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时并没有欢呼雀跃地庆祝，对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概念也不感兴趣；塔菲拉的商人、小农和牧人却认为自己是被夹在了虎狼之间进退两难。他们对四处袭扰的贝都因战土既恐惧又仇恨，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骑骆驼的土匪。他们对纪律严明的阿拉伯军团不是那么害怕，但非常自然地认为，这样一支大部队可能会吃光他们所剩不多的粮食，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很快将食物藏了起来。在这一切的背后，所有人都很害怕，如果土耳其人夺回了这座山谷，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不会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群众对于最安全的选择产生了严重分歧。P469

但在塔菲拉，劳伦斯表现出了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个性特征：对敌人的仇恨，对他们愚蠢地攻击自己而狂怒不已。尽管他哀叹开进塔菲拉的“1000个可怜的土耳其人”的命运，但却没有了他曾经的那种同情心。事实上，劳伦斯在听说战斗打赢很久之后起义军战士仍然在峡谷内屠杀土耳其人时，显得无动于衷。“我原本应为敌人哀哭，”他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  “但在战斗的愤怒和辛劳之后，我的头脑已经太疲惫，懒得再走到那个可怕的地方，花一整夜的工夫去挽救他们。”p472

它或许是个骗局，或许是场闹剧，但没人能说我在其中演得不好。

-------T. E．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对自己在阿拉伯起义中扮演的角色的评论p474

在整个20世纪的所有文件中，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或许最能吸引全球瞩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无休无止的杀戮破坏当中，美国总统概述了一个半是乌托邦的设想。他设想了世界在未来的运作方式：主宰世界数千年的帝国主义架构将被一扫而净，所有民族都将享有民族自决：在这个世界里，争端将在“国际联盟”通过耐心的协商解决，或许能将战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份文件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具有革命性，它的冲击波传遍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柏林和维也纳的饱受战争摧残的公民们和他们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兄弟一样，认为这或许能够救他们于水火。令它更富有吸引力的是，威尔逊以简单和毫不含糊的语言设定了实现这个过程的路线图，即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原则》。P489

4月2日早上，劳伦斯和一小群卫兵从谷维拉出发，奔赴叙利亚内陆。这是一个多月来劳伦斯第一次骑骆驼，这次旅行很快让他兴致高昂起来。“沙漠景色的抽象净化了我，”他写道，“以它充溢的伟大涤荡了我的心灵。它的伟大不是来源于向它的空旷增添思想，而是来自思想的空无。地球生命的脆弱反映了天空的力量，如此巨大，如此美丽，如此强大有力。”p494

4月6日，他的队伍抵达了阿塔提尔谷。在劳伦斯笔下，这座  436谷地在初春的旖旎中宛如伊甸园，山峦和溪岸长满了茂密的克拉莎草和野花。“万物都在生长，”他写道，“这景象一天天更饱满和明媚，直到沙漠变得仿佛繁茂的水草地。嬉戏的风儿交叉着，跌跌撞撞地飞来，它们的宽广、短暂的劲风从草丛中汹涌而出，在一瞬闯将草丛化作明暗不一的锦缎，如同被滚压过的新庄稼。”p495

战略大师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环境，毫不感情用事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不管劳伦斯有没有帮助费萨尔写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那封信，几天之后，他就去会见了他在亚喀巴回避的那个人：哈伊姆‧魏茨曼。

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这次会谈非常友好融洽。魏茨曼当然已经知道，他与阿拉伯起义领导人达成谅解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英国中层军官。所谓英雄之间惺惺相惜，劳伦斯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本领也非常钦佩：他敏捷地安然通过巴勒斯坦的政治雷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方面相当成功地安抚了阿拉伯人的担忧，同时又以另一套说辞激起了犹太人的斗志。这两位战略大师很快就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丝毫不奇怪。

这种共识植根于互相的依赖。要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犹太人显然需要英国打赢战争，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支持阿拉伯起义。在和费萨尔会谈的时候，魏茨曼就提出动员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支持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在拉姆拉与劳伦斯磋商的时候，魏茨曼说的更具体：这种支持可以包括向阿拉伯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以反抗土耳其人。劳伦斯则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战后的叙利亚或许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在6月16日撰写的关于同魏茨曼会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占领大叙利亚之后，地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基督徒和外国势力就会转而敌对他……如果，在巴勒斯坦身处英国控制之下而地位稳固的英美犹太人选择在这个时机向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伸出援手……谢里夫费萨尔将不得不接受这种支援。”‘56}有了犹太人的帮助，费萨尔就可以“处理掉”国内的反对势力。更妙的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法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费萨尔在对付法国人时将拥有一个天然盟军。

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在当下，劳伦斯给外交部的建议是，阿拉伯人不应当寻求，更不能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援助；也不能给魏茨曼机会去达成他心急火燎的心愿：觐见侯赛因国王。

劳伦斯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态度的转变让他的上级非常高兴，尽管这种转变的程度有限。不知是出于天真还是深思熟虑的想当然，在该地区过去3个月中与哈伊姆·魏茨曼打过交道的大多数英国官员都买了他的账，相信了他那令人宽慰的设想：犹太社区在巴勒斯坦与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共同生活，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和谐之中。但劳伦斯和魏茨曼一样都是老谋深算的人，几乎 当场即看破了后者的诡计。他在6月16日的报告中写道：“魏茨曼博士希望，50 年之后犹太人将完全控制巴勒斯坦，而当前的目标则是犹太人在英国幌子之下控制巴勒斯坦。”

劳伦斯唯一的错误在于犹太人的时间表。仅仅30 年之后，英国的幌子就被拆除，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哈伊姆·魏茨曼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P511

现在，救赎这一切的时刻到了。这天早上在亚喀巴，他告诉他的那些衣着鲜亮的卫兵们，要准备好去赢得胜利，并向其中的叙利亚人许诺，他们很快就能回家了。“于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海风飕飕的海滩上集合，阳光播洒在波浪上，闪闪发光，与我的那些衣衫光彩夺目的部下交相辉映。”p517

这份报告的作者是美国军事情报机关在中东的主要通信员——军事代表威廉‧耶鲁。从这份报告开始，他建立了美国情报界的一个传统：对中东局势进行根本上的错误解读。在随后95 年中，耶鲁在美国情报界的后继者们将恪守这一传统。P527

T．E．劳伦斯的故事的一个迷人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如果？”的问题，即他失败的时候，整个世界损失了什么。如果在1918 年，阿拉伯人能够成立很多人为之拼死奋斗并坚信得到承诺的大阿拉伯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战后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能够和费萨尔‧侯赛因这样的人——他曾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种族亲缘关系和古老纽带”——达成协议，今天的中东将会多么不同？如果美国人在当时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又会怎样？

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居然曾经有一个时期，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高声疾呼地呼吁美国干预他们的国家。如果美国把握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机遇，历史将如何发展？或许不是某些人设想的黄金时代。劳伦斯本人常常谈到，真正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概念始终是海市蜃楼，因为阿拉伯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差别迥异，远远超过它们的共同点。或许，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奥斯曼人治下的旧体制那样），这样派系林立、难以驾驭的大国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技术和通信的进步几乎一定会让这些差别甚大的文化和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同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关系，因为在《贝尔福宣言》发布很久以前，阿拉伯人就开始敌视人口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并且对费萨尔的温和态度置之不理。事实上，战后的一位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阿拉伯领导人——费萨尔的兄长阿卜杜拉，就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刺杀了。至于假设美国军队进占中东，他们或许会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但这欢迎肯定是短暂的，因为这些军队一定会被卷入他们几乎完全不理解的当地政治矛盾，不可避免地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即便美国能够避免这些麻烦。肯定也会丧失“公平中立者”的美好形象，因为它自己也在逐渐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上述的这些难题造成的架空的历史轨迹未必会比过去的  491一个世纪里真实发生的历史——战争、宗教冲突、残暴的独裁统治，不仅困扰中东，更令全世界颤抖——更凄惨。这段悲伤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从巴黎和会代表们收拾行装、宣布自己使命圆满完成的那一刻开始的。P557

从那以后，西方人在中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到 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在他们曾为之拼死奋斗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国面临着一个泥沼。先是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导致了大规模的阿拉伯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游击队又以武力反抗英国军队。因为他们视英国占领军为建立以色列国的最后障碍。1946 年，在战争中精疲力竭的法国被迫放弃心爱的大叙利亚，但在此之前从叙利亚领土分割出了一个新国家：黎巴嫩。三年之内，叙利亚的亲西方民主政府就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而法国人在黎巴嫩强行安置的极其复杂的统治结构促使这个国家走向内战。1952 年，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落下帷幕。英国人安插的傀儡国王被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和他的民族主义自由军官运动推翻。6 年后，在伊拉克，与纳赛尔志同道合的一些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费萨尔建立的亲西方君主政权。到 20世纪60 年代，西方殖民主义时代不光彩地落下帷幕，中东格局与殖民列强在全球其他地方留下的烂摊子很相似。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由于石油的存在，中东业已成为地球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角落，西方就是想远离这个自己造成的乱局，也办不到。对于中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4场战争；黎巴嫩的10 年内战；也门的20 年内战；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少数民族遭屠杀；40 年间，政府赞助的恐怖主义横行；宗教极端主义造成的震动；美国的4次大规模军事干预和许多小规模干预；对于阿拉伯民族而言，直到前不久，从突尼斯到伊拉克的广大地区长期处于不问断的残暴或盗贼当政的独裁统治之下，导致绝大多数人口一贫如洗，毫无权益可言。

这一切的责任固然不能全部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做出的可怕决策，但在那时播下了一颗毒性特别强的种子。从那以后，阿拉伯社会倾向于不用自己的希冀，而是用自己敌视的对象——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五花八门的西方帝国主义——来给自己定。这种充满敌意的文化被一代代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操纵，甚至是狂热地培植，以便将人民的愤怒引导指向外部威胁——不管是“大撒旦”，还是“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还是开罗街头的西方音乐——而不是这些独裁者自己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全垂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代表着中东历史上一个潜在的划时代的时刻。自1918 年以来，  “阿拉伯的街头大众”第一次在自己的未来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公民参与和个人自由的因素已经被传播开，或许永远不会再被封锁起来。真正的民主和自决是能够持久的，在中东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长期受到压抑的地区，或许很容易只看到阿拉伯之春运动造成的短期混乱，但阿拉伯世界或许终于能踏上一个世纪前劳伦斯和其他几个梦想家为它设想的那条道路。P56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交锋的所有间谍和情报人员 当中，后来最坚决地与它脱离干系的就是T．E．劳伦斯。1921 年，他在殖民地部为温斯顿。丘吉尔效力期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阿拉伯人就像是我翻过去的一页，续集是很讨厌的东西。”p570

这个请求格外令人困惑的是，劳伦斯一直公开地对军事文化表示鄙夷。他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军服“在穿着它的人与普通生活之间筑起了藩篱，表明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意志和肉体卖给了国家，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即便是他们自愿开始的，也很可悲……军人允许自己的主人全天候使用他的身体，并独自掌控他的头脑和激情。”

但或许他的这个选择并不奇怪。在阿拉伯半岛，劳伦斯曾对成千上万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拼凑起了一项事业，组建了一支军队。与此同时，他一直为自己的招摇撞骗感到无比愧疚，因为他知道。这些与他并肩作战的人到最后几乎一定会遭到背叛。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曾暗示，还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在离开阿拉伯半岛之后，他永远不希望再一次处在需要肩负责任的位置。P571

劳伦斯虽然在公开场合贬低自己的作品为鸡毛蒜皮，但向一位朋友私下里吐露心迹，说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能够进入英语文学经典之列。在这方面，他将会大失所望。事实上，《智慧的七柱》的各个部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偶尔有水平极高的诗情画意和震撼人心的心理洞见，但常常被关于地形的长篇论文和一大串地名及转瞬即逝的人物淹没，往往令读者抓耳挠腮。尽管受到很多人坚持不懈的赞不绝口——劳伦斯肯定是最早毫不畏缩地直面战争的丑恶的现代作家之一，但按照一位很欣赏《智 慧的七柱》的批评家的说法，它仍然是那种“名声在外、享有美誉。却很少有人读的书”。P572

费萨尔‧侯赛因坚持要面见他。1925 年，这位伊拉克国王在访问英国期间，与劳伦斯在一位政治家的庄园举办的午餐会见了面。这是一次相当尴尬的重逢，两位老战友互相之间似乎无话可说。东道主还不断提到“美好的往昔”，这让劳伦斯非常不舒服。“我变了，”在这次会面之后，劳伦斯／肖写信给朋友夏洛特‧萧， “曾经东奔西跑、和那种人友好相处的劳伦斯已经死了。他还不如。尽管我曾经认识他，他现在却是个陌生人。”p573

在他的葬礼上，抬他的灵柩的人包括他的老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和斯图尔特‧纽科姆，而前来哀悼的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诗人西格弗里德‧沙逊。乔治五世向劳伦斯的弟弟阿诺德发去了吊唁信：“令兄的英名将永垂青史，国王心怀感激地认可他为祖国做出的卓越贡献。”

丘吉尔的悼词要长一些：“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p574

吴砺

2016.11.21